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不論前嫌，能者重賞重用的政策下，招降了一批批漢族和其他各族武將文臣，尤其是因多給以重用，使他們能調轉槍頭，成為攻金戰爭的實際主力，如劉伯林、耶律留哥、史天倪父子、張柔、石天應等一大批降將都屢立戰功，也被封顯赫官職。成吉思汗還通過對耶律楚材、耶律阿海、郭寶玉等許多漢儒智謀出眾降臣的重用，聽取他們關于立法、納稅、治國的建議和統治經驗。關于成吉思汗采納和重用漢儒人才諸多記載，大家不妨參考《元史》和蒙元相關史料以及17世紀以來國外的諸多蒙古歷史的研究著作的研究，我這里就不羅嗦了。
總之，成吉思汗時期毫無疑問采納漢儒的一些治國策略，也為蒙元忽必烈的元代王朝大量重用漢儒人才和漢儒治國框架提供了參考依據。
二、蒙古帝國中晚期：忽必烈蒙元時期的漢儒文化背景
忽必烈蒙元帝國包含忽必烈元朝前期和仁宗以后英宗、文宗、惠宗(末期)的元代中后期。成吉思汗之后，窩闊臺在耶律楚材的幫助下，仿照中原漢地的先進政治文化制度，以漢儒治漢地。但是，少數民族皇帝和貴族想要對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達到一定程度的造詣，這是很艱難的，必然需要一個發展過程。幸而蒙古最高統治者具有一代天驕的寬闊胸襟和開放思想，楚材得以借助統治者的權威而號令天下。后來蒙古國的繼承者在明爭暗斗刀光劍影的政治斗爭中，放棄了楚材苦心經營的儒治，皇帝在貴族的要挾下無奈的回復到草原本位主義。這也直接導致元代在延續近百年之際而土崩瓦解。
對于蒙古貴族集團制定的“汗制”來牽制最高統治者，使其完全要維護本集團和成員的最大利益。這種情況，在忽必烈統治時得到了改觀，也在這一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進行著進一步的整合，是我國民族第二次大組合時期。忽必烈早在潛邸時期，就表現出對儒家思想文化的興趣，他“聘起儒士，講論書史，究明理學，問以治道”，對學習和吸收先進文化持積極和開放的態度，他開金蓮川藩府，廣泛招攬了一大批漢族地主階級中的代表人物，郝經建議忽必烈施行儒治，以“國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參遼金之遺制，……附會漢法。”行漢法也即儒治，蒙古統治者雖然可以馬上得天下，卻無法馬上治天下，這迫使蒙古集團正視客觀實際，調整自己的統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政治思想，忽必烈任用大批儒士，出于維護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的需要，采取了一些“變易舊章”的文治措施。社會的巨變使意識形態領域產生了多種反映，漢儒們目睹蒙元統一大業的進程，紛紛走上與蒙古合作的道路。
但是，元世祖忽必烈統治的時期，始終存在以耶律楚材、鄭經等儒臣的“義理至上”為宗旨的儒家政治集團與王文統、阿合馬、盧世榮、桑丹為代表的功利派理財之臣的激烈斗爭。由于幾次戰爭的勢利，國庫虧空，加上蒙古貴族集團的對利益的貪婪需求，致使忽必烈不得不妥協于現實。王文統、阿合馬等人的種種非正常財政斂財措施，引起許多儒臣的不滿，武官王著聯絡僧人高和尚，趁世祖北往上都(今內蒙古境內)時，假傳太子之命召喚留守大都的阿合馬，然后設計，把阿合馬刺殺。二人事后被捕殺。但之后眾大臣紛紛上書，力言阿合馬所為多不法，結果忽必烈亦數阿合馬之罪，不但沒收其家產，殺其黨羽，還剖開阿合馬之棺槨車裂其尸，以此來挽回儒臣和受害民眾的心，重新樹立蒙古統治階級在廣大漢儒民族當中的統治地位。
從此忽必烈的蒙元時期一度被后世評論為草原民族不用漢儒罵名。其實這是對元代歷史的誤解，深度研究蒙元歷史發現，對于忽必烈從重用漢儒人才，到慎用漢儒人才，再到企圖依賴漢儒人才，是有特定歷史原因的。當然也有其政治意圖，即便沒有，起碼也是失策和失察之責。
