廣東是祖國南大門，燒制陶瓷歷史悠久，在國內陶瓷工藝美術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近三十年來，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韶關、曲江、連南、始興、仁化、南雄、惠陽、惠東、博羅、河源、龍川、子今、枚縣、枚州、大埔、興寧、平遠、豐順、汀海、潮州、潮安、揭陽、東莞、南海、佛山、三水、中山、新會、高鶴、陵水、廉江、高州、陽江、遂溪、高要、云浮、封開、郁南、廣州、增城和番禺等四十多個縣市，調查發現了新石器時代晚期、西周、戰國、漢代和唐至明代窯址一百七十多處，采集和出土了大批古陶瓷標本。這些陶瓷器造型裝飾和生產技術，都有一定的地方色彩和獨特風格，它的發掘反映了廣東社會經濟和生產技術發展的一定面貌，它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對我國的陶瓷工藝作出了一定貢獻。本文主要是依據上述調查和發掘所得材料，并聯系已發現的局部古遺址、古墓葬出土實物，對廣東古陶瓷進行初步分析，并對有關問題作初步探索。

    廣東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約有三、四百處，其中經過發掘的有二、三十處。據研究分析，這些遺址可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早期的分布于英德、始興、連山、羅定、封開、懷集、陽春、南海等縣。其中英德青塘遺址經過發掘，出土有繩紋、方格紋、籃紋、劃紋、粗砂陶片，均系手制，火候不高。這些陶片與打制石器共存。中期的遺址以潮安陳橋村、增城金蘭寺下層和深圳小梅沙遺址為代表。陳橋村出土的陶器主要為圓底的釜、罐、缽，表面抹平，多劃紋，還有用貝殼類壓印的紋飾及繩紋、籃紋等，口滑或頸部往往涂赭紅色寬帶彩繪，富有地方特色。金蘭寺下層出土的陶器，夾砂陶占82.5％，磨光紅陶占13.6％，彩陶片占3.9％,未見幾何印紋，只有繩紋、籃紋和劃紋。小梅沙遺址除出土夾砂粗黑陶和繩紋陶外還出土一件精美的《彩陶盤》，口徑23.6厘米(附圖一)，其胎質為黃色細沙泥陶，陶土經過淘洗、手制，火候低，器表及足部經過打磨后再在其上涂一層暗紅色陶衣，器外壁彩繪赭紅色的仰覆鉤形紋，器足繪水波紋和圓圈紋等。從其器形，陶質、制法、紋樣等特點來看，它與廣東東莞、增城、佛山和香港發現的彩陶碎片相一致，而與東南沿海江、浙、閩一帶遺址所出的彩陶器相接近，當屬于同一個文化系統中具有廣東特點的產物，而與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出土的彩陶器則有較明顯的區別。

    晚期的遺址，以曲江石峽中、下層，增城金蘭寺中層和佛山河宕遺址為代表。這個時期的遺址數量最多，幾乎遍及全省各地。陶片堆積范圍大，分布密集，制陶工藝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廣東是我國幾何印紋陶出現較早，分布范圍較廣和拍印技術普遍流行的一個地區，有著自身的發生、發展、興盛、衰亡的歷史過程。這時的陶器幾何印紋已相當發達，流行以曲尺紋、云雷紋、方格紋、圓圈紋、編織紋、籃紋等。一般來說夾砂粗陶、泥質軟陶和硬陶均拍印有紋飾，但也有素面無紋的。器形有陶鼎、陶鬶、貫耳壺、鳥形壺、圈足罐、凹底罐、高足豆等，其中石峽出土的陶鼎、陶鬶和貫耳壺與江西清江筑城下層、修水山背遺址及江西良渚文化的同類陶器相類似。據研究，廣東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陶器，是在本地區早期陶器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既有本地區的特點又有與鄰近的廣西、江西、湖南、福建等省區同一時期的陶器有密切的關系。

    在廣東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發現的窯址有三處。一處是韶關走馬崗，一處是連南貓頭山，另一處是梅縣凹峰里山。由于地區歷史發展的不平衡，其相對年代比金蘭寺遺址中層和石峽中、下層為晚，前者約相當于中原的商代，后兩者約相當于中原的商周時期。韶關走馬崗窯，系一座橫穴窯，該窯是在生土中挖成的，平面長約2.6米，分窯室、火膛、煙道三部分。窯壁涂有一層草泥土，經長期火烤變成堅硬的紅燒土。窯室為一圓形豎穴，火膛在窯室的東部，呈一長筒形的管道，燒窯時火焰經過管道進入窯內。這座窯的特點是規模小，不設窯算，無窯頂，是一種升焰式穴窯，其窯溫至高一般不超過1000度，窯內陶器是在氧化氣氛中燒成的。該窯燒造的陶器僅有夾砂粗陶和泥質軟陶兩種。夾砂粗陶胎呈黑色，紋飾不多，僅見方格紋，曲尺紋、籃紋、席紋等。泥質陶呈灰、紅兩色，各占一半左右。紋飾以方格紋、曲尺紋、籃紋為最多，但也有編織紋、圓圈紋、云雷紋和劃紋。并在各種器物上飾以附加堆紋。器形有罐、缶、盤、鼎、豆和器座，也有不少短頸敞口、鼓腹圓底、卷口尊。這種尊和廣東各地幾何印紋軟陶遺址中常見的尊的特征是一致的。上述陶器都是在無頂的穴窯中焙燒出來的，火候不高，手捏即碎，可知當時燒窯技術還有很大的原始性。

