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荏苒。時間沒有被記憶所風化。
刻瓷這門手藝經過幾番游歷之后，慢慢向淄博這方沃土走近。
1973年冬天，我在工余時間刻了一件“藍釉金梅花”瓷瓶自娛玩賞，后來被前來參觀的外交部禮賓司司長翟蔭塘先生慧眼選作出國禮品，定制300件。未曾料，這件不起眼的刻瓷“藍釉金梅花”小瓶，競成為淄博刻瓷藝術史上的引子。
為了盡快完成這批禮品，派我和青年女工劉瑞云去青島工美所參觀學習七天，領教于石可、鄭惠民先生。回廠后組成三人刻瓷組。工作青黃雜糅，像馬拉松般到了1978年7月8日，山東淄博瓷廠正式成立刻瓷專業組，由我任組長做技術指導，承接外交禮品的設計制作。全組每年為廠方創收10萬元純利潤，參加國內外重大活動中屢獲金獎、銀獎；由我設計的“山川”牌刻瓷商標(經工商注冊)及作品，經國家質量獎審定委員會審定，連續5年榮獲銀質獎章。
1981年，華國鋒同志參觀刻瓷組，交談“發展我國工藝美術事業”；1983年，劉海粟先生與刻瓷人員座談，提出“刻瓷要建立檔案……嘉慶、道光年間的瓷器不可取，繁瑣……”并題寫“嶺上紅梅得古春，高寒出手氣無倫”的詞句!時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書畫家高啟云先生，先后5次到刻瓷組指導工作。1988年8月11日，是先生謝世前22天的日子，在轉給我的惠函中書寫“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墨寶，信中一直關心著淄博的刻瓷藝術，先生生前曾預言：將來山東刻瓷的發展，非淄博莫屬!先生功不可沒!
書畫家高啟云給張明文大師的惠函中書寫“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墨寶
1982年年底，原刻瓷組撤銷，我任刻瓷藝術研究室主任。
隨著淄博陶瓷業的發展和工藝美術創作的繁榮，特別是人民物質生活與審美意識的改觀，刻瓷藝術以她獨特的藝術語言，與其他兄妹藝術同步闖進了歐美藝術殿堂，走進了尋常百姓之家。
為了規范刻瓷藝術標準，升華刻瓷藝術理念，讓刻瓷工作人員從參差不齊的情況下步入創作型新型人才隊伍，1989年10月，輕工部頒發聘書，由我撰寫《全國陶瓷行業刻瓷工技術等級標準》(簡稱國標)。
全國陶瓷行業國標中共有17個工種：原料制備工、機壓成型工、注漿成型工、手工成型工、燒成工、彩瓷工、手工彩繪工、雕塑雕刻堆雕工、石膏模型工、制匣缽工、金水制備工、顏料工、陶瓷棉制作工、陶瓷裝出窯工、瓷用花紙制版工、瓷用花紙印刷工、刻瓷工。唯刻瓷藝術是在淄博新興的工種。1990年11月8日完成初稿。1991年6月19日在江蘇宜興召開“關于修訂輕工陶瓷行業工人技術等級標準審稿會議”。自此，《全國陶瓷行業刻瓷工技術等級標準》在全國試行至今。
同年，《張明文刻瓷藝術》由中外文化出版社出版發行，饋贈駐外文化參贊、使節。
2003年8月30日，中國陶瓷工業協會發文(【2003】33號)，同意成立中國陶瓷工業協會刻瓷文化研究會，張明文任會長。
并祝愿陶瓷刻瓷藝術界精誠團結，為共同繁榮發展中國的陶瓷文化與藝術做出更大的貢獻。
一位園藝家說：“大樹不生于脊土。”藝術的傳承、興衰造就了一段歷史，而歷史中的人物又在這片沃土上創造著明天的美好。為此，《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署名文章“淄博刻瓷，由衰到興”。
從1981年6月始，筆者先后在前西德、美國、新加坡、瑞士、中國香港等地舉辦了刻瓷藝術展覽，與各國藝術界人士作了較廣泛的交流，從中了解到中國刻瓷藝術在國際上所產生的影響。本文著重對刻瓷藝術如何從單純的陶瓷裝飾附麗下剝離出來，傳承未來，使之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藝術形式，廣泛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