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鎮窯青白釉觀音龕像一件，出土于元大都城內的后英房居住遺址中。菩薩頭戴寶冠，整體為近似長方形。龕楣貼塑朵云與山峰，龕兩側貼塑纏枝花卉，龕座下部塑出兩層波浪，龕內塑觀音一尊。胎質堅密，為灰白色，釉色白中閃青。寬11、通高19厘米。

    上述考古發現的遼金元時期的陶瓷佛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北京地區的佛教信仰以及陶瓷器的發展、流通等狀況。1.關于這些陶瓷佛像的用途，其自身并沒有文字可考，但是根據其他相關器物和記載，我們還是可以作出相應的推斷。1922年廣東省潮州駐軍在城西南羊皮崗挖掘出四件青花瓷佛像，佛像上有銘文：“潮州水東中窯甲弟子劉扶同妻陳氏十五娘發心塑釋迦牟尼佛，永充供養，為父劉用、母李二十年闔家男女乞保平安。治平四年丁未歲九月卅日題。匠人周明。”另據遼耶律弘基所造銀佛的背面銘刻記載：“白銀千兩，鑄二佛像。威武莊嚴，慈心法相。保我遼國，萬世永享。開泰寺壽銀佛，愿后世生中國。耶律弘基虔心銀鑄。”據此，我們認為這些陶瓷類佛像為信徒們對佛教三寶之一——佛供養行為的產物，屬于佛事功德活動。這些佛教信徒自己出資舍財，慷慨解囊，實施供養，將其安放于寺廟或者家庭佛堂中，主要是冀希通過這種行為，表達對佛祖的虔誠和敬仰，以求得佛的保護和福佑，從而達到滅罪、禳災的目的。

    2.這些佛像之中，均為釋迦牟尼佛和觀音菩薩像，并且后者的數量要超過了前者，反映出觀音信仰在民間的地位逐漸上升。觀音又叫觀世音，是佛國第一菩薩，為阿彌陀佛的右脅侍。觀音是自我覺悟并使眾生覺悟的統一體，是指導僧俗修行所追求的最高人格理想的化身。她能適應信徒們的不同需求，以種種形象顯靈，教化救助眾生，因此有三十二應身或三十三應身之說，不同的形象、姿勢等則有不同的涵義。通常，將作出一腿翹起，一腿下垂姿態的觀音像稱為水月觀音或南海觀音、自在觀音等，表現出的是觀音在南海普陀山紫竹林道場休憩的樣子。觀音坐于蓮座之上，騎在上，表現的則是觀音渡海的場景，喻示著普渡無量眾生。這兩種觀音造型均是宋元時期的較為流行樣式。

    3.這幾件陶瓷佛教造像分別屬于遼南京龍泉務窯、金元時期南方龍泉窯和景德鎮諸窯的產品，均燒造于當時北方和南方重要的窯場之中。龍泉務窯在遼代晚期已發展成為官窯，是遼境內的重要窯場之一，其生產的三彩器物更是冠絕當時，三彩佛像就是其中的代表。金元時期，北方的一些名窯逐漸開始衰落，而南方的景德鎮諸窯、龍泉窯等興盛起來，在規模、工藝等方面逐漸超過了北方，產品行銷于各地。北京發現的青白釉和青釉佛像，都屬于代表當時窯場制瓷工藝最高水平的杰作，顯示了北京政治、經濟和文化地位的特殊性。在這些北京發現的陶瓷類佛像中，陶質佛像只出現于遼代，金元時期已不見;而瓷質佛像從遼到元一直都有發現，數量也是最多，這與制瓷業及瓷器的歷史發展狀況是相一致的。

    4.從陶瓷佛像的產地來看，遼代的幾件佛像均屬于北京的本土產品，而尚未發現其它窯址的產品;金元時期均為南方窯址生產的器物，這與北京地區出土的遼、金、元時期瓷器所屬窯口的整體狀況以及陶瓷器燒造、生產狀況是基本一致的。

    5.北京出土的陶瓷佛像的數量，以遼、元時期最多，金代最少，這大體可以反映出當時政權對佛教的態度、政策以及北京地區佛教信仰的傳播程度。遼南京作為遼朝的陪都之一，是遼境內佛教文化傳播、交流的中心，“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遼朝僧官的設置，僅在南京設左、右僧錄司，其余四京則只各設一僧錄司，可見契丹政權對南京地區佛教的重視。金朝鑒于“遼以釋廢”的消極影響，對佛教加以限制，金世宗就曾宣稱“至于佛法，尤未所信”，因此金中都的佛教發展趨于穩定、合理。元朝統治者對佛教采取了大力扶持的政策，使元大都成為全國佛教發展的中心，廣建寺廟，延攬名僧，刊刻藏經，大行佛事，其中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用銅50萬斤鑄造的壽安山寺臥佛，在佛教造像史上創造了一個空前絕后的紀錄，可見當時元大都佛教文化的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