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羊井遺址位于邯鄲市區西南郊渚河北岸臺地上，面積約5萬平方米，遺址包括龍山、先商、商代和周代等多個時期的文化遺存，其中以先商時期文化堆積最豐富，性質均屬于漳河型遺存，并可分為三期，幾乎涵蓋了整個漳河型的發生與發展歷程，因此屬于漳河型遺存的典型標尺性遺址。組合繩紋陶鬲即發現于先商第一期的灰坑H21之中。
陶鬲編號H21：1，夾砂灰陶質，薄胎規整。矮領，微鼓腹，高錐足。口徑18、通高23厘米。沿下頸部飾有整齊的豎行細繩紋，規格已接近線紋，腹部則飾有麥粒狀斜行中繩紋，兩組紋飾接茬交錯，形成一種組合式繩紋裝飾。兩種不同粗細規格和施法類型的繩紋同時施于一器，觀察其裝飾工藝及效果似乎并不協調，究其緣由可能并非出于設計與技術操作層面，推測很有可能是由于文化風尚轉型等方面的社會原因，這一推論的根據來自于漳河型獨有的考古學文化面貌特性。
漳河型最具特色的文化特征反映在陶器群方面就是：主要器形鬲、罐類的陶器，形規胎薄；矮領高錐足已成為鬲的基本定型之制；器表所飾的繩紋整齊而細密，有的不足1毫米而稱為線紋。因此，細繩紋或線紋的高錐足鬲和深腹罐，幾乎成了漳河型遺存的典型文化標志器，不僅是漳河型形成的一種文化載體實證，也是區別于鄰近的二里頭文化和岳石文化的重要參照物。然而長期以來，作為漳河型典型文化特征的細繩紋，一直未能搞清其發生與起源的詳情。北羊井出土的這件組合式繩紋鬲，粗細兩種風格的繩紋兼飾一器，很有可能就是細繩紋風尚起始開端階段的一個物證。因此，這件陶鬲不僅反映了漳河型細繩紋之風的發端以及標準陶鬲定型之初的情況，而且更重要的還是漳河型文化形成的一個標志，因此對于先商文化的考古學探索將具有重要的意義。
北羊井期文化突變
北羊井遺址先商第一期出土的組合繩紋陶鬲，并不是偶然出現的產物，而應是考古學文化集中變革背景時期的衍生品，陶鬲所屬遺跡H21之中共出的陶器情況，可以清楚地說明這一點。
灰坑H21共計出土陶片636片，陶胎較薄，繩紋構成大致為：中繩紋32%、細繩紋17%，其中細繩紋中還含有少量線紋。陶器總體變化趨勢為陶胎變薄，形體趨向瘦高，繩紋以中繩紋為主但整體趨向變細，已開始出現線紋，并仍存在少量的麥粒狀繩紋。該灰坑是北羊井先商第一期的代表遺存，其年代大致介于下七垣第4層和第3層之間，約相當于二里頭文化三期晚段。
如何認識下七垣第4層與第3層遺存之間的較大區別，一直是先商文化探索中的焦點爭議問題。北羊井以H21為代表的第一期遺存，恰正處于下七垣第4層、第3層之間，其文化特征不僅將前后兩者緊密聯系起來，更重要的是清楚地闡釋了兩者之間區別的根源所在，即北羊井第一期時期考古學文化正處于劇烈的變革階段。這種變革反映在陶器風格上的最顯著特點就是：制作日趨規整，胎薄紋細，鬲的形制基本定型。這種劇變很可能反映了當時正處于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不妨可稱之為北羊井期文化突變。
文化轉型與漳河型的形成
北羊井先商第一期遺存的文化突變，再次證明下七垣第4層、第3層遺存之間存在著較大落差。有鑒于此，所謂漳河型的內涵及范圍應有必要稍作調整：即不應再包括下七垣第4層一類遺存，而當主要以下七垣第3層一類遺存為主體。換言之，漳河型僅屬于先商晚期的考古遺存，年代區間約在二里頭文化三期晚段到四期晚段。北羊井遺址先商一至三期遺存，基本上反映了漳河流域先商晚期遺存發展演進的總體軌跡，大致勾勒出新定義漳河型較全面的發生和發展歷程，尤其是第一期的文化轉型促成了漳河型的形成。
北羊井先商三個時期的陶器特征演變，軌跡清晰，階段分明：第一期以細繩紋顯著增多為開端，第二期為細繩紋和線紋鼎盛期，至第三期細繩紋大幅減少而流行中繩紋為尾聲。陶器群的這一演變歷程，正是漳河型的典型文化特色。第一期正處于文化轉型的突變階段，H21出土的組合繩紋陶鬲不僅是轉型期的一個具象，更是漳河型開端起始的物質文化標志器，比較形象地顯示出漳河型起始階段文化面貌的轉型軌跡：首先是鬲的形制基本定型，作矮領微鼓腹高錐足；其次是繩紋轉向細化。麥粒狀中繩紋應是傳統的孑遺，而整齊的細繩紋無疑是新生文化的萌芽。新舊元素組合于一器，或許只不過是一種工藝技術上的疏忽，但至少也能反映出一些文化風尚變革的社會背景。至于這種文化轉型是單純緣于制陶工藝更新發展，還是另有其他復雜的社會動因，應是今后先商文化探索需要著力的方向。
綜上，細繩紋之風的發端、鬲的形制基本定型等元素，已成為漳河型文化初步形成的一個標志。這一標志更重要的意義還在于傳承和延續，北羊井期基本定型的矮領高錐足細繩紋鬲，一直發展延續至二里崗文化，不僅是漳河型與二里崗文化聯系起來的重要紐帶，由此也成為商部族物質文化方面傳承的重要基因。因此，目前若單從陶器群演變觀察，北羊井先商第一期屬于漳河型的最初階段，而H21組合繩紋陶鬲正是漳河型起始的物質文化標志器。（作者單位：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