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

　　為便于介紹，我按自己的理解對日本以往的陶瓷史學者作了分類。這些學者各有不同背景，因此就有不同學風、不同陶瓷史的操作技藝。

　　A類：主要是歷史學者，包括歷史考古學學者。

　　愛宕松男，日本東北大學教授，主要研究宋元史，熟知宋詞，精通文獻，對陶瓷也很有興趣，翻譯了《馬可波羅游記》、《景德鎮(zhèn)陶錄》，對后者所作的注釋很精良。中文的《景德鎮(zhèn)陶錄》注釋可以找到兩三個版本，傅振倫先生的版本就體現(xiàn)了較強的功力，但也不如愛宕松男的譯注詳細。并且他很早就關(guān)注到宋代文化與陶瓷的關(guān)系，以及唐三彩等議題。從宋代文化史的角度出發(fā)研究陶瓷史，愛宕松男做得很好。他的研究都是從文獻出發(fā)。我們今天認為僅根據(jù)文獻，或以文獻為主、以考古為輔，雖然不錯但過于傾向文獻；然而我們現(xiàn)在面對大量的考古材料，有時也很缺少文獻方面的資料，愛宕先生等人的成果就提供了莫大的補足。

　　佐久間重男，主要研究明代史，后關(guān)心景德鎮(zhèn)，也作了一些景德鎮(zhèn)的研究，同樣精熟文獻。中國學者討論明代官窯何時產(chǎn)生，有人說是洪武，有人說是建文，而佐久間先生認為是洪熙；他們從文獻也可以作出一些他們認為合理的判斷。

　　吉田光邦，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科學史。對世界博覽會很有興趣，對陶瓷也頗具見識。雖然他不如一些陶瓷史學者來得專業(yè)，但他研究的廣度和觀察的深度甚至超過了不少陶瓷史學者，像他寫的《工藝與文明》(工蕓と文明)是非常了不起的著作，后來出版了新版，叫做《工蕓の社會史》，從包括使用在內(nèi)的各種角度來分析。為了寫制陶工藝中的轆轤，他整理了世界各國的與陶冶有關(guān)的書和畫冊，共找到約60版本，因此熟悉各種轆轤的構(gòu)造。而且他對伊斯蘭陶瓷也很熟悉，寫過《西亞(波斯)的陶瓷》(ペルシアのやきもの)等，考證過青花瓷器的顏料、早期玻璃的化驗。當時日本的科學史學界就以他、藪內(nèi)清和稍后的山田慶兒(山田慶児)為翹楚，他們是可以和英國的李約瑟直接對話的重量級科學史專家。

　　岡崎敬，考古學家，龜井明德、弓場紀知教授等是他的學生。他參與過沖之島遺址的考古，對東西交流很了解，寫過不少關(guān)于陶瓷的東西交流的文章。

　　B類：非專業(yè)的陶瓷史學者。

　　中尾萬三，藥學博士，在中國生活過很久，在大連和朋友組織過“陶雅會”。其所著《西域系統(tǒng)的中國陶瓷》很有名，講述中國與西方的關(guān)系，提到漢綠釉、唐三彩、鉛釉陶系和玻璃。他也寫過有關(guān)青花顏料，寫過茶道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很有名，討論中國陶瓷與茶的關(guān)系，涉及茶、茶器、斗茶、吉州窯的葉紋天目，很有見地。還考證過《茶經(jīng)》中的記載，是什么樣的茶會有《茶經(jīng)》所說的顏色。另外對高麗青瓷也很有心得，所作的年代區(qū)分今天看來也基本準確。