    連南貓頭山窯址出土的遺物有生產工具、制陶工具和陶器等。生產工具有石斧、石奔、石鑿和敲擊器；制陶工具有陶壓錘和拍印花紋的方格紋陶拍。從陶片和殘足推測，器形有罐、盆、鼎等。器表花紋有夔紋、籃紋、方格紋、回紋方格組合紋(有粗細之分)和弦紋。器形一般都很端正，厚薄均勻，造型比廣東其他地區同一時期的遺址所采集到的稍為簡單，也沒有柄把一類的附件。陶器的顏色有紅、灰、黑三種。在廣東數以百計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采集到的陶器胎質亦有紅、灰、黑、褐等顏色。說明當時的陶器都是在氧化氣氛中，同時又在熏煙的情況下燒造出來的。

    梅縣凹峰里山是一處燒印紋陶的圓穴窯址，共有窯三座，但已被毀壞，窯基及部分窯壁尚存，直徑1.3至1.6米，投柴孔設在窯身下端，投柴孔之上及窯內壁均凹凸不平，推測其原來有一層窯箅,但已塌毀，原貌不明。這是一種升焰式圓穴窯。出土的陶器紋飾有夔紋、云雷紋、席紋、方格紋、籃紋和夔紋與雙線方格組合紋。廣東發現以夔紋陶為特征的遺址，已有一百六十多處，這種紋飾很可能仿自中原的商周銅器而加以簡化。

    西周窯僅在平遠石正公社發掘了四座，結構基本一致。系一種圓穴窯，在生土中挖成，分窯室、窯箅、火膛、窯門四個部分。從火門進入為火膛，火膛之上是窯室，中間隔著很厚的窯箅。窯室平面為圓形或橢圓形，無頂，窯壁作弧形狀。窯箅和窯壁用泥拌草涂抹和夯牢，經高度焙燒，極為堅硬。窯箅表面平坦，窯箅之下為火膛，其中四號窯室殘高0.9米，寬1.5×1.8米。據推測，燒窯時窯頂可能用竹木或石板架成平頂，留出煙道后，其余地方用濕泥加以密封，燒成一窯器物后，再將窯頂揭開，再燒時則再搭上相同的平頂。該窯出土的陶器，以罐為最多，占69.97％，碗、碟占16.82％，壺、盂、盆、插座和陶壓錘數量最少。這些陶器，以幾何印紋硬陶為主。紋飾有方格紋、云雷紋、云雷與方格組合紋。素面陶也有，但數量不多。除印紋陶外，彩繪裝飾也是這批陶器的重要特征。有點彩劃彩兩種，點彩一般以二、三點為一組，點于器腹或口沿上，點距不很均勻；劃彩則以直線條紋(二至五條為一組)繪于印紋陶器腹環壁一周，也有繪于口沿的。彩繪顏色有黑、赭、棕紅、暗綠等色，以黑色為主。該窯雖然系一種豎穴升焰窯，但其燒制的印紋陶和彩繪陶器，據石灣陶瓷研究所測定，火候一般在900至1200度左右，可見該窯比韶關走馬崗窯進步，有一定的科學性，在燒成氣氛性質方面，能偶爾還原。

    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在饒平發掘的二十四座商周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醬黃釉和醬黑釉陶器，器形有各種大口圓底尊、圈足盤、平底或圓底罐等，有些外壁印條紋、方格紋或在器肩刻劃各種簡單的文字符號。火候一般約在900至1000度左右。其中大口圓底尊與河南鄭州出土的商代黃釉尊極為相似。在普寧亦有類似的墓葬和器物出土，可知廣東燒制原始瓷器歷史悠久。

龍川出土的西周《雙耳陶罐》(圖3)，器外腹下身模印斜方格紋，其上直至口沿均用渴黑色礦物顏料描繪回形雷紋環壁三周，線條厚處發光，胎質堅硬．燒造這樣的陶器需要掌握1250度左右的火候，說明當時廣東制陶技術已有了很大的進步。

雙耳陶罐 周 高16.0cm 口徑11.5cm 廣東省龍川遺址出土 廣東省博物館

    商周時期，南方是“百越”部落聚居的地區。在《尚書·泰誓》、《逸周書·王會》、《詩經·大雅》等文獻和中原出土青銅器銘文中有“南夷”、“倉吾”、“南甌”、“南國”、“南海”等詞，指的都是南方“百越”部落。南方“百越”部落同商周王朝經常有交往，有時也發生戰爭。在這過程中，逐步擴大了我國南北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上述發現的印紋陶，大口圓底尊和彩繪陶器等，它對進一步研究當時廣東與中原文化的關系和年代上，無疑是增添了可貴的實物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