通曉儒家文化的仁宗繼承皇位之后，忽必烈晚期混亂的治理得到緩解。隨著科舉的開啟，大量的儒臣和文人參與治理朝政。隨之開放市場，鼓勵農業，發展手工業、有限度的恢復宋唐傳統，尊儒、尊佛教、尊道教，祭祀孔廟，自此社會面貌發生新的轉變。
繼成宗之后，仁宗皇帝可謂儒學最有造詣。在儒師王約的積極倡導下，在李孟等漢人儒臣輔佐下，推行“漢法”的政治方針。同年，命國子祭酒劉賡去曲阜，以太牢(牛牲)祭孔子。公元1314年下詔襲封孔子53代孫為衍圣公，后來又加封孟軻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夫人。他多次對臣僚說要開辦學校，以儒家經典為主要教科書，并開科取士，提高文人地位，為了治國安邦，確定以儒家的倫理綱常作為統治思想，要蒙古族大臣了解和掌握儒學要旨和政治。
仁宗下詔實行科舉，規定“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書為先，詞章次之”。科舉考試每3年舉行一次，命題以《四書五經》為主，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道，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分別試出榜。仁宗在政治上滿足了漢族知識分子要求廣開仕途的要求，還規定考試采用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從而以程朱理學作為考試取士標準，確立了理學思想的統治，這對后世的科舉用人制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英宗和文宗這兩位皇帝不但自幼分別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尤其文宗皇帝既是詩人，又是畫家，對漢儒治國與成宗相比更甚一籌。更多的體恤民情，發展農業、發展手工業(明確記載文宗親自向景德鎮浮梁瓷局派遣督窯官)、重視商業和海外貿易等。但這種漢儒治國方略，由于蒙古貴族對皇帝的極大牽制和阻擾，使得元代晚期的社會狀況并沒有擺脫蒙古主體階級利益的壓制。比如重要官職漢儒不能擔任正職，科舉對待漢儒的錄用有所限制(推舉為重)。在社會人才選拔層面，除科舉而外，還有漢儒推薦制度，這也大大增加漢儒進仕的渠道。這種制度700年之后的現在，我們也許可以理解，目前重要官職也不都是推舉嗎？少數民族同樣也不可以在漢族主體政權里擔任正職。完全憑人才實力的選拔任用，我想除春秋戰國時期基本做到，秦漢以后到現在數千年以來的漢儒主體政權統治當中都沒有做到，蒙古少數民族沒有做到就不足為奇了。
總體來講，蒙古統治時期，儒臣和漢儒文人是多階段參與到蒙古王朝主體管理之中的，從成吉思汗、窩闊臺、蒙哥、忽必烈、仁宗、英宗、文宗等皇帝都看重漢儒人才，更看重漢儒治國策略。只是蒙古貴族的宗法牽制，使得重用漢儒人才和推行漢儒治國策略有所保留。你讓一個漢儒文化主體之外的少數民族完全尊重漢儒文化和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是現代文明社會也難以完全做到，何況在700多年以前的封建社會當中。用現在的思維去理解700多年人們的思維和做法，顯然是缺乏歷史認識觀的。
我們對蒙古歷代帝王與漢儒關系的了解，使得我們對元代瓷器歷史文化背景，有一個清晰的參考。從而對形成元代瓷器裝飾風格和紋飾來源有一個清晰的了解。如果忽視了蒙元時期漢儒文化背景，忽視了元代瓷器，尤其是元青花瓷器紋飾中飽含的大量漢儒文化因素和漢儒圖案借鑒。那么，對元代瓷器的研究是非常片面的，也是缺乏歷史正確觀的。在此希望那些鼓吹“元代瓷器構圖和紋飾來源于西亞”的專家、學者、藏家們，元代瓷器的主體是漢儒文化，這其中包括傳統陶瓷、佛教、道教、民俗藝術、少數民族藝術等。研究元代瓷器，必先要研究蒙古歷史和蒙古社會狀況，否則容易粉末倒置，甚至鬧出很多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