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鈞瓷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宋鈞臺窯
“鈞臺窯”（又稱鈞官窯）是北宋宮廷設立的一個專用窯場。1964年，沉睡地下八百余年的鈞臺窯遺址被發現；1973年，由河南省文物工作隊（即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發掘。鈞臺窯是一處規模宏大、內涵豐富、水平極高的藝術寶庫，具有博大精深的科學文化內涵，它的發現與發掘為鈞瓷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大可無比的推動作用，是鈞窯發展史上一座巍峨的豐碑，為中國乃至世界文明做出了卓越貢獻。多年來，盡管中外陶瓷界有人對鈞臺窯的始燒年代存在一些這樣那樣的爭議，但鈞臺窯高度的藝術成就及其出土的鈞瓷標本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珍藏貢品的一致性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我們相信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進展和不斷發現，這些分歧定會歸于一致。
鈞臺窯的發掘，距今已有將近40年之久。這期間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機，鈞瓷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不僅燒制鈞瓷的廠家不斷增多，而且品種大量增加，質量顯著提高。鈞瓷不但成為世人爭相收藏的珍寶和迎來送往、饋贈親友的貴重禮品，而且也成為國家政要外交和舉辦大型國際活動的國禮。鈞瓷可謂蜚聲瓷林、盛名鼎鼎，在繼北宋之后現在又創造出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歷史輝煌！
（1）鈞臺窯的歷史淵源
禹州地處中原，歷史文化悠久，礦產資源豐富，具有發展陶瓷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禹州先人包括歷代陶瓷匠師以自己的勤勞智慧創造出了陶瓷史上一個又一個偉大成就，境內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時期的遺址中都曾出土過不少古陶器，后來又用瓷土作原料燒造出了瓷器。隨著我國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制瓷工藝技術的不斷改進與提高，到了唐代，禹州陶瓷業發展更加迅速，不僅窯場增多，質量提高，而且釉色、品種也明顯增多，在河南乃至全國陶瓷業都占有重要地位。境內還發現多處唐代花瓷遺址，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在鈞瓷集中產區神垕鎮下白峪村發現的唐代花瓷古窯遺址為鈞瓷的溯源問題找到了實物依據。
到了宋代，隨著煤炭在工業生產中的大量使用，為陶瓷的高溫燒制提供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再加上科學技術的進步，經濟社會的繁榮以及人民生活條件的改善與生活需求的變化，陶瓷匠師在唐代花瓷的基礎上創燒出了鈞瓷器。我國以全面探討中國陶瓷科學技術史為主的第一部專著《中國科學技術史·陶瓷卷》（盧嘉錫總主編、李家治主編）中提出：“青釉和黑釉孰先孰后……有待研究解決。然而在數千年古陶瓷發展的歷程中，還有一種十分重要的陶瓷釉，它與黑釉和青釉無論在外觀上，抑或在結構本質上都完全不同，掌握它的生產技藝，又更加不容易，以至于它本來已經隨著黑釉和青釉的出現而露出端倪，卻只能經歷了千年以上的歲月，逐步成熟起來，突然出現在人們面前，并成為五大名窯藝術瓷釉之首及中國陶瓷的發展過程中五個里程碑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是鈞瓷或稱鈞釉瓷。”編者不但對鈞瓷的歷史淵源、發展歷程做了簡要而精確的論述，并把鈞瓷定位于“五大名窯藝術瓷釉之首及中國陶瓷發展過程中五個里程碑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大提高了鈞瓷的地位。
鈞瓷一問世便受到了世人的青睞，北宋初期已負盛名，中期得到了較大發展，很快享譽全國，進入名窯行列，被皇宮貴族和文人雅士所贊賞。為了滿足宮廷園林和美化環境的需要，朝廷專門選派官員、優秀工匠在陽翟古鈞臺附近設立官窯專為宮廷燒造貢瓷。
北宋末年，戰爭頻繁，靖康之變中汴京陷落；北宋王朝遷都臨安（今杭州市）另設官燒造御用器皿（稱南宋官窯），鈞臺窯由此停燒。
（2）鈞臺窯的發現與發掘
自北宋末年開始，鈞臺窯因戰亂被毀，匠師或逃或亡，停燒了幾個世紀，因時間久遠，滄桑巨變，窯址多被夷為農田。該窯址遺存的殘器于明、清時期被人們發現。如明代高濂《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明刻本中記：“鈞州窯，有朱砂紅、蔥翠青（俗謂鸚哥綠）、茄皮紫。 紅若胭脂，青若蔥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純無少變露者為上品，底有一、二數目字號為記。”清代藍蒲《景德鎮陶錄》卷六中稱：“鈞窯亦宋初所燒，出鈞臺，即今日河南之禹州也，底有一、二數目字為佳。” 禹州鈞臺窯遺存的殘器早已被古陶瓷研究者、收藏家所熟知，但在早年知其窯址在何處者卻寥寥無幾。經調查了解，在1964年以前，只有清末和民初時期在禹州經營古玩的商人王夢蘭先生知道鈞臺窯的具體地址。王夢蘭家住禹州城關西大街，與鈞臺窯址近在咫尺。據王夢蘭先生講述，他年輕時常在鈞臺窯區里撿瓷片，曾撿到過刻有數碼的瓷片，這些瓷片當時有的送朋友了，有的拿到開封古玩店賣錢度日，一片能賣幾兩、幾十兩銀子，古玩店老板再賣到上海、香港，有些釉色好的甚至可以值上百兩。 為了賺錢，王先生從不暴露這個秘密。解放后，因需求不多他也就不再以此營生了。北京的專家學者在神垕及西部山區考察，從來沒有人知道他，所以一直沒有找到鈞臺窯遺址。1950年，最先來禹州考察鈞窯的陳萬里先生，在他的《禹州之行》一文里只字未提到鈞臺窯的問題。后來，馮先銘、葉喆民等先生，以及禹州當地的鈞瓷研究者都曾對鈞臺窯遺址的具體位置十分關注，并進 行了深入調查，但都沒有得到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傳世宋鈞”相一致的標本。故宮博物院葉喆民先生也在他的《河南省禹縣古窯遺址調查記略》一文中說：“在神垕劉家門一帶發現的早期鈞瓷殘片，大部分為盤、碗之類，而傳世的許多號稱宋鈞，特別是刻有數碼的盆、奩等殘片一無所獲。”1964年，禹縣人民政府根據河南省人民政府的指示，成立“鈞瓷史考察組”，要求三年內寫出一部《鈞瓷史》。考察組經過周密調查找到王夢蘭才得到鈞窯的重要信息，破解了鈞瓷發展方面的一大懸疑。從此，沉睡地下近千年的鈞臺窯遺址得以重見天日，為鈞臺窯的全面發掘打下了良好基礎。1964年11月，考察組和省文物工作隊共同進行定點考察，為全面發掘作準備。因當時全國正在搞“四清”運動，繼而又是風風雨雨的“文化大革命”，考察組被撤銷，考察和編史以及考古發掘工作也隨之中斷，這一工作也被擱置長達十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