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期，廣東與東南亞各國貿易往來極為頻繁。據《全唐文》、《宋史》等記載，唐代在廣州設立“市舶使”，宋代在廣州設立“市舶司”，同時在佛山也設立了“市舶務”，專門管理對外貿易事務。屈大均《廣東新語》說“石灣之陶遍兩廣，旁及海外之國”。朱彧的《萍洲可談》亦記載了北宋廣州商船出口情況：“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貯貨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北宋時期潮州、惠州、廣州等窯口均燒瓷器，唯石灣大量燒陶。這里所指的“貨多陶器，大小相套”，可能是指石灣的陶器，可見其外銷數量之多。據考證所知，過去在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亦出土過大量潮州窯、廣州西村窯和佛山石灣窯等唐宋陶瓷器。近年來在阿拉伯半島東南部的阿曼蘇丹國索哈地區，又出土了大量南宋浙江龍泉窯青瓷碗、盤，元代福建德化窯白釉印花碗，明代江西景德鎮青花瓷碗，五代廣東南海官窯彩繪瓷盆，北宋南海奇石醬黑釉四耳罐，明代石灣雜色釉騎獅人物像和黑釉三足爐等。可見早在唐宋時期及隨后佛山石灣陶瓷曾經大量遠銷海外，

    值得注意的是，廣州西村、南海官窯和奇石一帶一直沒有發現北宋以后的窯址，說明其窯業北宋以后已經衰落。宋以后佛山地區只有石灣這個陶瓷基地能夠繼續堅持下來，到明清又得到發展，為什么有這種變化?明顯的原因是：1.交通條件的變化。北宋以前，西江、北江在三水匯合后，通廣州的主航道是經三水縣的蘆苞圩，取道南?？h的官窯，石門這一線。北宋以后這條水路淤淺，被取道王借崗北邊從沙口分叉的兩條水路所代替。一條往東，經佛山北部的汾江到廣州；一條是往東南，經石灣瀾石取道佛山南部的支流到廣州。在古代，陶瓷的運輸主要靠水路，由于水路改道，所以奇石和官窯就衰落下來。2.宋代以后佛山手工業生產有了進一步發展。作為陶瓷基地，石灣在原料、燃料來源和興建大量龍窯的地理條件方面，都遠勝于廣州西村，所以西村窯這個基地也凋零下來。石灣唐代采用半橢圓形的馬蹄形窯燒陶，從北宋起即普遍采用龍窯燒陶。由于有利條件較多，且燒制的陶器是民間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器皿，所以它能從唐宋元明清一直繼續堅持下來。這也是它能長期立足于不敗之地的重要原因。

石灣隋代及其以前的古窯址至今尚未發現，但據調查所知，在石灣小帽崗及其附近瀾石大松崗、八仙崗，鼓顙崗和南海、廣州等地均發現有戰國墓和漢代墓群，已清理的漢墓已近千座。從出土器物來看，當時的制陶技術，已遠遠超越了秦代的水平，釉陶已普遍出現，而且器形繁多，花紋細致，坯胎堅硬，并掌握了釉藥的性能。器形有甕、鼎、壺、罐、碗、碟、屋、倉、井、灶、豬、牛、羊、雞、鴨等模型，制作精致，造型優美。其中約有45％以上的陶器均施釉，釉色有青釉、青黃釉、醬黑釉等，其中有一件廣州出土的東漢白釉陶罐，是一件難得的作品?？赡苁俏覈状傻氖甲?，值得研究。這一時期陶器的紋飾，遠比戰國時代的復雜，更加纖巧繁縟，豐富多采。如果依照紋飾施制方法的不同，大體可分為印紋、弦紋、刻劃紋、附加堆紋、彩繪、涂朱、鏤孔等七類。

在緊靠石灣的瀾石，亦發現有戰國時期的土坑墓群。出土的陶器有碗、碟、盞、杯和米字紋陶甕等。1977年廣東省博物館會同佛山市博物館在石灣大帽崗東面的河宕發掘了一處規模很大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貝丘遺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和大批幾何印紋陶片。河宕出土的陶器有十五種左右，紋飾近三十種。到目前為止，河宕的陶器紋飾，是我國同一歷史時期印紋陶遺址中紋飾最豐富多采的。其中的云雷紋，比商周銅器的云雷紋還早一千多年?？虅澐柕奶掌喟l現不少，其中有“Ⅰ”、“Ⅱ”、“Ⅲ”、“Ⅹ”、“個”等，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陶器、山東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和青海柳灣等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的陶器，都有此類符號，可見我國文字的起源是多元的。石灣河宕出土的陶器是用穴窯燒造出來的，顏色有紅、灰、黑、褐等種。在廣東數以百計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采集到的陶器顏色亦基本相同，說明當時的陶器都是在氧化氣氛中，同時又是在熏煙的情況下燒造出來的。從河宕發掘情況來看，早在五千年前石灣一帶曾居住過制陶業相當發達的原始農業部落，他們揭開了石灣燒陶的歷史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