　　小林太市郎，是個哲學家，早年留學法國。他最重要的業(yè)績是在佛教藝術(shù)方面，也寫過關(guān)于王維的著作，對日本陶瓷(如乾山)也有所關(guān)注。他對陶瓷史領(lǐng)域最大的貢獻是翻譯并注釋了不少17世紀法國傳教士殷弘緒的作品。有一本很好的著作是《中國與法國的工藝美術(shù)》。現(xiàn)在也有人在研究中國與法國的交流，提到壁毯、家具、瑪麗王后的收藏，而這些問題他早年都已研究過。他也同樣精熟文獻，著有《中國陶瓷見聞錄》，收集了所有與名窯陶瓷相關(guān)的詩文(包括越窯、建窯、唐代白瓷)。誠然，他的作品晚于陳萬里先生的《中國陶瓷史略》；陳萬里在《中國陶瓷史略》和《瓷器與浙江》中整理了有關(guān)越窯的文獻著作。但小林太市郎不僅繼承了陳萬里先生整理資料的用心，還作了一些關(guān)于詩人的考證，對我們很有幫助。

　　水野清一，考古學家，與長廣敏雄所作的云岡石窟的調(diào)查最為聞名。對佛教藝術(shù)、商代玉器和銅器等也很有見地，曾帶領(lǐng)京都大學考古隊到中東地區(qū)作調(diào)查。陶瓷對他來說好像是個兼差，但他寫過陶瓷方面的著作，如《唐三彩》(《陶器全集》第25卷)、《隋唐陶瓷的源流》，后者是1950年代《世界陶瓷全集》收錄的文章，至今看來仍是經(jīng)典。水野先生在當時材料很少的情況下作出的判斷，幾乎全都得到后來考古新發(fā)現(xiàn)的驗證，這就是一個研究者的才情。

　　C類：米內(nèi)山庸夫，外交官，曾在杭州任領(lǐng)事，對中國陶瓷很有興趣，在中國進行過德清窯、越窯等窯址的調(diào)查，采集過南宋官窯的標本。他對中國的文史也有深厚的感情，曾翻譯過陸游的《入蜀記》，也寫過一些滿蒙的游記。(我到日本念書時，在青森鄉(xiāng)下，資料缺乏，但米內(nèi)山庸夫是青森人，他把他的書捐給了縣圖書館，根本沒人去看，只有我在那個空曠的館舍里幸福地看他的書，書上還批注了不少意見，所以他對我來說很親切。)

　　小山富士夫，談到日本的陶瓷史研究，必定要給他很高的評價。小山先生本身是陶藝家，自從看到中國宋瓷后，放棄了制作陶瓷，因為他認為不可能還有比這更好的陶瓷了，于是干脆轉(zhuǎn)而研究中國陶瓷，這是他有趣的經(jīng)歷。而且他在早期是社會主義者，家境富裕，戰(zhàn)后日本很窮，他就燒熱水給街上的流民洗澡。他在早期搜羅、介紹了很多西方和中國的文獻。寫過一些重要的書，包括仿照陳萬里先生《中國青瓷史略》而寫的《支那青瓷史稿》，也去越窯遺址作過考察。日本有些學者將定窯的發(fā)現(xiàn)也歸功于他；當然我們知道應該不是他，而是葉喆民的父親葉麟趾，在1930年代的《古今中外陶瓷匯編》中已提到曲陽縣澗磁村。另外，他的弟子長谷部樂爾也是一位重要學者。

　　三上次男，原本是研究北方金史的學者，后來對陶瓷也有興趣，主要關(guān)注外銷瓷。他最有名的著作就是《陶瓷之道》，有中文譯本。他對伊斯蘭陶器也有所涉獵，所以常將中國陶瓷與之作比較。由他書寫的報道性的旅行記也很有價值，介紹了當時很少有人了解的東南亞和中近東地區(qū)的情況，其中也間雜著他對伊斯蘭陶器的研究。雖然今天看來他對伊斯蘭陶器的研究主要是翻譯或編譯歐美學者的研究，但還是給我們提供了許多重要的信息。(早期中國陶瓷研究的重鎮(zhèn)其實是英國，其后轉(zhuǎn)向日本，現(xiàn)在可能已回歸到中國；日本現(xiàn)在活躍著的學者較少，境況也比較困難。)

      佐藤雅彥，在京都市立藝術(shù)大學教書。他是專業(yè)的陶瓷史學家，著有《中國的陶俑》、《中國陶瓷史》等；很少有日本學者能寫中國陶瓷史通史，而他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