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分配到位于上垟鎮的國營龍泉瓷廠，這兒的海拔比龍泉縣城高多了。俗話說龍泉是“九山半水半分田”，上垟更是如此，在崇山峻嶺深處，山連著山，一條名叫上垟溪的河流從山里婉蜒而下，河面寬有三四十米，下大雨時溪水澎湃作響，很有氣勢。龍泉瓷廠建在溪邊，只有一道橋與外面公路相通，整個工廠占地面積也不大，只有五十多畝。與我同分配在龍泉瓷廠的同學毛松林，他成家早，工廠照顧他，給他分了一個單間宿舍，我則與六個采礦工人擠住在一間18平米的集體宿舍里，三年時間換了三個地方，直到我要結婚了，才給我一間單人宿舍。
我這人平時不愛說話，分配在技術科搞設計，毛松林先在技術科，后去當干部搞供銷，后來分管生產。同班同學，兩種不同的境遇，我沒有任何不滿和意見，我們性格不同，我喜歡干實際工作，毛松林喜歡與人打交道，可謂各得其所。記得當年景德鎮陶院有兩個中央美院分配來的同班同學，一個姓丁，一個姓施，丁老師一步步成了系主任，施老師一直是普通教師，施老師對這個情況表示過不滿，“反右”時鳴放，運動后期就吃了苦，被打成了“右派”，放了四年牛。這就是心理失衡帶來的后果。我生性喜歡埋頭干活，別人如何與我毫不相干，沒有絲毫的忌妒，干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就是。我在瓷廠幾十年，一直保持著這種良好的心態。
我喜歡我的工作，多干事少說話，從不講人的壞話，除非全廠開大會，能不參加的會我都不參加，埋頭設計工怍。
到瓷廠后不久，“文革”開始了，階級斗爭的火藥味很濃，“破四舊，立四新”時，產品名稱都換了，供出口用的羅漢湯碗，改名為“勝利碗”之類，產品連龍鳳圖案都不能用，不要說我們瓷器產品，就是老百姓蓋的棉被被面上有龍鳳圖案也要刮掉。寫標語抄大字報，我是謹慎又謹慎，反復核對。在學校讀書時有個人寫“萬壽無疆”，筆誤寫成了“無壽無疆”，被打成“反革命”，判了刑，讓人不寒而栗。早在宜春中學讀初中時，恰逢“反右”，當時學校領導動員教師提意見，要求每人最少寫20條大字報，第二天派人抄下來后再一個個談話。我的語文老師張銳光就因為提意見被扣上了“右派”帽子，每天三班倒的人輪流批他，被搞得很慘。對此，我心里有警覺，不斷提醒自己：該說的說，不該說的堅決不能說。
龍泉“縣聯司”和“階聯總”兩派斗爭，我是一派不參加，只顧干活，不多話，謹慎又謹慎。1969年上海進出口公司來工廠定貨“勝利湯碗”，大中小三個品種，此碗我原先的設計是，外邊上部只有荷花鯉魚，寓意年年有余，下部沒有裝飾，比較空，上釉后，溫度稍高，就會淌釉，成品率不高，我新的設計，就是在碗的下部增加一圈水波浪，即與上部圖案協調、美觀，又因有裝飾紋路可以有效地阻擋釉水下淌，提高正品率。只要是設計，我給自己定的規定是，凡有可能涉及與國民黨有關的圖案不搞，只搞奇數不搞偶數，不論怎么做，都不可能與國民黨的青天白日徽章的12個角聯系起來（當時抓國民黨特務成風），因此我畫了15個頭的水波紋，并且讓管生產的革委會蓋上他們認可的公章。不僅是這張圖紙，凡是我設計的圖紙，我都請有關部門集體討論，通過后再蓋上公章加以組織認定。這是我保護自己的有效辦法。我至今還保留了一些加蓋過公章的圖紙。
“勝利湯碗”的設計圖我畫好后，交一位姓韓的女技術員刻制，這位女技術員是1959年分配到瓷廠的中專生，不知為什么，她見我的湯碗圖紙比較復雜，就把碗下部的水波紋從15個擅自改為12個，產品出來后，送到一位胡姓的檢驗員手里，這位檢驗員是國民黨起義人員，辦事穩妥有余，工人形容他是騎馬還要拄拐杖的人，他把碗拿在手里反復數波浪紋，心存疑慮，就來找我，他知道我是負責設計的，一時間沒能找到就直接找到了生產科長匯報，科長找到生產指揮部，一級級匯報上去，后來報到廣州的外貿公司，廣州方面回答說扯不上敵我矛盾，沒有什么關系，不是政治問題。但廠里有人把此事匯報給了龍泉縣公檢法，立刻引起公安局的重視，問為什么是12個波浪，是不是用國民黨的黨徽來為國民黨招魂，反攻倒算？事態立即升級，被作為“反革命”案件立案審查，矛頭也轉到我這里，說我是始作俑者，我于是把圖紙翻出來一張張審核，上面大紅公章證明我繪的是15個波浪而不是12個波浪，于是撤消了對我的懷疑，我才得以舒了一大口氣。但是那個女同志沒有逃過劫難，被判了刑，坐了半年牢。通過這個事情，我對設計圖案更是小心又小心，自己跟自己說，不能掉以輕心。
