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禹州古鈞窯遺址考察紀實

禹州是鈞瓷的發祥地。境內鈞窯遺址遍布，其數量之多分布之廣，在全國乃至世界罕有與其匹敵者。
多年來，國內外陶瓷、文物、考古、收藏界等專家學者慕名來禹考察者不可勝計。1950年北京故宮博物院古陶瓷專家陳萬里先生不顧時局動蕩來禹州考察鈞窯，并發表《禹州之行》等重要論文；同院的馮先銘、葉喆民先生，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的李家治、陳顯求先生和山東省硅酸鹽設計院的總工程師劉凱民先生都曾數次來禹考察，并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文及著作。他們對鈞瓷恢復和發展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禹州當地專家學者及鈞窯匠師幾乎都對鈞窯遺址進行過調查研究，其中成就頗大而又全面深入者當屬1964年禹縣人民政府的“鈞瓷史考察組”和1964年至1984年間原禹縣文化館館長曹子元先生的調查。
（1）“鈞瓷史考察組”的調查
1964年，禹縣人民政府根據河南省人民政府的指示成立“鈞瓷史考察組”，要求三年內寫出一部完整的《鈞瓷史》。考察組由4人組成，其中，召集人是禹縣原檔案館館長焦俊昌同志，他負責考察組資料的搜集、歸檔及上下意見的反饋，沒有參加實地考察，當時，在禹縣手工業聯社辦公室工作的王熙兆同志（后任鄭州軍分區副政委現已退休）以其良好的文學素養，任實地考察組長；當時在神垕陶瓷一社辦公室工作的謝相林同志，擅長寫作，負責調查材料的記錄和整理；已故的禹縣國營瓷廠技術員田松山同志，能文能圖，負責整理標本，繪制圖紙；還有一位是史維組同志（殘疾軍人），當時也在神垕陶瓷一社辦公室工作，雖非考察組成員，但他不顧自身殘疾和嚴重哮喘，毅然隨考察組并肩作戰，也做出了貢獻。
考察組為了取得第一手資料，于1964年8月8日開始，共歷時5個月，對全縣境內古鈞窯遺址進行了一次全方位考察。
在經費緊缺、交通不便、設備簡陋的情況下，考察組成員不辭辛苦僅靠一部老式相機和一張禹縣地圖徒步而行，跋山涉水，風餐露宿，早出晚歸，走遍了禹縣每個角落，終于梳理出了鈞窯發展的脈絡。從中發現的96處窯址除少數分布在平原外，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山區，散布在蘭河、涌泉河、白峪河、磨街、潘家河、肖河兩岸，皆依山傍水，向陽而建，均享有陶瓷生產得天獨厚的天然資源。
禹州鈞官窯早為世人所聞，一直是國內外陶瓷界關注的問題，也是考察組考察的重要對象，可是，在考察組對全縣境內的22個公社（當時的行政區劃名稱，后改為鄉鎮）古窯址的考察過程中，采集到的鈞瓷標本多為天藍、月白的民用鈞瓷釉色，從未發現過鈞官窯遺跡。鈞官窯的具體位置一直困惑著考察組。直至謝相林先生回禹縣過節的過程中，意外地從外祖父趙立增先生口中得知與鈞臺窯有密切關系的王夢蘭先生。王先生解放前曾從事古董買賣生意，閱歷頗豐。謝當即告知考察組成員這一消息。調查組于10月5日拜訪這位老人，老人告訴他們：“這些事說來話長，傳世宋鈞燒造窯場不在鄉下，就在城內。侵華的日軍和國民黨都問過我，我都沒有透露給他們。宋朝徽宗設官窯燒造瓷器，窯口在縣城東北角古鈞臺旁的八卦洞附近，也就是傳說中的鈞官窯。”隨即考察組就直奔八卦洞附近進行細致入微的考察，挖掘出了一些鈞窯殘片和窯具，后又得到王夢蘭先生捐獻的10余件瓷片。經過整理于10月中旬赴北京請楊宗安、馮先銘、沈從文先生等著名專家進行鑒定，一致認為：鈞臺窯瓷片價值極高，和北京故宮珍藏的傳世宋鈞屬同一類型。我們得以確認：古鈞臺周邊縣城東北角附近是鈞官窯燒制遺址的所在地。
這一遺址的發現，破解了鈞窯發展史上鈞官窯遺址的千古之謎，震驚了中外陶瓷專家學者，在陶瓷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深遠意義，并為后來鈞窯遺址的發掘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
以上材料是根據原“鈞瓷史考察組”成員謝相林先生的文章《禹州境內古鈞窯遺址考察始末及其深遠意義》的摘錄整理。謝說：“近年來，在一些雜志上，不時看到那些考察的時間、組成人員的部分內容有含糊其辭、張冠李戴的說法。我作為當時考察組成員、又是親身經歷者，覺得有必要將考察的真實情況寫出來。學術界所說的‘搶救活資料’是很有道理的，否則數十年后，人去事滅，說不定對那段歷史，會留下新的謎團，讓后人為此再度爭論不休。故此，現對我的同事王熙兆同志當年代表考察組撰寫的《鈞窯遺址考察筆錄》一文的未盡事宜，略加補充。這樣做，自己也覺得了卻了一件心事。”
1964年距今已40余年，調查組人員大都健在，而近年來不少撰寫鈞窯歷史或文章的作者，對調查組首次發現鈞官窯遺址這一重大歷史事實有的只字不提，有的語焉不詳，還有的甚至主觀臆造。我們必須客觀地記敘和評判這一重要事件，使其能以其真實面目呈現在后人面前。
（2）曹子元先生的調查
曹子元，1928年出生于禹縣城關，原任禹縣文化館館長、縣政協委員、中國古陶瓷學會會員。因當時禹縣未專設文物管理機構，文物管理的工作歸文化館管理。曹子元先生愛崗敬業，忠于職守，對禹縣的鈞窯研究非常關注。他在1964年到1984年期間對禹縣全境的古鈞窯遺址進行了3次全面深入的考察。因當時窯址多分布在山區，道路崎嶇，且無現代化交通工具，他只能騎單車或步行四處奔走，在艱苦的條件下，歷經坎坷終于查清了鈞窯遺址的基本分布情況，共發現古鈞窯遺址151處，同時，選取了一些實物標本，撰寫出《禹縣古瓷窯遺址的分布概述》、《萇莊瓷窯遺址》、《神垕古鈞窯遺址》、《扒村瓷窯遺址》、《鈞臺瓷窯遺址》、《鈞瓷窯址的分布特點》、《鈞窯窯址的保護》等多見諸報刊的重要文章。
“鈞瓷史考察組”和曹子元先生對鈞窯遺址調查都是代表當地政府的正規調查，其權威性和可信度不容忽視。適逢“學大寨”、“深翻土地”的農田改造，不少鈞窯遺址得以重見天日，遍布地面的鈞瓷瓷片尚未被收藏家所“覬覦”，為他們的調查發掘工作提供了便利條件和豐富資源。
1964年以來的40余年間，正值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階段。因村鎮和工業園區的建設、房地產開發、礦產開采、道路鋪設等工程的進行，很多窯址遭到破壞，不少已經蕩然無存。再加上現在出現的鈞瓷收藏熱潮，過去鈞窯址內俯拾即是的鈞窯瓷片現在也成了鳳毛麟角，有些古窯址已渺不可尋，實在令人可惜。
總之，“鈞瓷史考察組”和曹子元先生對鈞窯遺址的調查是禹州鈞窯有史以來的重要調查，既全面深入又恰逢其時，給鈞窯研究者提供了無比珍貴的史料，為禹州鈞窯的發展做出了相當卓越的貢獻。他們的工作看似平凡，實則成績斐然，其發軔之功，實不可沒。
雖然他們嚴謹慎微的工作態度使禹州鈞窯遺址已被基本全部查清，但由于鈞窯經歷千年的滄桑巨變，或許少數遺址還長眠地下，有待后人的探索發現。

