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紀是東西方瓷器貿易的繁榮時代。中國作為最重要的制瓷國，是當時東西方瓷器貿易中當之無愧的主角。而這一時期，日本隨著瓷業的崛起，也加入到了外銷歐洲的行列中，與中國形成競爭。

　　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伊萬里”與“中國伊萬里”之爭。

　　日本的瓷器制作始于1610年，雖然出現時間較晚，但在歸順于日本的朝鮮陶工的幫助下，以及地方政府的干預下，日本的制瓷業吸收了許多中國技術，進步很快，至1650年后便已步入成熟階段，規模上達到了量產，質量上已接近中國。而此時中國正值明清改朝換代的動蕩時期，其后續影響直至1680年隨著三藩之亂的結束而結束，這些戰亂給中國瓷業帶來了極大的傷害。

　　面對中國瓷業的蕭條，其時作為東西方瓷器貿易紐帶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將觸角轉向了日本，希望用日本瓷器代替中國瓷器以滿足歐洲及其他地區的需求。

　　日本瓷業自然不會錯過這個機遇。一方面日本制瓷技術在1650年后有了飛躍，實現了量產化，有能力承接荷方需求；另一方面，荷方的大規模訂購進一步促進了日本瓷業的繁榮和制瓷水平的提高，能更好地滿足荷方需求。日本瓷器于1650年后開始了大規模外銷，尤其是1659年，與此前的年均數千件的出口量相比，一下子躍升至56700件，成為日本外銷瓷器起始的標志性年份。日本瓷器進入世界市場后發展很快，從17世紀下半葉至18世紀中期這段時間，日本瓷器在歐洲創出了聲譽，得到歐洲貴族的喜愛。其代表性品種就是柿右衛門風格瓷器和“金襕手”風格瓷器。由于日本出口到歐洲的精品瓷器均從伊萬里港口出運，故被歐洲通稱為“伊萬里瓷”。

　　柿右衛門風格瓷器出自柿右衛門窯，由酒井田柿右衛門家族創燒。其典型風格流行于1670~1690年左右，特征是在略帶乳白色的白胎上施紅、綠、青、黃、紫等色，筆鋒纖細，也稱為“濁手”，又稱“乳白手”。柿右衛門瓷器既繼承了之前日本瓷器受中國瓷器風格影響的傳統，又體現了日本江戶時代審美文化的特色。它的紋樣來源于中國，但構圖形式卻具有日本風味。如往往將構圖重心置于一旁而非中心，形成“偏”的風格，這恰是受了日本當時歌舞伎文化的影響。

　　進入1690年以后，日本瓷器逐漸形成了以“金襕手”風格為代表的“古伊萬里”風格，日本古代瓷器也發展到了高峰階段。“金襕手”風格瓷器的特征是釉下青花與釉上彩結合裝飾，再施繪金彩，以大蓋罐等器形為主。由于大量使用紅彩和金彩，故顏色鮮艷，整體風格顯得絢爛奪目、雍容華貴，這與當時歐洲流行的洛可可風格的趣味是一致的。

　　由于日本“伊萬里瓷器”在歐洲逐漸受到歡迎，中國瓷器為了爭奪市場，也開始對這批日本瓷器進行仿制，于是被稱為“中國伊萬里”。“中國伊萬里”不僅仿得惟妙惟肖，而且在裝飾水平和瓷質上甚至還優于日本瓷器，并能以更便宜的價格參與市場競爭。

　　“中國伊萬里”和日本“伊萬里”瓷對比，兩者造型相似，裝飾上均追求金碧輝煌的效果，也都使用了18世紀“伊萬里”外銷瓷中常見的開光裝飾。不過，中國的開光內描繪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人物，這在此時期的日本“伊萬里”外銷瓷中很少見到；日本瓷器則一般常繪日本人物。這說明中國瓷工在仿日本“金襕手”風格時也進行了一些改動，并非一味照搬。

　　由于中國瓷器的仿制品物美價廉，一段時間下來，日本瓷器競爭不過中國瓷器，最終在1757年退出了國際市場。與之形成反差的是，中國瓷器僅在1750~1755年的5年間便向瑞典出口了1100萬件瓷器。

　　其原因有很多方面，如日本瓷器供應量不穩定，易碎、交貨慢、交貨中常有缺斤少兩的欺騙行為、日本翻譯人員的加價等，但根本上還是因為價格比中國瓷器貴——即使問題很多，但只要有價格優勢，總還是有一定市場的。關于日本瓷器價格昂貴這個問題，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檔案里有很多記載。如1686年的記錄顯示，日本瓷器“如此貴以至于我們不敢也不能同意這個價格，以免將來擔責，因為荷蘭售價只有這個的一半”。又如1750年的記錄顯示，荷蘭東印度公司試圖向日本發樣訂購瓷器，但卻被開出了“離譜的不合理的”價格，因此交易未達成。（原標題：300年前的瓷器“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