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出了一批新器型。洪武時，創出了瓜楞形大益罐、墩子式大碗、雙耳象耳瓶、釉里紅神座等。永樂時，創出了帶系罐、醫療用青花漏斗、扁壺、軸頭罐、折沿盆、壓手杯、雞心式碗等。宣德時，創出了石榴尊、三足竹節筒爐、托壺式燈、貫耳瓶、天球瓶、凸蓋瓣茶壺、風流龍柄執壺、各種烏食罐、菱口式洗、花盆、十棱碗、高足碗、臥足碗等。正統時，創出了景泰、天順、大蓋罐、 戟耳瓶、筒形香爐等。成化時創出了雞缸杯、天字壇、寶珠壇、馬蹄杯等。弘治時創出了諸葛碗(孔明碗)等。正德時，創出了香筒、繡墩(涼墩)、多層奩盒等。嘉靖時，創出了活環耳瓶、上圓下方葫蘆瓶、四方壺、六方壺、四方罐、方斗杯、形制多樣的盒(有長方、四方、四方折角、六方、八方、串令式等)、五供具、十棱洗、三象頭香爐、大龍缸、大型盤等。隆慶時，創出了魚缸、菱花式洗、銀錠式盒等。萬歷時，創出了壁瓶、蟋蟀罐、五龍山形筆擱、筆洗、筆管、筆插、顏色碟、小印盒、折沿花形盆、蓮花洗、菱口洗、多格粱盒、鏤空盒、鏤空瓶等。天啟、崇禎時，創出了胎體輕薄的小杯、筒瓶、折沿碗、羅漢式香爐等。

燒瓷窯爐有所改進。明末，人們為了適應瓷器產量增多和瓷業分工變細的新形勢，遂對原有的葫蘆窯進行了改革。改革后的窯體，取消了原來的束腰部分，出現了蛋形窯的雛形。

裝燒工藝有新發展。第一，匣壁普遍比元代的薄。這種薄壁匣缽，具有四個優點：(一)可以減輕裝坯、裝窯的勞動強度。(二)可以節省耐火材料。(三)可以提高熱能利用率。(四)可以延長匣缽使用壽命。據史書記載，這類匣缽一般可以使用10次左右。第二，仰燒的方法更為先進。明宣德前后，陶工們為了滿足當時社會對瓷器產品的更高要求，在裝燒上等瓷器時，采用了一種比元代更為先進的方法—先將沙渣置于缽內，再在渣上放置墊餅，然后將瓷坯放在大于圈足的墊餅上人事焙燒。采用這種方法裝燒，可使瓷器圈足邊沿的釉層不再會粘結沙粒了。第三，開始使用瓷質墊餅裝燒瓷器。宋、元時，裝坯采用的是一種含鐵量較高的粘土加粗料制成的墊餅， 入明后陶工們將墊餅改成了瓷質的。改進后的墊餅具有兩大優點：(一)可以避免瓷坯與墊餅在高溫下因收縮不一而致瓷器產生破裂、變形等缺陷。(二)可以確保瓷器的圈足不再被鐵質沾污。第四，裝坯時在匣缽與墊餅之網鋪上了一層沙碴。由于在高溫下會收縮的墊餅與在高溫下不會收縮的匣缽之間巧妙地設置了這樣一個活動層，使瓷坯在焙燒過程中能收縮自如，故使成品率較前大為提高。第五，發明了一種紐線吊裝法。以裝青花碗為例，陶工裝坯入匣時，先用兩股紐線兜著碗腹與圈足的交接處，再將碗坯放置于墊餅上，然后將吊線輕輕抽出。采用這種吊裝法，可使碗坯與匝壁之間的距離大為縮小，有利于節省耐火材料及焙燒費用。據陶瓷考古專家劉新園推測，明代采用吊裝法后，窯室內的容量。可增大25％左右，使焙燒費用大大降低。最德鎮陶工們在十世紀初發明的這些先進的裝燒工藝，被很多地區的窯場一直沿用到現在。

