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元王朝疆土的不斷擴大，各個國來向元朝廷進貢的也日益增多，每次各國使者向元帝進獻各式珍品后，在回國時元帝通常都要回賜濟干禮品于來使，這些禮品中，多以景德鎮瓷器為主。例如：伊朗阿特別爾寺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薩拉博物館現藏的景德鎮各類元代青花瓷，多為當時元帝所賜。又如：至元二十六年 (1289年)、貞元年(1296年)、至治三年(1323年)時，泰國曾多次遺使者間元帝進獻禮物，使者回國時，元帝都回賜了織錦、瓷器之類的禮物。這些瓷器的回贈，促進了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

入明后，朝廷廢棄了元代對手工業工人所實行的工奴制度，推行了一種輪班制和—種住坐制。所謂輪班制，就是規定工匠每3年只須為官做工1次。每次不超過3個月，其余時間官府不再派差。所謂住坐制，就是規定工匠每月只須為官府做工10天，其余時間則由工匠自己支配。輪班和住坐，雖然仍是一種勞役制，但它使工匠在時間上有了較多的自由，在創作上有了較廣闊的天地，這對促進當時包括瓷業在內的民間手工業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到16世紀 ，城市工商業繼續發展，出現了一些擁有較多資本積累的商人和作坊主，同時也產生了許多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工人。這表明此時的社會中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紡織、制瓷、冶金、采煤、印刷等手工業中，有—部分已跨 入工場手工業的發展階段。景德鎮瓷業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經濟背景下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形成為全國的制瓷中心。

民營瓷業興旺發達。《黃墨航雜志》載：明代，景德鎮“列市受廛，延袤十三里許，煙火逾十萬家，陶戶與市肆當十之七八”。解放后通過調查，查明北起觀間閣，南到小港咀，西起十八渡，東至湖田，到處都有明代窯址，其中尤以觀音閣、四圖里、韋陀橋、薛家塢、賽寶坦、詹家弄口、落馬橋、十八渡、小港咀、老鴉灘、里村、湖田等處的規模為大。東河上游的瑤里、鵝湖一帶也有分布密集的明初至明中期的窯址約30處，其中以內窯村、外窯村、栗樹灘、方家山、窯嶺、王家塢、寺前、江家下、窯旮旯、象鼻山、現長明中學、鳳坑等地的窯業遺物堆積為多。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浮梁縣民陵子順一次就向北京宮庭進貢瓷器5萬余件 (《明英宗實錄》第二十二卷)，說明民窯生產量之巨大。明代的景德鎮已是瓷業興旺、商業繁榮的“江南雄鎮”了。朝廷在鎮設置御窯。明朝統治者為滿足奢侈的需要，于明洪武二年(一說是洪武二十五年)在景德鎮的珠山之麓建置了御窯廠。初設時有窯20座，宣德(公元1426—1435年)間增至58座。明中、后期最多時達80座。據王宗 沐《江西大志·陶書》載：“御器廠中為堂(正廳三)，后為軒(穿堂一)、為寢(后堂三)。寢后高阜為亭(扁曰 兀然，今改為紀績)。堂之旁為東西序(各廂房三)，東南有門(三)，堂之左為官署(大門三、廳堂三、東西廊房六)，堂之前為儀門(三)、為鼓樓(三)、為東西大庫房(各六、內外庫八)、為作(二十三)：曰大碗作(房七間、小泥房七間)、曰酒盅作(房三間)、曰碟作(房八間、小泥房四間)、口盤作(房七間、小泥房四間)、曰盅作(房七間、小泥房四間)、曰印作(房十間、小泥房四間)、曰錐龍作(房一間)、曰畫作(房一間)、曰寫字作(房一間)、曰色作(房七間)、曰匣作(房三十三間)、曰泥水作(房一間)、曰大木作(房五間)、曰小木作(房五間)、曰船木作(房二間)、曰鐵作(房四間)、曰竹作(房二間)、曰漆作(房三間)、曰索作(房—間)、曰桶作(房一間)、曰染作(房一間)、曰東雅作(四十六乘)、曰西破作(一十六乘)……廠之西為宮館，東為九江道，為窯(六)：曰風火窯、曰色窯、曰大小黃窯(連色窯共二十座)、曰大龍缸窯(十六座)、曰匣窯、曰青窯(四十四座)。廠內神祠三(曰帝、曰仙陶、曰五顯)。廠外神 祠一(曰師主)。井二(一在南門內，一在錐龍作)。為廠二(曰船柴廠，屋十間；曰火柴廠，屋九間)。放柴房(八十七)……”。這段文字較具體地記述了明代中期御窯廠的宏大規模。御窯廠工匠夫役共分三類：第一類屬官匠(匠籍)性質，約有四百名左右，分別編 入以上六種窯座和二十三種作坊中服役。這類人員為御窯廠生產技術的骨干力量。第二類屬編役性質，分上工夫和砂土夫兩種，前者共有367名，后者共有190 名。第三類屬雇役性質，主要是繪畫藝人和燒龍缸的大匠”、敲青匠、彈花匠、裱褙匠等，這類人員為數不多。御窯廠的生產計劃，平時由工部營繕所下達，這類計劃稱作“部限瓷器”。有時因御用需要，則臨時增加生產計劃，這類計劃稱作“欽限瓷器”。其時每件瓷器的燒造費平均為白銀一兩左右，嘉靖間每年燒造瓷器十萬件以上，每年花去的白銀高達十萬兩左右。瓷器燒成后，分水、陸兩路運往京城。

生產作坊更為先進。據文獻記載，明代景德鎮已出現制瓷大作坊。這種大作坊，就是清代及民國時期制瓷作坊的前身。關于這種作坊的布局與構造，筆者將在民國時期的瓷業中詳述。

制瓷工藝繼續精進。據《天工開物》載：“共計一坯工力，過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細節目，尚不能盡也”。其工藝之精細，由此可見一斑。陶瓷考古成果也表明，明代手工制瓷的分工和操作方法也較前有所改進。例如：施釉方面，開始采用了蕩釉、蘸釉、澆釉、吹釉等方法；成形方面，開始采用了“二次印坯”、“二次利坯”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