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曾說，平生最喜歡的是文學，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繪畫，但前三項都靠繪畫養著，因為稿費太低了。董橋也評價，黃永玉的文章第一，書法第二，畫第三。
黃永玉,1924年生，湖南鳳凰人。受過小學和不完整初級中學教育。16歲開始以繪畫及木刻謀生。曾任瓷場小工、小學教員、民眾教育館員、劇團見習美術隊員、報社編輯、電影編劇及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創作水墨、水彩、油畫、雕塑、木刻、版畫，也寫詩、散文、小說、劇本。出版多種畫冊，著有《永玉六記》、《吳世茫論壇》、《太陽下的風景》、《比我老的老頭》等書。
八十歲時，黃永玉寫：“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隨心所欲不逾矩，八十臉皮太厚刀槍不入。”
九十歲時，黃永玉寫：“世界長大了，我他媽也老了。”
黃永玉曾說，平生最喜歡的是文學，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繪畫，但前三項都靠繪畫養著，因為稿費太低了。董橋也評價，黃永玉的文章第一，書法第二，畫第三。對此，黃永玉老老實實地說：“對我來說，比較容易做的事情是寫文章，也比較快活，快樂的基礎是好多朋友喜歡看我寫的東西，那我就開心嘛。畫畫么，我的朋友也喜歡，但畫畫更大的好處就是可以賣錢，賣了錢可以請朋友吃飯，可以玩，但畫畫沒有寫文章這么開心。”
2013年10月起，“我的文學行當—黃永玉作品展”在上海、廣州、長沙等地巡展，展示的正是黃永玉的文學之長。
上海三劍客
抗戰勝利后的上海，黃永玉、汪曾祺、黃裳“三劍客”結成好友，這是三人成長歷程中相當重要的一段。1946年，汪曾祺在致沈從文的信中說：“黃永玉是個小天才，看樣子即比他的那些小朋友們高出很多。我想他應當常跟幾個真懂的前輩多談談，他年紀輕（方二十三），充滿任何可以想像的輝煌希望。真有眼光的應當對他投資，我想絕不蝕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從來沒有對同輩人有一種想跟他有長時期關系的愿望，他是第一個。您這個作表叔的，即使真寫不出文章了，扶植這么一個外甥也就算很大的功業了。給他多介紹幾個值得認識的人認識認識吧。”
黃裳后來亦回憶：“當年在上海，他和曾祺總是一起見訪，一起小吃，吹牛，快活得很。他倆都是才人，所談也都是妙事，不易忘記。曾祺到北京去了，通訊漸疏。永玉也在北京，想來他們一定過從甚密。曾祺的小說集《羊舍的夜晚》還是永玉為他作了木刻插圖。想不到十六七年間他們見面不多。想來曾祺別有一個過從的圈子，我總想他們的不常在一起無論對曾祺還是永玉，都是一種絕大的損失。曾祺在‘文革’后期，入樣板團，以《沙家浜》一劇名世，還上了天安門。當時我在干校，為此還挨了一場批斗，思之惘然。”
黃永玉與汪曾祺從親如兄弟到淡如水，也許是大時代風雨洗禮的產物。汪曾祺逝世后，黃永玉回憶：“我的畫只有他一個人能講。他死了，這樣的懂畫的朋友也沒有了。和他太熟了，熟到連他死了我都沒有悲哀。他去世時我在佛羅倫薩。一天，我在家里樓上，黑妮回來告訴我：‘爸爸，汪伯伯去世了。’我一聽，‘嗬嗬’了兩聲，說：‘汪曾祺居然也死了。’這有點像京劇《蕭何月下追韓信》中，蕭何聽說韓信走了，先‘嗬嗬’笑兩聲，又有些吃驚、失落地說了一句：‘他居然走了。’我真的沒有心理準備他走得這么早，總覺得還有機會見面。他走時還不到八十歲呀！要是他還活著，我的萬荷堂不會是今天的樣子，我的畫也不會是后來的樣子。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難下筆。”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黃永玉回憶師友的《比我老的老頭》一書中，沒有寫到汪曾祺。