從湖田窯的窯業遺存來看。明代遺址上堆積得最多的是“正德碗”與“蓮子碗”。這兩種碗的主要特征為：(一)口沿比宋代同 類產品薄。(二)碗腹比元代同類產品小。(三)中徑比元代同類產品大(約大35％左右)。(四)足壁比元代同類產品薄。(五)圈足為倒八字，與元代的八字形足正好相反。(六)碗底薄，圈足深。總之，明時大量生產的正德碗和蓮子碗，不僅造型美觀，而且比較適用，它標志著景德鎮這時的制瓷工藝比宋、元時更為先進。明代正德碗、蓮子碗為何要設計成這種造型呢？原因主要有：(一)口沿薄、足壁薄。是為使產品更為精致美觀。而這時之所以能夠將足壁作薄，是 因為此時制瓷已普遍采用了“二元配方”，隨著坯胎中氧化鋁成分的增多，坯胎耐火度也相應提高，故在焙燒時薄足壁完全可以承受碗身的重量。這種薄足壁。在 “二元配方”未出現之前，是難以燒成的。(二)圈足由元時的八字形改成為倒八字，為的是節省制 瓷原料。因為此時已使用瓷質墊餅托足焙燒，足的下端小，墊在圈足下的瓷質餅就可以做小；把圈足做成倒八字式，便有利于減少瓷用原料的消耗量，使瓷器的生產費用降低。(三)把碗底做薄，圈足挖深，可以使瓷胎在焙燒中少出現變形缺陷。明代陶工創出的這一先進制瓷工藝，—直沿用到今。

明代，景德鎮瓷器的內銷市場頗為廣闊。《天工開物·陶蜒》載，明時“中華四裔馳名獵取者，皆饒郡浮梁景德鎮之產也”，“合并數郡，不敵江西饒郡產”。《江西通志》云：“自燕云而北，南交址，東際海，西極蜀，無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鎮。”當年景瓷在國內的市場之廣闊，由此可見—斑。考古結果也表明，明時景德鎮瓷器已銷往江西各地及江蘇、云南、廣西、安徽、湖南、四川、陜西、山西、河北、浙江、湖北、廣東、福建等省。明代景瓷運銷海內，絕大部分靠水運，經長江轉運至全國各地。

明永樂、宣德年間，鄭和七下西洋，使遠洋貿易得到迅速發展。瓷器是遠洋貿易中不可缺少的物資，隨著遠洋貿易的日益興旺，景德鎮瓷器的外銷也日漸紅火。明時景瓷輸出主要通過這樣四種途徑：政府對外國的贈予；各“入貢”國家使節回程的貿易；永樂、宣德年間鄭和大規模的航海貿易；民間的海外貿易。《星 槎勝覽》、《瀛涯勝覽》云，明代景德鎮所產的青白瓷。廣泛地傳到世界各國。《出鳥藍館日記》說：“明崇貞十四年六月二十—日，—艘由鄭芝龍派出的中國海船，內省瓷器1447件；同年七月十日、從福州發的—艘小船，裝著瓷器2700件；又十月十七日，大小海船97艘駛 入長崎碼頭，共裁瓷器20000件”，可見輸 入日本的瓷器數額之大。據有關文獻記載，明時菲律賓仍為中國陶瓷貿易的據點，其自銷和轉口量均很大；當年印度尼西亞、印度、斯里蘭卡等國、也—直處于通往阿拉伯國家的航途中，明以前這些國家的陶瓷貿易就很興旺，到明代陶瓷貿易已更加興旺；還有阿拉伯、伊朗、阿曼、土耳其、敘利亞、黎巴嫩等國，一直與我國有陶瓷貿易往來，到明代這些國家已成為中國同歐洲陶瓷貿易的橋梁。一些文獻還提到，十六世紀后，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德國、瑞典、丹麥、奧地利、俄國、意大利、比利時等許多國家都先后來人到中國，直接 在廣州、廈門等地進行陶瓷貿易。明正德九年(1514年)，僅葡萄牙航海家科爾沙利等人就從中國運走瓷器10萬件。1602年，荷蘭設立東印度公司，據不完全統計，自明萬歷至清初，該公司共購去中國瓷器1011萬件。以后，法國、英國也相繼設立了東印度公司，并在廣州設立了分公司，大量收購中國瓷器，從此，景德鎮瓷器在歐洲大為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