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晉、南朝和隋、唐、五代，廣東的制陶工藝技術，又有了新的突破。從古窯址和墓葬出土的陶瓷觀察，各地的陶窯在漢代釉陶的基礎上，已轉向主要燒制釉色晶瑩的青釉陶器。幾何印紋陶和陶屋、陶灶、家禽、家畜等模型器，在晉代還有少量出現，但晉以后已基本消失。晉代和南朝的青瓷器形有碗、盤、罐、盞、豆、燈杯、盂、盆、天雞壺、唾盂和虎形器等。其中天雞壺、唾盂、虎形器和青瓷硯，系晉代和南朝的新產品。施釉較厚，釉色一般青中帶黃，閃閃發亮，均開片，是繼承廣東漢代釉陶發展而來．其胎質和釉色與福建、江西、浙江等同一時期的完全不同，火候也較低，有其一定的地方特色。廣州、韶關、連縣、始興等地晉墓出土的各種不同類型的青釉瓷硯，制作也很精美，這和晉人重視書法藝術，書家輩出是分不開的，如王羲之、衛夫人、王獻之都是這一時期的杰出書家，同時學習書法也是晉人的一種風尚。連縣西晉“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墓出土的灰陶犁田耙田模型、陶屋、陶井、陶盂、陶灶、陶釜、篩米俑、陶雞、陶鴨、陶牛、陶馬等小巧玲瓏。雞有籠，鴨有舍，牛有欄，馬有廄，形態各異、生動逼真。其中有一件《水田犁耙模型》(圖9)是這一時期難得的佳作。模型作長方型，長22厘米，寬16.5厘米，四角各有一漏斗狀設施，中間縱貫一田埂，將耕地分為兩塊，一塊有一人使牛犁田，另一塊有一人使牛耙田，人和牛的形象都古拙粗獷。據研究，這件模型中的耙屬于耖耙類，下有六個較長的齒，上有橫耙，是我國目前為止發現的最早的耖耙類實物模型。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統治階級不斷發生混戰，在這三百六十多年中，廣東地區相對比較穩定，《晉書·王導傳》載：“洛京傾覆，中州仕女避亂江左者十之六七。”可見江南一帶曾經成為剝削階級逃難茍安之所。廣州西晉“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和“建興二年”(公元314年)墓出土的方格紋墓磚，印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廣州皆平康”；“永嘉世九州空余吳士盛且豐”；“永嘉世天下災但江南皆康平”等文字，印證了這一歷史事實。

圖9. 水田犁耙模型西晉 長22.0cm 廣東省連縣墓葬出土 廣東省博物館

    隋代在歷史發展中，不過是短暫的一瞬。這一時期的窯址，在廣東境內迄今尚未發現，出土的陶瓷數量也不多，僅在廣州、韶關、英德、封開、博羅、連縣、始興等地發掘過一批隋墓，其中有“大業六年”(公元610年)墓。出土的青釉瓷器有碗、杯、盤、盂、燈、四耳罐、六耳罐等，也有陶塑磚雕等。其中青釉器造型別致，釉色精瑩，碗內一般均有仿洪州窯的規整的印花裝飾，看來廣東制陶工藝水平，比前期又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唐代廣東燒制的日用陶瓷，仍以青釉為主。兩晉、南朝流行的天雞壺、虎形器和印花碗等，已不復見。這時已開始使用圓筒形平底匣缽裝燒青釉器。器形有碗、碟、壺、罐、盆、壇等。器物胎質厚重，扣之作聲不清脆，硬度不強，均屬陶胎，吸水性大，施釉較厚，均開片，器物外壁均施半截釉，平底、滿釉和環底器數量極少，不少釉層剝落或脫盡，普遍有此種現象。廣東唐代器物，碗一般均敞口平底，素面無紋，這類碗與潮州唐代“儀鳳四年”(公元679年)墓，和韶關唐代張九齡墓出土的同類器形基本相同。也有一種碗，敞口，碗壁約四十六度左右傾斜，矮圈足，外壁壓印有四條直線紋，四瓣口，這也是唐代瓷窯中常見的一種碗形。壺一般均帶把，短流，平底，附蓋，并附有一至三耳，也有無耳的。這類壺潮州窯出土較多，有一定的地方特色。梅縣窯燒造的圓形十足青瓷硯，也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之一，其圓徑約四十五厘米左右，這種精致的大型青瓷硯，在國內均極罕見。佛山、南海、新會等地燒造的高身青黃釉《陶壇》(圖14)，造型也很精巧，器肩雕塑有我國傳統的神龍，上下還粘附有人物環壇一周，并附有用手捏成的水波紋與象征佛教的蓮瓣紋，器蓋頂端雕塑樓亭小塔，表現了唐代陶塑藝人高超的藝術才能，也代表了這一時期廣東造瓷藝術的卓越成就。

圖14. 陶壇 唐 通高87.0cm 廣東省佛山新會出土 廣東省博物館

    唐代廣東主要流行饅頭窯，這種窯型是受北方饅頭窯的影響發展而來的。當時廣東燒陶瓷和磚瓦均采用這類窯型。已發掘的潮州北堤頭唐代饅頭窯，平面近似半橢圓形，窯頂呈弧形，窯通長4.97米，分窯門、火膛、窯室和煙道等部分。由窯門進入為火膛，接著是窯室，后壁垂直，橫剖面作半圓形，下端有三個長方形的煙門，其后是三個長方形的煙道。該窯的特點是窯門、火膛后壁與窯后壁均采用灰色耐火磚砌成，其余部分采用耐火土夯筑。另一種半橢圓形饅頭窯，結構也大致相同，但整座窯均系用耐火土夯筑而成，極為堅硬。這類窯爐在廣東梅縣水東，增城朱村，南海奇石，新會官沖和三水，郁南等地，也有發現。這類半倒焰的饅頭窯，按理至高窯溫可燒至l300度，在還原氣氛中可以燒成標準的瓷器。但從各地燒成的青釉器來看，火候一般約在900至l000度左右，嚴格地說還是屬于釉陶，可見當時在掌握饅頭窯的燒窯技術方面，尚未達到熟練的地步。

    五代窯址，僅在南海官窯發現一處，該窯燒制大批彩繪陶瓷器，打破了廣東隋唐時期陶瓷不繪彩的舊習。1954年在番禺石馬村發掘了“乾和十五年”(公元957年)南漢第三個皇帝劉晟的昭陵，出土了近二百件陶瓷器，其中青釉四耳罐、六耳罐和夾耳罐，制作精細、造型美觀、釉色晶瑩，是同時期青瓷中所罕見的精品，也是廣東制瓷藝人在生產實踐和科學實驗進程中，所獲得的一項重要成果。這批瓷器的出土，成為廣東地區五代瓷器斷代的重要依據。其中青瓷六耳罐和夾耳罐已先后被收入《全國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覽圖錄》(1955年)和《故宮博物院藏瓷選集》(1962年)，作為南方地區五代青瓷的代表作品。

    唐代廣東與東南亞、印度和阿拉伯等一些國家，貿易往來極為頻繁，潮州、梅縣、廉江、遂溪等地燒造的青釉瓷已成為出口的重要商品。近年來在阿拉伯半島東南部的阿曼蘇丹國，也出土了不少五代南海官窯的彩繪陶器。說明廣東在唐及五代時，陶瓷曾經大量外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