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州市有發展陶瓷的天然資源。遠在4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先人已從事陶器生產。境內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時期的遺址中，曾出土大量古陶器。經過漫長的歲月和先人們的不斷創造，在陶器的基礎上，又采用瓷土作原料燒造出瓷器。1988年禹州市文物管理所在郭連鄉崗胡村西晉墓葬發掘中，出土了早期青瓷殘器。后又在三峰山南麓楊莊村西晉墓葬發掘中，出土兩件完整的青瓷罐。隨著我國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制瓷工藝技術的不斷改進與提高，禹州的陶瓷業到了唐代，發展更加迅速，不僅窯場增多，而且瓷器質量提高，釉色品種也顯著增多，在河南乃至全國占重要地位。目前已發現唐代古窯址4處，其中萇莊鄉3處，神垕鎮1處。萇莊鄉的3處古窯址分布在萇莊村、玩花臺村和磨河村。這里西接登封市，北連新密市，陶瓷原料豐富，交通比較發達，3處古窯址，相距不到4華里，是唐代禹州的一個陶瓷集中產區，總面積約9萬平方米，該窯址的文化堆積層中至今仍保留有大量的窯具、瓷器殘片等遺物。器物有碗、罐、壺、盆等。釉色有黑、黃、褐、白四種。器物造型豐滿、平底。在裝飾藝術上，有白釉飾綠色彩斑，有黑、褐釉飾藍斑或白斑。磨河西岸的窯址內涵豐富，瓷片、窯具俯拾皆是，有黃釉闊腹平底缽，有平底淘澄器。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大量的黑釉藍斑殘片。1984年5月經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古陶瓷專家馮先銘等鑒定，確認系唐代燒制。

    1977年冬，在神垕鈞窯集中產區下白峪村的趙家（man)發現1處唐代花瓷古窯遺址。該窯場面積約3000平方米，窯區內有很多花瓷器殘片、窯具、爐灰等。窯爐上部已坍塌，只有半個窯底，是在平地上深挖的土質窯。靠近窯爐旁泥池內的泥料為淺黃色，和附近的瓷土色澤相同。這個窯區產品種類繁多，主要有拍鼓及各種罐、盤、碗、缽等，胎骨較厚。碗、缽、罐均為平底。釉色以黑、褐居多，也有少數黃色釉。由于受窯溫的影響，彩斑多不規則，有的穩定，有的從器物口部流淌到足部。斑塊有月白色、灰白色、藍色，瀟灑自然，有煙云變化之美感。也有的藍白相間，瑩潤典雅，耐人尋味。在堆積層內，發現有窯具、瓷器殘片和木炭灰，沒有煤渣，也沒有匣缽，系用木柴燒制。這一窯址的發現，使陶瓷界的專家學者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及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天津美術學院的專家、教授，曾親臨現場考察，都認為這是一次重大發現。這個窯口的產品，質地優良，和魯山段店、郟縣黃道窯的唐代花瓷屬同一類型，為研究中國陶瓷發展史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新資料。如《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內記有：“此后不久河南禹縣……在小白峪(實為下白峪)也發現了1處唐代瓷窯遺址。在采集的標本中，也有不少腰鼓殘片，釉色斑點、形質與魯山段店窯的基本一致。由此得知河南唐代燒腰鼓的除魯山窯外，還有禹縣小白峪窯……提示了鈞窯早期歷史與唐代花瓷有關。”

    唐代南卓《羯鼓錄》內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魯山花瓷”的記述。《羯鼓錄》前錄成書于唐太宗二年(628年)，后錄成書于唐太宗四年(630年)。由于禹州唐代花瓷窯址發現較晚，古書無記載，但其生產時間并不晚于河南其它唐代瓷區。建國后，禹州市文物管理所，在市區內征集收藏較完整的唐代花瓷10余件，其中定為國家三級以上文物的8件。70年代在萇莊鄉龍福寺和火龍鄉瓦店村出土的兩件唐花瓷注子和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魯山文化館、郟縣文化館收藏的注子形質基本一致，都是我國唐代花瓷的典型作品，也是國家的稀有珍品。1988年5月，在禹州市淺井鄉橫山村，唐代陽翟鎮遏兵馬使郭超岸的墓中出土了唐代花瓷雙系罐3件，造型古樸高雅，彩斑揮灑淋漓，分別定為一級和二級文物。據該墓出土的墓志記載，郭超岸死于唐元和二年(807年)，葬于唐元和五年(810年)，證實了禹州生產唐代花瓷的時間下限。唐元和五年屬唐代中晚期，這時花瓷工藝技術已相當成熟，可證唐代花瓷的始燒時間應在唐代中期或早期。唐代陶瓷手工業“以釉致勝”的獨特裝飾技術是我國顏色釉陶瓷蓬勃發展的重要里程碑。這種花瓷由于在黑釉、褐釉、茶葉末釉上，施以呈色不同的釉料，經高溫燒制而泛現出灰藍、乳白色的大塊彩斑，或藍、白、綠、灰相間的流紋，形態各異，變化萬千，突破了單色釉的局面，發展為多樣裝飾，和宋代鈞釉有相似之處，陶瓷史學界稱之謂“唐鈞”。根據《中國陶瓷史》記載：“花釉瓷……利用釉的流動，使它出現像窯變一樣引人入勝的藝術魅力；淋漓酣暢，大膽潑辣，似有意，似無意，似有形，似無形，妙趣橫生，變幻莫測，為后來的鈞釉彩斑開啟了先聲。”趙青云、許天申在《鈞瓷的興起及其工藝特征》一文中也說：“唐代花瓷的出現，為鈞窯的興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鈞瓷在北宋成為五大名窯之一，是與唐鈞的先導作用密不可分的。”從上述可知，唐代花瓷與宋代鈞窯有淵源關系，是鈞窯的前身。鈞瓷始于唐，已得到陶瓷史學界的公認，并載入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