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警方在金珍堂古錢幣博物館樓下貼出了報案通告。

聯系上陳英（化名）時，她執意不肯接電話，“主要是怕讓孩子聽到，不敢說”。她的孩子還不知道，全家的積蓄已經歸零，媽媽天天背著她抹眼淚。

這一切都源于，5月16日“亞洲最大錢幣博物館”金珍堂古錢幣博物館被查封，資金鏈斷裂，涉嫌非法集資。

“最有錢的博物館”是怎么倒下的

山東臨淄的金珍堂古錢幣博物館成立于2008年，隸屬于淄博金珍堂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是當地“能人”劉永福。

800余平方米的博物館內，陳列著5萬多件歷朝古幣、冷兵器、青銅器、佛像等文物。作為一家規模罕見的民營博物館，它曾吸引包括央視在內的各家媒體報道，被譽為“亞洲最大的錢幣博物館”、“最有錢”的博物館。

博物館介紹冊上注明：“建館時資產總額5023.6萬元，截至2011年10月底，升至3.26億元，資產增值率548%。年接待參觀人數近百萬人，僅門票收入約500萬元。”

直到今年4月26日，陳英這樣的普通投資者，還收到博物館的短信：“臨淄區為‘推動文化產業大發展，弘揚地區文化產業品牌文化’制作的金珍堂文化產業品牌專題片，將于明日開始在臨淄電視臺播出，敬請收看。”

但5月16日，金珍堂突然被警方查封，劉永福及主要下屬被警方控制。

當陳英她們趕來時，這里已經不復往日排隊存錢的場面，討債的人群憤怒而絕望。在以往排隊存錢的辦公室門口，有公安人員看守，不讓進去查看。墻上的紅字牌匾依然在，只是古董文物都已被移送查封。

大樓底下，一張落款5月27日的大紅紙上寫著：“各投資人：請按照居住地鎮、街道隸屬關系到以下地點登記報案……”

作為公司成員，老齊（化名）親歷了金珍堂崩盤的全過程。

“出事前，董事長劉永福組織全體員工開了3次大會。他反復說，最近臨淄不少皮包公司垮臺了，老百姓也對我們產生了恐慌，大量取錢，造成了資金緊張。但我們不是空殼公司，我們實體展館的珍藏加上各公司，大概有五六億元，完全可以給大家兌現。要相信博物館的實力，不要恐慌，相信我劉永福不會死，不會跑。”

那么，偌大一個集團究竟為什么轟然倒塌？

老齊認為，是公司過分樂觀，對形勢估計不足。“劉永福之所以大意，據說是因為長年生意伙伴的幾筆款項，最終沒有按時到位。春節后，他還購買了千萬元計的香港龍幣，也沒法馬上變現。”

老“業務員”親歷集資利益鏈

金珍堂造就了一個特殊群體——“業務員”，也叫“拉款員”。他們收入高，買車買房。但如今，很多業務員再也不接電話，甚至逃回老家。

老齊就是一名“業務員”，經手過千萬元的大單。出人意料，他的第一句話是：“一開始我也不信，我一直沒敢投錢。”

這個企業的標語是“文化興邦、產業報國”，除了博物館，旗下還有拍賣公司、文化藝術品交易所等諸多企業商鋪。“一年4次大型拍賣會，平時在交易所賣古玩，收益可觀”。

然而，老齊還是警惕地考察了3個月，最后眼看著“投的都賺錢”，他也忍不住了，把兒子、親家等親戚都“帶下了水”。

他們究竟是如何拉款的？又是如何利益分成的？

老齊描述了暴利的形成：一開始，通常是拉到存3個月的提成2%，拉到半年存期的提成4%，拉到一年的再加成。“到后來，一人每個月要完成10萬元的拉款目標，完成目標再獎勵提成0.2%”。

