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張宏彥

西安米家崖遺址是1923年春由瑞典學者安特生發現的，這應該是中國最初發現的少數幾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之一。故凡研習、講述中國考古史或陜西考古史者均要提到米家崖遺址。然而80多年以來，除了因修建隴海鐵路穿越遺址區發現部分遺物和幾次地表調查外，米家崖遺址的地層書頁從未被科學地翻開（發掘）過，因而對該遺址的內涵所知甚少，也就無從評價其科學研究的價值。

資料整理

2004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城市建設中對米家崖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獲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資料，據此出版了《西安米家崖：新石器時代遺址2004～2006年考古發掘報告》。2010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為配合城市建設，再次對米家崖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其間，我受工地負責人柴怡女士之邀，曾到發掘現場參觀。炎熱的天氣，簡陋的條件，考古隊員們爭分奪秒地搶救文物的場景，至今仍不時地浮現在眼前，令我感動不已。由于是搶救性發掘，不用說發掘過程中由于種種客觀條件的制約，許多工作不盡如人意。盡管如此，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仍盡最大可能，搶救回不少彌足珍貴的考古資料。

近日，發掘報告編寫工作負責人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張翔宇先生和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朱君孝先生寄來了本次考古發掘報告《西安米家崖》的稿件，并力邀我為本次發掘報告寫個序，心中頗感惶恐。一是，退休幾年已基本封筆，不寫學術類的文章，對學術動態掌握不多，更不便評價；二是，近年視力日漸衰退，視物不清，難以動筆寫作。但二位先生的盛情實在推卻不過，只好再讀《西安米家崖》后，勉為其難寫幾點感想吧！

出土器物

首先，自米家崖遺址發現的80多年來，多次受到城市發展基本建設“蠶食”，幸得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的專家們兩次戮力搶救，才挽回了部分損失，故獲得的考古資料尤顯珍貴。本次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的發掘，將米家崖遺址分為四個發掘區，計劃分區編寫多部發掘報告。相信這批考古發掘報告編成后，將是米家崖遺址最為詳盡的一批研究資料。自2012年以來，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與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合作整理這批考古發掘資料，歷經十年認真、細致的梳理，目前Ⅰ區的發掘報告已完稿，即將付梓出版。因而米家崖遺址考古發掘報告的出版，是雙方互利合作的結晶。更令人感到欣慰的是， 米家崖遺址或已無存，但這些遺址發掘資料卻隨著考古報告的編輯出版而永存。

其次，遠古人類活動遺留下的遺存，原本就是零散的、破碎的和不系統的，每次考古發掘獲得的資料也只能是當時人類活動遺留的一部分。故從本次發掘獲得的資料看，雖然與 2004～2006 年發掘所知的文化內涵基本一致，但也是學術界對米家崖遺址的再一次了解。換言之，只有對若干次發掘資料的進行詳細考察，才能較為全面地了解米家崖遺址并評估其學術意義。特別是米家崖遺址包含著仰韶文化晚期至龍山時代的遺存，對于研究渭水流域史前文化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如從刊布的資料看，仰韶文化晚期遺存中的喇叭口籃紋鈍尖尖底瓶，應是仰韶文化最晚階段的尖底瓶形式，同龍山時代案板三期文化中的喇叭口籃紋小平底瓶的形態有一定的關聯，對探索二者的演變乃至文化間的承襲關系提供了重要線索。而龍山時代正處于文明起源的前夜，可以說這一時期的任何考古發現，都對探索文明起源的問題有著重要意義。本次發掘獲得的客省莊文化的遺存較為豐富，考古學家們可從這些破碎陶器、石器和房屋建筑等反映的先民們生業、技術、社會組織信息，探索史前社會的變化及向文明演進歷程。因而米家崖遺址報告的出版將為文明起源的探索提供新資料。

陶器紋飾

再次，米家崖遺址發掘資料的整理過程，不僅僅是一個對相關考古學文化的認識和研究的過程。由于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與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有效合作，大量考古類研究生乃至本科生積極參與，也在考古人才的培養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考古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因而在考古類人才培養過程中，考古調查、發掘與資料整理，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環節，測量、攝影、繪圖等也是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甚至可以這樣說，沒有經過考古實踐及相關技能訓練的學生，不可能成為合格的考古類人才，也很難從事考古領域的工作。十年來，陜西師范大學文物考古方面的許多學生們，在校內外導師的指導下，參與了米家崖遺址考古發掘資料的整理。從陶片的拼對黏結、器形的辨識統計，各類器物和遺跡圖的繪制和描述，相關遺物殘留物的檢測分析等，一步步由表及里，由淺入深認識了考古學，也學會了應用考古資料進行相關的研究。這次出版的Ⅰ區考古發掘報告的專題研究部分刊發了一些學生的研究論文，內容涉及西安米家崖遺址客省莊文化遺存研究、陶器的制作工藝和殘留物分析、石器的微痕觀察與功能探究、石器的淀粉粒觀察與先民們的生業研究、骨器的研究與制作實驗等。這些成果十分鮮明地體現了院校合作特色，開創了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與陜西師范大學合作培養考古學高級專門人才的新機制與模式，實在是一舉多得的好事。但也毋庸諱言，這個實踐過程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如果學生們能從考古發掘就開始參與，直到完成發掘資料的整理那就更好了。

骨器、人骨

最后，現代考古學的根基在于田野考古，甚至可以說，沒有田野考古就沒有現代考古學。而田野考古發掘、出土資料的整理與發掘報告的編寫過程，又是一個連續的、不間斷地探索與認識古文化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各個環節緊密相關，只有把握好每個環節的質量，才能保證最終成果的質量。從考古學史的角度看，我國的田野考古工作，正是在歷代學人不斷實踐的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在傳統田野考古經驗的基礎上，不斷增加現代科學技術的含量而不斷進步的。只有在這樣的田野考古工作基礎上，才能編寫出更為科學、具有更多的學術信息與價值的考古發掘報告。此外，人才培養質量也成為整個考古學界關注的事，而實踐證明，相關考古學研究院所與高校考古類專業合作，增強田野考古實踐環節的培訓，是一個十分有效的途徑。本次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與陜西師范大學的合作就一個教學科研雙贏的典型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