香港忘年交
1948年，黃永玉從臺灣到香港，起初沒有住所，漫畫家廖冰兄慷慨地邀請他到家里暫住，那時，廖家三十來平方米的房里已經住了好幾個人。黃永玉在寫廖冰兄的文章《米修士，你在哪里呀！》中說，廖冰兄根本沒有發掘自己。后來黃永玉解釋：“廖冰兄這個人，今天你們年輕人是不知道了。他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就像一個真正的戰士一樣，像從炮火連天的戰場上殺出來的這樣一個人，非常勇敢，每天畫畫罵國民黨，在生死邊緣戰斗著。那是不得了的，要死的！那時候生活又很艱苦，談不上日子過得好，生活瑣事很多，孩子又小。我剛到香港，沒地方住，他說住到我家里來，我住到他家里大半個月，看到環境很嘈雜，小孩吵啊鬧啊，他半夜三更抱著走來走去，這是生活的壓力。還有更重要的一點，他的畫面的組織才能，沒有發揮出來。畫面的組織才能，不是普通人能有的，你可以會畫畫，畫什么像什么，組織才能顯示一個人繪畫的規模，廖冰兄是可以統率很大繪畫的。哪怕他畫一張很小的畫，畫面的控制能力也非常強，如果他沒有碰到反右，沒有被劃成右派，沒有受折磨，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畫家，一個大壁畫家。壁畫就是工程，不是個人能完成的，他是一個很好的統帥，很多年輕人可以跟著他一起畫，那種情感是很高深的，可惜了。”
香港，黃永玉曾任《大公報》臨時美術編輯，同事中有查良鏞（筆名金庸）、陳文統（筆名梁羽生）。也是在香港，黃永玉與聶紺弩、葉靈鳳成為忘年交，日后又與黃霑、蔡瀾成為忘年交。
香港當年有一家叫“美利堅”的館子，童子雞做得很出名，有一次黃永玉和朋友吃到一半，發現大家口袋里都沒有錢，他對著飯館里飼養的熱帶魚畫了一張速寫，用手指頭蘸著醬油抹在畫上，算是著色，畫完給葉靈鳳打了一個電話。沒過多久，葉靈鳳笑瞇瞇地來了，黃永玉交上畫，葉靈鳳預支稿費付清了飯錢，大家盡歡而散。
黃永玉也常陪聶紺弩打發寂寞時光。有次兩人走在街上，黃永玉告訴聶紺弩有個很好的故事。聶紺弩說：“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來講。”黃永玉后來說：“文學不光是講故事。寫文章也像作對聯一樣，上一句下一句，要講得有意思，結構、關系，但不是講故事，巴爾扎克講故事講得好，出神入化，但他寫得沒有司湯達、左拉有意思。我用有點類似福樓拜的寫法，不要太緊張，從容一點，慢慢地說，站在故事以外來說。”
黃永玉和金庸同年，當年叫他“小查”。幾十年后，黃永玉的畫展在香港舉辦，金庸去捧場，吃飯時，黃永玉指著身旁的金庸對大家說：“他比我大幾個月，那時我們都叫他小查。”金庸笑道：“現在恐怕沒有幾個人叫我小查了吧。”香港有一家電視臺采訪黃永玉，請他談金庸，黃永玉說：“查良鏞根本不適合寫武俠小說，他應該干別的事，他怎么會寫起武俠小說來了呢？”
“從容對待”“文革”歲月
1953年，黃永玉從香港回到北京，任教于中央美術學院，先住在表叔沈從文家，后入住中央美術學院教員宿舍大雅寶胡同甲二號。
沈從文只讀過小學，黃永玉只讀過中學，后來都任教高校。黃永玉說：“我沒有讀過什么書，說了人家不相信，初中三年，念到二年級留了五次級……有記者花時間去翻我當年讀書的檔案，找到我小時候的同學，我那個同學告訴記者，黃永玉當年的成績，每學期的總分，加到一起都不到一百分。我自己也沒想到后來會當教授??！我就用老布什的話說，我是沒有任何出路了，只好去當教授。”
