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谷部樂爾，是目前健在的一位重量級人物，他在我所知道的日本學者中可譽為最有陶瓷史觀的學者。很多陶瓷史專家沒有什么史觀，有專題研究的能力，但不能很好地把握整個陶瓷史的脈動，長谷部樂爾就是個特殊的例外。但日本學者有個特殊的學風，就是很少有人只研究某一個類別(如青瓷、白瓷、宋代)，他們要求能掌握通史，而且是包括中國、日本、朝鮮半島、東南亞、中近東在內(nèi)的亞洲陶瓷的通史。所以他們那一輩懂中國陶瓷的人，在日本、朝鮮半島、東南亞、中近東陶瓷等領域都有一定的素養(yǎng)，有的甚至能就全部這些方面寫書。像長谷部樂爾也寫過高麗青瓷，前陣子寫了《印度支那的陶瓷》，都寫得很好；對越南五彩的分期、編年，也做得不錯。這種廣及全亞洲的視野，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如此才能評估中國陶瓷的位置。中國陶瓷可能很好，但口說無憑，通過比較才能確定優(yōu)劣；或者，有時中國陶瓷已經(jīng)看不見的一些現(xiàn)象出現(xiàn)在國外的陶瓷上，禮失求之野，這種情況常見。有了亞洲的視野和對學術史的掌握，就能設定議題，并且評估自己將來的地位，甚至寫作前就知道即將寫成的論文可能產(chǎn)生的影響及其價值是否持久。

　　三杉隆敏，在日本是比較邊緣的學者，在一個小博物館擔任副館長。但他對中國陶瓷的輸出尤其青花瓷有極大的熱情，曾親自到伊朗和土耳其拍了很多圖片，也寫了很多著作。“陶瓷之路”的概念其實是他最早提出的，雖然大家可能只想到三上次男。有些學者以前寫過很好的作品，但竟然沒有被發(fā)掘出來，假設我們有能力把它們發(fā)掘出來，與大家共同欣賞，那就是一種非常好的互動。

　　亀井明德，早期從事考古學，在九州整理越窯青瓷，其間受小山富士夫的賞識。他在日本其實不算主流，因為他說他太想和太多人接觸，所以辭掉了很多工作專心研究。他最近編寫過非常重要的元青花資料集。這位學者對研究史也有相當程度的理解。他知道編資料集的宿命，花了很多精力編出的資料集，許多學者參閱后就直接去找原報告，所以資料集可能不會在史上留名；但大家從資料集能獲得整體的印象，這是他不可埋沒的功勞。

　　佐佐木達夫，是三上次男的大弟子，原本在金澤大學教授考古學，也研究中國近世陶瓷，著有《元明窯業(yè)史的研究》，后來轉行研究伊斯蘭陶器，并長期在中東進行考古發(fā)掘，對伊斯蘭陶器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他曾寫過《青花技術的起源》，遺憾的是該文用到了浙江的那兩個有問題的例子。但他仍是一位不錯的學者，也有不少好的學生。不知在日本研究領域的設定是否有默契，像他所在的金澤大學，培養(yǎng)的學生主要研究高麗的陶瓷，而鹿兒島的學生會研究泰國陶瓷，日本昭和女子大學的學生則研究越南陶瓷，這樣一來就能把不同地區(qū)的研究串聯(lián)起來看。其他國家的東南亞藝術研究很少像日本這樣進行，比它資深的歐美國家如法國，研究東南亞的藝術不會只研究陶瓷，而會把雕塑、織品、語言、風俗等都包括在內(nèi)。像日本這樣每人只研究東南亞一個國家的陶瓷，能做得非常細致具體。在東南亞藝術領域可能很少有人認同，但在陶瓷史領域就很有幫助，產(chǎn)地、窯址、年代都研究得很清楚。這是一種很特殊的做法，法國學者對此就會嗤之以鼻，但反而也要引用日本學者的編年成果，這也是頗為吊詭的現(xiàn)象。

　　弓場紀知，著有《青花之道》等。

　　D類：齋藤菊太郎，他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擔任《世界陶瓷全集》叢書主編。一套叢書的質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主編找到什么樣的編輯和作者，而齋藤先生就是高手中的高手。他本身是日本陶瓷史的學者，寫過《古九谷新論》，對中國陶瓷也很了解，有文章討論元青花與戲曲的關系，素養(yǎng)非常高。

　　滿岡忠成，主要研究日本文化史、茶道，著有《日本人與陶器》等，該書寫于1940年代，可以看到日本學者怎樣從文獻看待本國的陶瓷，又是如何接受從室町時代開始出現(xiàn)的中國陶瓷，當初如何評價、如何使用。是一本簡單的書，但對非日本人或不熟悉日本陶瓷的人而言是很好的入門讀物。缺點只有圖片較少，另外行文風格較為古奧。

　　藤岡了一，研究過青花，很早就在《陶器講座》中對至正樣式的器物進行編年。

　　E類：科技方面。

　　山崎一雄，做科技化驗。在陶瓷史方面，很有問題意識，有目的地測試標本。西田宏子，對中國陶瓷史特別是貿(mào)易史方面也有所關注，不過主要興趣是日本茶道、東南亞陶瓷，也研究過與茶道有關的漆器。現(xiàn)為根津美術館副館長。矢部良明，現(xiàn)興趣轉向茶道。早期是杰出的陶瓷史學者，其杰出在于魄力。寫過一系列很好的論文，包括關于青花的文章，文筆也很優(yōu)美，又極有見地。著有《中國陶瓷史八千年》、《日本陶瓷史一萬二千年》等。我們今天談早期白瓷的起源，有時會說到白瓷和鉛釉的關系(如范粹墓的例子)，這其實是他在1980年代首先提出的。研究中國陶瓷史到一定程度后，如果只關心中國陶瓷，就意義不大，只是完成弄清時代和窯址的基本任務而已。最后總要與文化史結合，否則前進的空間很有限。矢部先生可能是考慮到這一點，后來就轉向文化史研究，主攻茶道。日本茶道是一個很難接觸的領域，因為他們有自己的團體、雜志、展覽、博物館，參與者都生活富裕。矢部先生卻能闖入這個圈子，而且做得不錯，出的書已超過十本，只是已經(jīng)離中國陶瓷史很遠了。

　　內(nèi)藤匡，主要進行陶瓷化驗。與山崎一雄不同的是他對中國古陶瓷作過針對性的研究。葉喆民早期出版的《中國古陶瓷科學淺說》大量參考了他著作中的內(nèi)容。

　　尾崎洵盛，是一位爵士，參考當時法國、美國等地的譯本對《陶說》作的譯注，是我認為至今為止最精良的。也關注清代陶瓷，精熟中國文獻。在《支那陶瓷小考》一書中提到過定窯紅瓷等故事；今天我們關心的《坦齋筆衡》、《負暄雜錄》的版本問題，他也在半個世紀前就談過了。雖然我們掌握的考古材料比前輩學者多，但似乎沒有他們的一些基本的本領。假設我們能將以前學者的成果當作寶貴的資產(chǎn)，認真地閱讀，那將會有很好的成就。至少我們能知道自己在本學科的領域內(nèi)處于何種位置，應帶給學生怎樣的愿景。

　　(復旦大學文博系研究生霍小騫根據(jù)演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