龍泉瓷廠在“文革”中維持著生產，廣州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廣交會）”是我們獲取出口訂單的一個渠道，作為設計人員，我有時被派去參加廣交會，參加訂貨，包括和外賓打交道。1968年4月，我去廣交會，離開時是5月3日，準備回龍泉，可是龍泉兩派武斗正厲害，交通癱瘓，我無法回去，當時廠部給我發來電報，讓我回老家待段時間，何時回來等他們通知。因此我就折回老家江西宜春住了一段時間，瓷廠給我寄工資和糧票。在老家無事，我去了趟景德鎮買毛主席像章，到母校陶院去轉了轉，看見七十多歲的老教授被勞動改造，搬磚頭，心里很不是滋味。離奇的是，我在家鄉時，被當地造反派看見，他們竟然懷疑我從廣州回老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懷疑是不是里通外國，到老家來串聯的？還派人到龍泉去調查，問為什么我在宜春呆了那么長時間?這情況是我回到龍泉后才知道的，瓷廠的黨委秘書對我說，你們老家的人真差勁，還來到我們這兒了解你去廣交會的情況，我們回答說：夏侯文接觸外賓是工作需要，我們對他是完全信任的……將宜春外調的人頂了回去。這件事讓我對家鄉有點失望，也對龍泉增添了一份感情。
上垟溪，溪邊是龍泉瓷廠總廠廠部大樓
位于上洋鎮的龍泉瓷廠
夏侯文在龍泉瓷廠的舊居
夏侯文在龍泉瓷廠
夏侯文在設計圖稿
階級斗爭的弦繃得太緊，人人緊張，處處懷疑．正常人被搞得神經病似的。由于我小心謹慎，雖說是有知識、有文化的人，但整個“文革”期間，造反派抓不到我的辮子，幸免被沖擊。上班時我伏案設計畫圖，下班后也不串門、不與人閑聊，更不到干部、領導家去串門，就在辦公室看書或加班，由于我任勞任怨、肯吃苦，工廠的領導換了一屆又一屆，但都一致認定，我有釘子精神，是個埋頭工作的人。
上垟這個地方比較閉塞，開門見山，出門爬坡，條件雖然艱苦，但自然環境比較好。我是大學生，工資比較高，也比較會過日子，不浪費。我第一年的月工資是42塊5，第二年就漲到了57塊，一直拿到1978年三中全會召開時。我—人在外，生活還是挺有計劃的，第一個月工資買三個月的飯票，第二個月的工資寄父親，第三個月工資存起來……星期天休息或下班后太陽沒有下山前，就去山坡上鏟地、種菜，我種的南瓜最大的有37斤重，苦瓜有一尺多長。1967年我結婚后更是如此，常常把這些吃不了的瓜果蔬菜拿到丈母娘家去喂豬。我在龍泉生活得還比較自如，也喜歡我的這份工作，身在龍泉就要為青瓷的發展作貢獻，是我的事業所在。記得當時參加過浙江省組織的接待日本青瓷考察團的任務，活動結束后，日本朋友送給我一本龍泉青瓷資料冊，上面詳細地記載了龍泉青瓷的發展史、古窯址的分布情況，以及大量精美的龍泉青瓷的彩圖。這對我是個很大的震動，龍泉青瓷在日本和韓國有著很大影響，很受外國人重視，作為陶瓷院校畢業的專業人員就更應該為青瓷的發展作貢獻。
那時瓷廠沒有女青年，找對象不容易。在老家，家里人為我張羅介紹對象，對方是醫院的一個護土長，我們雙方也見過面，女方長得還挺漂亮的，她對我也中意，只是有個要求，不想兩地分居，希望我能調回去，我回到龍泉，與她通了幾封信，后來就不了了之了。“文革”結束后，我妹婿的表舅是景德鎮市的市委書記，他們希望我回景德鎮，于是幫我聯系調動，市委書記說可以作為人才引進到景德鎮來，但我不想離開青瓷，也不想有欠人家人情的心理壓力，因此一直遲遲沒有行動。甚至后來麗水地區成立鄉鎮企業局，需要工程師，要調我去政府工作，我也沒有動過心。
由于我在設計方面的成就，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我是麗水地區的第一批工程師，整個龍泉縣一共五個工程師。
我在龍泉還比較平穩，但父親一家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槽糕境地。江西在“文革”中把幾十萬所謂有“污點”的人下放到農村去，不發工資，說是要“自食其力”，讓他們種田掙工分為生，父親全家(繼母、妹妹)也在其列，三個人每天只掙五個工分，當時十個工分才五毛錢，吃飯都吃不飽。我擔負起全家的生活重擔，每個月寄錢回家，正是靠我隔三差五地寄錢，他們才不至于餓死，度過了那段最艱難的日子。不幸的是，我父親沒有等到平反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