黃永玉自述：“有幸沈從文是我表叔，他給了我文人良心。有幸認識聶紺弩先生，他給了我文學鑰匙。我懂得人生險惡利害，什么時候講話，什么時候啞巴，肚子里清楚明白。也懂得為惡者讀書更惡，書跟善惡兩邊都是朋友，出了事，誰也救不了誰！我一生讀和寫都沒有什么意義，只是為了興趣。”
在后來的政治運動中，黃永玉遭遇了著名的 “黑畫”事件。事后，黃永玉說：“所謂的‘黑畫’，那個貓頭鷹事件，他為什么說我畫貓頭鷹一只眼睛開一只眼睛閉就是反對社會主義？讓他說為什么，他也是說不出來的。不要講出意思來畫畫，也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事情，改革開放以前，每一樣東西都要有意思，沒有意思就有壞。上海有個畫家畫一個笑瞇瞇的蘇東坡，叫《中蘇友好》，蘇東坡和他爸爸比，小一點，和他弟弟比，大一點，就不是大蘇，不是小蘇，是中蘇，笑瞇瞇就是友好。還有一個畫家畫一張《又紅又?！?，畫一塊磚，紅磚，就是又紅又?！，F在好了，就是不是太有意思的東西也不追究了。”
動蕩歲月里畫不了畫，寫不了文章，痛苦嗎？黃永玉回憶：“自然的事情怎么會痛苦呢？痛苦是對比了之后才會有痛苦。比如說，我們在干校，每天哪里有空去痛苦呢？每天大家去勞動，勞動完睡覺，第二天還要勞動。除非你有閑情逸致的時候才會痛苦。這個事情不要說我們，古代劃奴隸船的人，鎖在鐵鏈里，不見天日，每天就是搖呀搖的，從歷史來講，他是痛苦的，但是他在搖的時候，僅僅是希望活下去，別死，來不及想我痛苦呀我怎么樣。批判人道主義的時候，我們小組開會就討論這個問題，死刑犯、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的將領為什么還愿意接受改造？大家說來說去，輪到我發言，我說：‘大概活著比死好吧。’大家就來批判我，說死刑犯、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的將領認識了共產主義的原理啦，認識了社會主義的好處啦。我們都沒有那么清楚，他們怎么就那么清楚了呢？不太可能吧。”
“文革”時，有次難得地，沈從文在街上與黃永玉擦身而過，不到五秒鐘時間，沈從文只說了一句話：“要從容對待??！”
晚年置豪宅：“就是藝術創作”
黃永玉畫風多變，晚年熱衷于置辦豪宅：北京的“萬荷堂”，鳳凰的“奪翠樓”、“玉氏山房”，佛羅倫薩的“無數山樓”。他說：“我那是發瘋了，神經病嘛。我研究過我自己，怎么到處都有房子？現在我想那就是一個藝術上的創作。借用素材來創作，每一個不同的素材在不同的地方不一樣。”
對畫畫，黃永玉自有一套看法：“我一生沒有尋找偉大的意義，畫畫不像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時有位老先生批評我，說我創作態度一點都不嚴肅，永遠是為了快樂。當時我低頭站在臺上，他指責我，我也不能說話，要是平常他這么說，我肯定請這老頭吃西餐，我說你怎么講得這么對啊！搞藝術創作如果沒有快樂的基礎你怎么畫啊。為了創作，心情是要快樂的。”又說：“把畫畫提高到深刻的意義上，文化貢獻啦，全是扯淡的。人家問畢加索：‘你的畫什么意思呀？’畢加索說：‘好看不好看呢？’‘好看是好看。不知道你的畫說些什么。’‘你聽過鳥叫嗎？’‘聽過。’‘好聽不好聽啊？’‘好聽。’‘你懂得它是什么意思呀？’畫畫也是一樣的道理。”“一個人喜歡把每一件小事，每一個活動，都講成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但是人活著很多時候沒有什么意義啊。人家問我為什么喜歡畫荷花，我就說，我外婆打我，我就躲到荷花邊……你真的以為我畫荷花從這里開始？人應該冷靜地對待這樣一種東西尤其是畫家，喜歡把每一件事情都講得很有意義。”
