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的碗類既有弧壁與斜壁之分，又有大小與高低之別，如果把它同今天常見的口徑等大的同類產品比較，其圈足與口徑則顯得十分奇特：碗的口徑與足徑之比約為1：0．49(現今的約為1：0．36)，足徑僅為口徑的l／2；足高約為通高的l／10(現今的約為l／8)；足壁厚約8毫米(約為現今的3 倍)。如果以今天的審美與實用要求來衡量，五代碗類顯然因足徑過大、足身過矮而顯得不夠勻稱，也因足壁厚而叫人感到粗笨。五代人為 什么要這樣來設計足圈呢?考古工作者通過對五代瓷器燒造工藝的考察，發現它的形成與當時的裝燒方法有關。現今的碗類是采用匣缽單件裝燒的，而五代采取的則是重合迭燒，“碗足如作成現今的式樣，坯件在重合堆迭時必因足的直徑太小而重心不穩，在焙燒的過程中極易倒塌。而把足徑放大一點，底面積就會相應地增大；足身作矮，重心就會降低一些，這樣的碗坯在迭燒時就可以減少因傾斜粘釉而造成廢品了”。把足壁作厚，則是為了安裝支釘，因為重合堆迭的碗坯在焙燒時下層的荷重量大，如不把足壁作厚，其足壁的下端與間隔制品的支釘接觸面小，負重的足壁便會在軟化成瓷的階段因壓強過大而下陷，出現缺口。所以，當時的陶工在設計碗足時必須服從于迭燒這一方式，于是就形成了現代人看來似乎有點奇特的那種徑大、身矮、壁厚的形式了。

五代碗的碗口通常有著一道又厚又笨的唇口。其時的陶工為何要把碗口設計成這種樣子呢? 當代陶瓷考古專家劉新園認為其成因與當時的瓷器原料有關。他說，五代時制胎的原料與今天的不同，今天的原料中AL203的含量為23％，五代的則為17％左右。由于其時胎中的氧化鋁含量低，因此制品在焙燒時極易變形。景德鎮的制瓷經驗告訴我們，在不改變原料配方的情況下，如想減少圓形器物在仰燒時出現變形的缺陷，把其近口沿的部位作得厚一些是有效的，因此就形成了五代碗的那道厚唇口。此外，五代人還常常在碗壁上先壓出四至五道外凹內凸的直紋，然后沿壓紋把較薄的碗口剜出四 、五個類似花瓣的缺口。當年的碗壁為何要作成這樣呢?劉新園認為：從生產角度看，薄口器物在焙燒過程中比唇口碗更易變形。若在碗的外壁壓上幾道直紋，再在碗口上剜出幾個缺口，便可起到掩蓋變形的作用。這是因為人對圓的視覺比較敏感，圓是否周正極易察覺，如果在碗口上剜出四、五個缺口，圓形被分割成幾段相聯結的弧線，形成花瓣狀，人的視覺被攪亂，碗口即使變了形也不易被人覺察。其時的陶工為掩蓋瓷碗的變形缺陷，便巧妙地在碗壁上壓出了四、五道直紋，在碗口上劑出了四、五個類似花瓣的缺口。

五代時，景德鎮焙燒瓷器的窯爐多為“龍窯”這種“龍窯”，通常依山坡或土堆傾斜建造，多與地平線構成7—23°角。前端低，為窯頭、火膛；后端高，為窯尾。因窯身婉如一條龍，故名“龍窯”。它的“背或兩側沿窯長度方向每隔l米左右開一排或一對投柴孔”，焙燒時“將燃料投 入窯內坯體垛之間的火道中燃燒”，當該處達到預定溫度時，投柴位置即向前移動一排，如此自下而上逐排焙燒，形成移動的火焰。龍窯窯頭設有預熱室，窯尾不設煙囪或只設一不高的煙囪，屬平焰式窯；裝燒時，制品放置于固定的窯床上，依靠火焰的流動，自下而上逐段將制品燒熟。“前部燃燒所產生的熱氣體沿窯內坡度向后部流動，將后面的制品預熱后經窯尾排出。前段的制品燒好后，火焰后移，下一段的制品即進 入燒成階段，前面的制品則開始冷卻，而燒成段后面的制品仍處于預熱階段”。這種龍窯，具有很多優點：一是生產周期較短；二是窯內溫度比較均勻；三是容易控制還原氣氛及升降溫速度；四是窯的結構簡單，造價甚低。缺點是裝窯、開窯的勞動強度大；窯的某些部位氣氛和溫度的波動較大；因窯底為坡形，故給裝燒帶來諸多不便。

當代陶瓷考古工作者通過對景德鎮湖田五代窯址的考察，發現堆積層中沒有匣缽，僅見高約10厘米的“墊柱”。墊柱上端的臺面留有“支釘”，下端 粘有窯底上的沙粒。碗、盤類產品的底心與圈足的邊沿幾乎都粘有用耐火粘土搓捏而成、未被燒結的9一16顆不等的“支釘”。專家們對這些遺物進行分析后，認為五代時碗類、盤類產品的裝燒過程大致為：以夾沙粘土作成的墊柱為底座——用耐火粘土搓成小條捏成支釘——沿碗坯圈足邊沿粘9一16顆支釘——把碗坯放置在墊拄上——再把圈足邊沿粘有同樣支釘的碗坯一個一個地重疊起來，組成一柱后入窯焙燒。采用這種支釘疊燒法，有這樣一些缺點：(一)由于沒有把火焰與制品隔離開來，釉面易被燒窯時產生的塵渣污染，以致廢品很多；(二)支釘破壞了碗心的釉面，嚴重地影響了成品的外觀質量；(三)因堆疊過多，致使下面的足邊下陷而出現缺口。此外，就遺址上粘結成組的碗、盤來看，一般一組只有十二、三個，其高度連墊柱在內也不到60厘米，可見其時堆疊數量不多，窯室內豎向空間的利用率不高，燃料浪費比較大。

宋太祖趙匡胤統一中國后，朝廷減輕了割據政權時期所定的若干賦稅，使人們得以休養生息。地主與農民的租佃制雇傭關系得到普遍發展。隨著生產關系的改變，社會生產力及商品經濟均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這時，國內陸續出現了一批手工業和商業興旺的集鎮。在此形勢下，全國各地燒瓷名窯迭出，景德鎮瓷業也積極參與競爭。到北宋末，北方戰爭頻繁，使北方各地的瓷業遭到嚴重破壞，從此日漸蕭條。 宋金對峙時期，南方戰爭較少，社會較為穩定，加之南宋政權為茍安圖存，不得不注重發展經濟。這些，都有效地促進了瓷業的發展。宋景德年間，宋真宗趙恒命昌南進御瓷，底書“景德年制”四字，因瓷器精美，天下咸稱景德鎮瓷器。隨著宋室的南渡，北方許多著名窯場的優秀工匠紛紛來到景德鎮，把當時北方先進的制瓷工藝帶了過來，從而使景德鎮的制瓷技術力量得以充實，陶瓷工業得以迅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