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有一位作家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任何民族的文化，無論在歷史上有多么輝煌，倘若后無繼者，便只是一片斑斕而沉默的史跡而已，只有后人永遠珍愛它，并發揚光大，才能使古代文明轉化為現代文明。”

    三句話不離本行。筆者在陶瓷藝術界工作了近50個春秋，造型、裝飾無不涉及，然而我對刻瓷這門藝術，由偶然愛好到外交部禮賓司“訂貨”，后來就有了一種出奇的愛好和癡迷的追求。30多歲那幾年，忘記下班，廠門被鎖，翻墻而出的狼狽相常有。本來這些瑣事不去回憶它也罷，但前些年見諸報載的事實不時入目。后來真的自責起來：敝人是屬于給點陽光就燦爛的那一族。

    同行的朋友都說淄博的刻瓷藝術是成功的，是有幸的；業內人士也坦言，世界刻瓷在中國，中國刻瓷在淄博，其實一點也不虛假。我實話實說，在淄博刻瓷藝術這片花圃里，所幸有一群活潑、健康、睿智、勤勞的蜜蜂，是它們吸允著甘甜的露滴，傳播著成果的花粉……

    人近“從心所欲”之年，思維的輸入與輸出已不能成正比了，追憶與比較不斷閃現。我在國營瓷廠的46年中，有幸結識了著名國畫家李左泉先生，他也就職于該廠畫陶瓷、國畫，他的國畫雪景為“諸家之冠”，“炎夏觀之，使人無酷暑之感”。先生之畫風至今尚無人敢追及。1958年，我受廠方指派，與左泉先生同住一舍(14平方米，兩床)，任務是提水，打飯，看爐子(取暖)。耳濡目染先生打夜作、賞雨、賞雪的生活規律，因此，我也就成了未經廠方簽訂正式師徒合同的學生之一。當時，青澀懵懂的少年怎能去理解“學前人不泥古法，創新獨辟蹊徑”的哲理。就是這樣一位全國著名畫家、山東省第三屆人大代表、省政協委員、淄博市第三屆政協委員，一夜之間，淪為“反動權威”、“牛鬼蛇神”，于1968年12月31日含冤辭世。正式的、非正式的學生們無一耳聞噩耗，直至11年后的1979年4月7日上午，由黨組織出面，在淄博瓷廠大禮堂為左泉先生召開追悼大會，平反昭雪。

    物換星移，時光飛逝。1981年5月，我經過層層考核、選拔，帶著刻瓷工具，第一個踏入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傳播中國的民族藝術。在十幾個小時的飛行中難能人睡，思緒萬千……記得在科隆的一位臺灣藝術家風趣地說：“你到德國來，家庭可有‘背景’？”

再后來，我當選了山東省第六、七、八屆人大代表。翻閱當年那一本本日記和那一張張發黃的報紙，它不僅折射了一個人的人生道路，也真實地印證了一段歷史軌跡，我更想到了李左泉先生。

圖1、為李左泉先生畫像

我沒有仔細統計過刻瓷隊伍的人員數字，也沒有深究這50年的時間概念，重溫“報集”關于刻瓷群體的文庫，又找到了理論根據和知識升華。

    當今，刻瓷園地滿目珠璣。以淄博為放射點，與全國、與世界溝通的放射線密度越來越大。人文情懷、藝術造詣逐年突顯，僅在淄博，榮獲“中國陶瓷藝術大師”稱號的有6名，山東省陶瓷藝術大師44名，山東省杰出青年陶瓷藝術家20名，一批青年陶藝家如雨后春筍，形成讓人寬心的金字塔。更讓人驚嘆的是：不少職業學院意識超前，膽識過人，請藝術家上講臺(如紡織、絲綢學院)，這是一群不可低估的希望之星，是陶瓷文化的后備軍。

    筆者作為中國陶協刻瓷文化研究會會長，雖然是階段性、過渡性，但也有不少學問和課題等待去破譯，就像中國的書法，不同的人寫上去，就是兩個世界，“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一粒種子，只要有了適合它的土壤、水分；一棵嫩芽，只要它接受陽光；一株鮮花，只要它與蜜蜂交友。中國的刻瓷藝術，從明末清初延續到淄博復蘇，已過“而立”之年，它將攜手50歲的兄長，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一起幻想、繁茂，一起成熟、深思。在這經濟大潮中，新的、好的陶瓷藝術精品不斷問世，古代文明與現代文明向我們的先人回應著同一個聲音——“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

                      刊登于《淄博日報》

                                          2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