經歷了那么多苦難，黃永玉和他的老朋友們從容且長壽。他說：“對人生從容一點，別囂張，苦也別囂張，得意的時候更不要，這需要修養，有知識的修養，也有人生的修養。我對一個年輕的朋友說，你不要光研究勝利者的傳記，也要研究一下失敗者的傳記。勝利者寫的傳記里有很多夸張的東西，而失敗者的傳記里有很多東西都是真實的。”
黃老大的英雄會
黃永玉八十歲時，我在廣州專訪過他。老先生出場時手執煙斗，面帶微笑，在座之人均不由自主肅立起來。訪談一開始，黃家親朋拿相機從不同角度拍照，閃光燈影里，我恍然覺得這是一位江湖老大主持的英雄會?？上S老大的聽力不太好，說話時只好湊近了提高聲調，頓時沒了距離感。一會兒工夫，就知道這位老大不喜歡正兒八經的訪談，更樂意百無禁忌地聊天，黃老大的英雄會變成了黃爺爺的故事會。
2005年8月13日，我到北京，參加了黃永玉在萬荷堂舉辦的生日酒會，見識了各界名流。萬荷堂中，黃永玉居住的地方名為“老子居”，那張其大無比的睡床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老子居”外的另一個院子是荷塘所在，數畝地大的池子栽滿荷花，頓感“十萬狂花入夢寐，一襲清馥逸荷塘”并非吹噓。在萬荷堂，我見過一張大合影，其中有黃苗子和郁風夫婦、丁聰和沈峻夫婦、王世襄、范用等，后來我都采訪過他們—再回想萬荷堂的盛會，心中竟有別樣滋味。
2007年3月，我再去萬荷堂，依然是黃永玉的英雄會，依然聽他講故事。當天晚上，我們幾個朋友還去了同住通州的黃永玉的二弟黃永厚家，一天之中感受了兄弟倆的不同風范，煞是有趣。
在任何一個場合，黃永玉的口才和氣場使他總是當第一男主角。晚餐時座上有人問他：“您現在吃辣椒嗎？”“用鼻子吃不行，用嘴巴就行。”又有人問：“平時有什么活動？”“打乒乒球啦，畫畫啦，拳擊現在是不能打了，家里有個沙包，每天打打沙包。我彈鋼琴的水平和我日文的水平差不多，認得中國字的那部分……”談起他的故鄉鳳凰，“有一次，我在江邊畫畫，一個導游帶了一幫人，看我在江邊的那幢房子。房子叫做‘奪翠樓’，導游就說，黃永玉以前有一個老婆是人家的，叫‘翠兒’，是黃永玉搶來的，所以叫‘奪翠’。其實哪有這種事情，從字面上講，‘奪翠’就是把綠顏色‘搶’過來，在我們家鄉話里說這件東西很‘奪翠’，就是很多綠顏色，顏色鮮艷的意思。”笑瞇瞇的黃永玉仿佛在講與自己不相干的故事，“還有一次，我在鳳凰的路上走著，有一個人一看見我，就叫：‘沈從文！’”
我也聽過多次黃永玉笑談“死”：“死了就燒掉，送到火葬場，人就回來，就不要再管，骨灰都不必要。魯迅說，如果一個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是死了。為什么要活在人的心上？有什么理由你要活在人的心上呢？好像也沒什么意思嘛。且不管這個，既不要骨灰，又不想活在人心上，你還想干嘛呢？所以我有幾個方案：一個方案是骨灰不放火葬場，放在抽水馬桶里，請一個有修養的受人尊敬的老先生拉一下，舉行個儀式。這個方案我愛人反對，說會塞住水管，找人修很麻煩；只好執行第二個方案，把骨灰一小包一小包地包起來，分送給朋友，栽花，但是有一個問題，到了晚上，朋友看了，覺得花長得比較怪，嚇人。這樣只好讓朋友永遠痛恨我，咬牙切齒地罵我，那就把骨灰揉在面里包餃子請大家吃，吃完了宣布：‘你們剛才吃的是黃永玉的骨灰……’關于死，楊憲益講了很好的話，他說與其等人死了以后稱贊人怎么好，不如活著時就開追悼會，他想自己快死的時候，搬一張靠椅，可以旁聽大家吹捧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