鈞瓷是我國五大名瓷之一，產于河南省禹州市，因其獨特的窯變藝術而獨步瓷林著稱于世，在中國陶瓷史上寫下了輝煌的篇章。從商周時期的原始青瓷產生，到漢代瓷器的成熟，因瓷器與人們社會生活的密切關系，被后人形象的比喻為古代生產中的“重工業”。
唐宋時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得到了高度的發展，瓷器更是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燦爛，得到了上層社會和宮廷的賞識，于是“貢瓷“在唐代出現了。隨后宋代形成了早期官窯，而真正意義上的官窯則確立于宋元時期。鈞窯也不例外，因其御用，長期以來人們約定俗成有了民窯和官窯之分。關于鈞窯的創燒年代，大量研究資料已經證實，受唐代花釉瓷器的影響始于北宋，毋庸置疑；而官鈞的年代問題，因種種原因，歷來就有爭議，但均缺乏確鑿的文字資料，一直未得到海內外專家學者的共同認可。
如今，迎著和諧中國的太平盛世，昔日的“五大名窯”唯有鈞瓷的發展獨樹一幟，在當今文化經濟的大潮里扮演著重要角色。鈞瓷這一藝術瑰寶，在禹州鈞瓷人的共同努力下，正煥發著無限的青春。2004年禹州城市改造，位于鈞臺窯范圍內的制藥廠院進行房地產開發，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為鈞瓷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資料，同時也把官鈞年代的問題推向了風頭浪尖。2005年11月，禹州市人民政府舉辦了“中國禹州鈞窯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圍繞著鈞瓷的歷史、傳承和發展進行了激烈的討論，與會的海內外專家學者們紛紛為鈞瓷的發展獻計獻策，會議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然而，有關官鈞年代的問題也又一次成為討論的熱點。2006年11月，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將其“官鈞年代研究”的新結論發布。該觀點引起了許多鈞瓷愛好者和媒體的關注，因此就鈞臺窯和官鈞的相關問題和深圳文物考古鑒定所的結論進行簡明的分析與通報就顯得尤為必要。只有這樣，認真的對待不同的觀點用辯證的方法去認識分析問題，才能使集數千寵愛于一身的鈞窯更具有魅力。
鈞臺窯，1964年發現，1974年進行發掘，1988年被定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從概念上“鈞臺窯”是指禹州城內東北隅古鈞臺附近的整個窯場。十幾年來我們通過考古調查證實，它的燒制時間上至唐朝，歷經宋、元、明、清并延續至今，幾經盛衰，雖逾千年但終卻未止。1977年這里發現了唐代的窯爐和大量的瓷器標本，最近幾年來又有少量的唐代瓷胎三彩和唐青花出土，其中三彩和洛陽、鞏義的三彩有明顯的區別。宋時又為宮廷燒制貢瓷，創造了新的頂峰。金元時期仍有燒制，從扒村窯系標本“……余困居寒城（禹州）半載，同友修枕二十有余，時在紹興三年清和望曰也（1133年）”的款式上就可得到證實，當然更有大量的金元時期標本出土。明代《大明會典》“光祿寺每年缸壇瓶，共該五萬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鈞，磁二州，……”記載，鈞臺窯范圍內又有大量制作和畫工精美的同類器物標本出土，相對吻合。清代時古鈞臺緊鄰的縣衙內曾置辦鈞窯，并有史料記載和實物出土。新中國成立以后，改革開放的今天，鈞官窯遺址得到了保護，鈞瓷研究所更是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擔負著保護、研究和開發的重任。鈞臺窯作為北方一個重要的窯場，薪火歷經千年而盛燒不息，證明它瓷藝高超，制作精良，廣為傳播。除燒制鈞瓷外，同時還兼少大量的黑瓷、白瓷、三彩、天目等其它類瓷器，為禹州瓷業的地位和繁榮中國陶瓷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官鈞是指鈞臺窯北宋末期為宮廷燒制的陳設類瓷器，官鈞和鈞臺窯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因此，決不能把兩者之間劃等號。官鈞只是鈞臺窯上的某一時間段，鈞臺窯的內涵和外延比官鈞大的多。因此，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能正確的認識和對待來自外埠的研究結論。
2004年隨著禹州鈞臺窯范圍內的制藥廠院開發，深圳文物考古鑒定所利用資金優勢，前期獲得了一批寶貴的文物標本，并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精力進行了研究和運作。他們從明清文獻、器物排比、“宣和元寶”錢范、鈞瓷“奉華”銘、“艮嶽”與“花石綱”等問題上找到了諸多疑問，并一一推翻，最后通過鈞臺窯此次出土的方流雞心扁壺、高足碗、大罐等典型器物的排比，結合南宋和明代的相關繪畫資料進行了考古調查，得出了官鈞的燒制年代應集中在明永樂和宣德時期的觀點。對于他們為鈞瓷研究所傾注的熱情和努力，對于他們對中國陶瓷研究付出的辛苦和癡心，作為文博界同仁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但正如他們最后所說的那樣：“當前對于官鈞的研究，其目的與意義似已超出了單純的年代考證，堅持還是背離以考古學為基礎，靠材料說話的實證路徑，才是我們首先要正視的問題。”
目前，就官鈞年代的問題，還有一批學者仍有疑議，故不能定論，更需大家進一步去做科學的探索與研究，但是無論官鈞的年代如何，這個問題絲毫不會影響到鈞臺窯在中國陶器史上的地位。并且，隨著更多的學者的研究探索，鈞瓷文化的魅力將更加迷人，鈞瓷文化的推廣與發展也將迎來全面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