拉款則是靠高利率說話。“公司利息比銀行高，時常浮動。打個比方，10萬元存3個月的利息是8000元，雖然合同上沒寫，但一直都兌現”。

沒幾個月，老齊和同事們都成了新晉富人。“有業務員2009年下半年至今，獎金拿到100多萬元”。

而現在，“業務員”們或被拘留，或被取保候審。“警方說我此前都是非法所得，要追討百來萬元，我說所有的錢也被套了，最后酌情開了十幾萬元的罰單”。

受害者期盼公布調查結果

見到陳英，她兩眼紅腫，晚上只睡了1小時，一直做噩夢。醒著時一直冒虛汗，手機總在充電，“打得太多了，為了找回我們的血汗錢”。

60多萬元，是一個普通五口之家的全部積蓄。去年此時，她把這些錢放進了金珍堂。

而現在，工薪階層的陳英“幾乎要崩潰了”，好幾天沒有吃多少飯，只能找個地方偷偷哭。有傷病的丈夫，此時也已趕緊開始找工打，“要不五口人吃飯都成問題”。

與她境遇相似的，在這片地區不在少數。

有受害者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家里老人“因政府大量宣傳金珍堂”，把一輩子種地的幾千、一萬元養老錢都存上了。

還有人說：“我家更慘，都是老媽種大棚攢的辛苦錢。”

截至記者發稿時止，公安機關還沒有發布涉案總人數和總金額。不同受害者曾從接案民警處聽到4000戶報案的數字，“每一戶背后都是至少3口人，很多還牽連一大家子人。”

中國青年報記者統計了數十戶受害者，已合計高達1.1869億元血本無歸。

“政府倡導違法，我們買單。”不少受害投資者向中國青年報記者抱怨道，地方政府在金珍堂過度擴張吸金中負有責任。

家住淄博市張店區的胡淼（化名）說，“老百姓都知道，金珍堂是臨淄區政府重點扶持的企業。沒聽說過什么非法集資，只知道是在建博物館融資。”胡淼說。

在胡淼出示的唯一憑證上，只有簡單的《借款合同》和幾行字：“今收到某某人民幣××元，大寫××元，定于某年某月某日歸還。經辦人某某。”下方借款單位章是“淄博金珍堂古錢幣博物館”，還有“博物館專項資金”的寬邊紅方章。多數受害者都是如此。

“試問有哪家非法集資公司是有牌有證，在政府扶持下，利息獎勵政策上墻透明，辦公正規，一直運營近七年之久？”

歷年來，金珍堂獲得過“淄博市第一批文化產業示范基地”、“山東省十大最具成長性金融類機構”、“淄博市消費者滿意單位”、“齊文化旅游節先進單位”等榮譽稱號。

“為什么政府等出事了才定性為非法集資，不出事的7年里，拼命給它戴光環呢？”老齊問。

“但政府支持文化產業，跟個人去集資沒有直接因果關系。”臨淄區政府辦公室工作人員回答中國青年報記者。

“報案時公安人員還把我說了一頓，誰讓我們參與集資了？”胡淼欲哭無淚。

陳英她們都收到了臨淄區公安分局發出的短信：“目前，金珍堂非法集資案件偵辦工作正在緊張進行中，公安機關已組成20多個工作組，分赴省內外追繳涉案物品。”

他們想不明白的是：“金珍堂是根據國家文件依法成立的民營博物館，幾年來都是公開運作的，怎么一轉眼就成了非法的？”

中國青年報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阮齊林教授。

“非法集資的界定依據，是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1月4日施行的《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阮齊林說。

在《解釋》中，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的罪名有4個特征，其中非常關鍵的一條是，承諾在一定期限內以貨幣、實物、股權等方式“還本付息”或者給付回報。

“針對這一條，如果金珍堂在一開始就說明是投資，風險自擔，就不是非法集資，也不會吸引來這么多人。但它出具的是借款合同，欠債就必須還錢，顯然是承諾了‘還本付息’。”阮齊林說。

另外3條特征是，未經有關部門依法批準或者借用合法經營的形式吸收資金；通過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等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向社會公眾即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

記者還聯系了偵辦此案的淄博市公安局臨淄分局。該局工作人員表示，目前案情還不在掌握，不便透露。而經偵大隊的受害投資者咨詢電話，已經被“打爆了”。

中國青年報記者前往中國人民銀行臨淄支行采訪，該行辦公室周副主任表示，支行主要監管銀行業界，對此案不甚知情。

現在受害者們最焦急的期盼是，公布目前的案情調查結果。“第一是，金珍堂已知的負債、查處的資金和資產情況；第二，政府下一步準備怎么辦？”本報山東淄博6月8日電 本報記者 莊慶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