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瓷窯場日益增多。蔣祈在《陶記》中寫道：“景德鎮陶，昔(注：指宋代)三百余座”。建國后，考古工作者對景德鎮的古代窯址作了全面細致的調查，查明在湖田、楊梅亭、三寶篷、南山下、黃泥頭、南市街、湘湖、月光山、白虎灣、柳家灣、牛屎嶺、楓源、李家塢、寧村、半路港、寺前、盈田、汪村、楓灣、山塢里、鳳凰嘴、周路口、落馬橋、賽寶坦、現新村東路、現輕工業部陶研所、現陶瓷學院、董家塢等30多處均有宋代的窯址，可見其間景德鎮的瓷業已相當興旺。

器型品種逐漸增加。宋代，器型品種已發展到鼓腹碗、葵口碗、葵口折腰盅、葵口碟、圓口碟、花口瓜棱小碟、葵口臥足小碟、茶盞托杯、喇叭口瓜棱執壺、潔口瓜棱執壺、酒壺、葫蘆執壺、子母盒、蓋缽、折肩缽、蓋罐、蓋缸、三足香爐、鏤空香熏、谷倉、盞托、灶、碾、碓、象棋子、骰子、荷葉口瓜棱形瓶、梅瓶、直口弦紋梅瓶、葫蘆瓶等數百種。

陶瓷裝飾頗為講究。其一，創出了影青釉刻花瓷。影青釉，釉色白里泛青，透過釉層，可窺見刻在釉下瓷胎上的各種花紋，清淡秀麗，古樸典雅。當年刻于影青瓷上的花紋多為牡丹、蓮花、鴨紋之類。工匠所刻的牡丹，“或莖蔓纏繞，花葉連綿；或兩枝相交，花朵環抱；或一枝獨放，姿容嬌 嬈；或雙花對開，婀娜俊俏”。工匠在刻蓮花時，常先用鐵刀在坯體上刻出花葉輪廓(其刀痕較寬且較深)，再用蔑刀在坯體上刻出花脈葉筋(其刀痕較窄且較淺)，使蓮花頗富立體感。工匠所刻的鴨紋，多為池塘游鴨，其中又以月夜游鴨紋最為生動，“但見皓月明空，微波蕩漾，蘆葦輕搖，雙鴨并列仰首緩游，極富詩意”。其二，仿造出了多種顏色釉瓷器：仿汝窯之造法，燒出了天青、蟹青、豆青、茶葉末等色釉瓷器；仿官窯之造法，燒出了月白、大綠等色釉瓷器；仿哥窯之造法，燒出了百圾碎釉瓷器；仿鈞窯之造法，燒出了朱砂紅、海棠紅、梅子青、玫瑰紫、天藍、姻脂紅、火里紅、窯變等色釉瓷器。其三，創出了大批造型各異的影青釉瓷雕。這些瓷雕中，既有供供奉的觀音，也有供陪葬的男女侍從 俑、守護武士俑、舞樂俑等瓷俑及十二生肖；既有供玩賞的小動物、騎馬人，也有供枕頭用的孩兒睡蓮枕、獅子戲球枕，等等。

瓷業分工更為細致。宋時的制瓷行業已是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的獨立的、分工細致的手工業。瓷石、匣缽及模具原料的開采，泥墩、釉墩和釉灰的生產，匣缽、模具的制造，也已從制瓷業中離析出來，成為服務于制瓷業的獨立行業。同時，在各種瓷業作坊內，也已有了較細的分工。

裝燒工藝有新進步。宋早期，裝燒工藝已進化為“仰燒”，其裝燒情況大致為：把一個用粘土加粗料制成的墊餅放入已燒成的匣缽內——用雙手托起碗坯(碗口與匣壁之間的空隙約為3．6厘米)裝入匣缽，把碗的圈足套在墊餅上——把裝有碗坯的匣缽逐件套裝送進窯室焙燒。這種仰燒法，與五代時的支釘疊燒法相比，有如下優點：(一)使用匣缽裝坯，制品在焙燒過程中受熱均勻，釉面不易被燒窯時的塵渣污染，使瓷器的廢品率比五代時大大降低。(二)使用匣缽，可以充分利用窯室內的豎向空間堆疊制品，使窯室的裝載量比五代明顯增大，焙燒瓷器的費用比五代有所降低。(三)為了不使在高溫下收縮的制品與不收縮的匣缽直接接觸，陶工們使用了小于制品圈足的泥餅作支墊物，使燒成的器物釉面比較完整，碗盤的外觀質量比五代的大為提高。宋中期，裝燒工藝繼 續進化，出現一種“墊缽覆燒法”，其裝燒過程大致為：用瓷泥作好內壁分作數級的盤或缽狀物、一一為避免碗口與墊階粘結，在缽盤狀的墊階上撒上薄薄一層耐火的針狀粉末(注：經陶瓷科研部門測運確定這類粉末就是谷殼灰。這種耐火材料，一直沿用至今)——先把一件口徑較小的芒口碟扣在缽(盤)狀物的最下一級上，再依次扣置直徑由小而大的碗坯——把一個泥質的墊圈放在平底匣中把扣好了碗坯的缽(盤)狀物放在墊圈上即可堆疊裝窯。這種“墊缽覆燒法”的優點是所燒制品比仰燒制品的變形率有所減少，缺點是其墊缽只能裝燒由小而大、規格不一的產品。 宋后期，陶工們又發明了一種“支圈覆燒法”，其裝燒過程大致為：以大而厚的泥餅為底——把一個用瓷泥作成的斷面呈“『”形的圈圈放在泥餅上——在圈圈的墊階上撤上一薄層谷殼灰——把碗坯的芒口放在墊階上，將32個左右的碗與圈，一圈一碗地依次覆蓋，把圈心下凹的泥餅翻轉過來覆蓋在最后一個圈上，即組成一個上下直徑一致的外觀上的圓柱體——用稀薄的耐火泥漿涂抹外壁，用以連接墊圈、封閉空隙，再壓裝窯。這種“支圈覆燒法”的優點有五：一是，不須依賴匣缽就能裝燒同一規格的產品；二是，比匣缽仰燒法增加裝燒密度(豎向)4倍以上；三是，能減少產品變形；四是，能節約焙燒燃料；五是，能節省耐火材料。這種裝燒方法雖然在宋代曾風行一時，但是由于它會致碗、盤造成芒口，故在當時未能完全取代仰燒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