附：禹州市鈞窯分布統計表（按現行行政區劃）

  神垕鎮26處：清石潭溝、下白峪、張莊（上白峪）、苗家門、茶葉溝、劉莊、趙家洼、槐樹灣、二道街、長春觀、劉家溝、石圪尖、梁橋、楊嶺寨、劉家門、關帝廟、侯家溝、瓦窯溝、趙家門（唐代花瓷）、鄧禹寨、霍垌、王家門（在裴家溝下邊，屬北大辦事處轄區）、西寨、紅石橋、西寺、邵家門。
  磨街鄉28處：楊家門、尚溝、五龍泉、九孔窯、耿窯、磨街、侯溝、青石潭、大澗、文灣、馬垌、王家門、陳莊、戶陽、關廟、石板叚、溫溝、劉溝、水閘灣、碗茬灣、大石板溝、花溝、鐵爐溝、白家門、孫莊、康溝、合溝、后莊。
  鳩山鄉20處：大潭溝、瓦窯溝、黃莊、吳莊、范門、唐莊、吳河、石峪、官寺、下官寺、閔莊、夫子廟、崔家溝、白龍灣、南崖、白龍潭、李村、關山、鳩山、吳灣。
  方山鄉16處：方山、好漢坡、三古垌、倒碑、靳家門、郡王溝、接官亭、井溝、侯家門、樊溝、申垌、唐溝、傅家門、南垌、杏山坡、祖師廟。
  花石鄉23處：神林店、觀音堂、花石、夏莊、山張、老范溝、馮家門、柴垌、廟垌、羅義溝、周家門、白沙、王橋、東柳村、西柳村、桃園、郭寨、張寨、蜂王灣、陳園、許屯、
吳莊、吳莊南。
  萇莊鄉13處：萇莊、玩花臺、落雁坪、黨溝、下磨河、楊圪垯、小楊圪垯、磨河、后坡、李溝、缸瓷窯、老觀崖、楊河。
  淺井鄉3處：扒村、麻地川、淺井。
  文殊鄉6處：文殊、孟灣、磚橋、黑溝、薛河、坡街。
  順店鄉4處：尹崗、黨寨、康城、順西。
  方崗鄉4處：西爐、東爐、方崗、朱莊。
  鴻暢鄉4處：鴻暢、垌溝、賈灣、李樓。
  火龍鄉２處：龍池、扇劉。
  褚河鄉1處：褚河。
  城關鎮1處：鈞臺窯。
  以上鈞窯遺址共151處，全市現有22個鄉、鎮，有鈞窯遺址的就有15個，占到總數的68.2%。從窯址的分布情況看，多部集中在山崗地區；以年代劃分，唐代4處（神垕下白峪、萇莊、玩花臺、老觀崖，其余均為宋、金、元時期。除下白峪唐代窯址和鈞臺窯及劉莊窯的年代經過科學發掘確定外，其余窯址的年代有待科學發掘和考證才能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