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鄧白與《鈞瓷志》

鄧白（1906-2002年），字曙光，號白叟，男，漢族，廣東省東莞市人。他出身中醫世家，但他不愿繼承父輩衣缽，八歲即跟鄰居畫家學工筆花鳥畫，及長立志學美術。1933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大學畢業后，一直從事藝術教育。解放后，任浙江美術學院（后改中國美術學院）國畫系和工藝系主任、教授、藝術學科博士、研究生導師。
鄧白教授不僅是一位工藝美術教育家、書法家、工筆花鳥畫家及陶瓷專家，同時，又是著名藝術理論家。他學識淵博，對哲學、詩詞、歷史、美學、考古學等，均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陶瓷史論及中國畫論方面，他的專長為藝林所公認。

鄧白先生享年96歲，他生前一直精神矍鑠、頭腦清醒，編著陶瓷、國畫、工藝美術等巨著，曾合寫輝煌巨著《中國陶瓷史》并任該書的美術顧問，可謂學富五車、著述等身。
鄧白先生長期從事美術教育及學術研究工作、培養了大量美術人才，桃李滿天下。不少著名畫家、高級工藝美術師、高等美術院校的主要領導、美術出版社的主編多出于他的門下。
鄧白先生德高望重，享譽藝林，但他一貫淡泊名利，誠懇正直，平易近人。這從他的“白叟”號中也可一目了然。一般知識界的名人，多以他所居之地的名山大川為號。杭州市有那么多名山美境，他不依靠名山或美境，提高他的聲望，而自稱“白叟”，把它定位于杭州一普通老人，先生之品格，由此可見矣。

過去我與鄧老素昧平生，只是久仰他的大名。上世紀80年代編寫《鈞瓷志》時，因他在陶瓷藝術方面是一位著名專家，需要得到他的支持和幫助。但是我心里感到：有的高級知識分子都有些擺譜，不知鄧白怎樣？有點恐懼感，怕吃閉門羹，但還是試著給他寫信，并寄去《鈞瓷志》篇目，請他修改。不意竟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和贊揚。如他在回信中說：“您為我國名瓷鈞瓷作志，系統地論述它的發展里程和工藝、藝術上的成就，還有人物簡介，藝文征引，對傳統陶瓷這樣深入研究，在目前還是一項創舉，您的工作，實在值得十分欽佩！我國古代名窯，遍于各地，曾經對世界文化作出重大貢獻。如果都能把它整理寫出來，無疑就是一部中國名瓷的輝煌巨著，您帶了個好頭，讓我衷心預祝《鈞瓷志》取得圓滿的成功。”
《鈞瓷志》中“鈞瓷藝術”一章，因我們缺乏資料，又有一定的難度，曾約鄧老起草，然鄧老受眼疾所困，只得由我起草，由他審閱。從此，不斷書信來往，互通電話，成了神交之友。如遇我的親友去杭州，托他們到鄧老寓所代為探望。所去之人，不論專家學者或平民百姓，或者神垕在浙江美院學習的學生，他都熱情招待，出門迎送。原禹州市鈞瓷一廠天目釉燒制成功，讓我寫信請他鑒定和題詞，有位禹州的朋友讓我向鄧老求字，他都欣然應允，并且不惜紙墨，都是大幅（4尺整張）。工筆畫是鄧老的專長，在國內國畫界享有盛名。1995年，我接到鄧老一封掛號信，一看竟是他畫好的一幅工筆畫，也是大幅（4尺整張），畫著一只鈞瓷梅瓶，瓶中插一束桃花，瓶身窯變彩色溫潤、活而多變，酷似一件絕妙鈞窯佳品。這束鮮艷的桃花，有的剛剛盛開綻放，有的含苞待放，栩栩如生躍然紙上，還題了一首詩：“插得春芳第一枝，云霞流彩禹州瓷。寄言莫作尋常看，此是東風得意時。”右上角蓋著一方工整的壓角章，署名處，蓋著他的印記，可為畫印詩俱全的一幅珍品。詩中對禹州鈞瓷恢復和發展給予高度評價。這真是喜從天降，我哪里會想到，鄧老這位在全國知名度極高的工筆畫家，在望九之年，竟給我寄來如此珍貴的墨寶，我心潮騰涌，視墨寶如拱壁，珍藏家中。

《鈞瓷志》書稿完成后，請鄧老題寫了書名，將他為《鈞瓷志》題寫的四首七絕詩刊在書的首頁。出版后寄給鄧老，他看后，對《鈞瓷志》寫出評語。他說：“專著《鈞瓷志》內容全面，標志著您多年的心血結晶，包括考古發掘、發展歷史、工藝科研、藝術特色，以及銷售影響情況，皆敘述周詳，論證有據，是一本富有參考價值的好書。”
“陶瓷是一門科學與藝術結晶的學科，我國陶瓷源遠流長，精深博大，一般只能懂得一部分，分工過細，有很大的局限性，各搞各的，不能知其全貌。例如搞考古的，只能談出土情況、遺物年代；搞工程的，只講化學分析、釉料成分、燒成溫度；搞美術的，也是只知造型、紋飾及藝術效果，故很少論文或專著，能給喜好陶瓷的讀者以全面知識。”
“由于您對鈞瓷的歷史及其藝術特點，有深入研究，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生產實踐上，掌握豐富經驗，故寫成《鈞瓷志》能全面評述，真實有據，不是泛泛空談，特破過去陶瓷著作存在的缺點，是本難得的好書。”
鄧老寫此書評時，已是93歲高齡，仍頭腦清醒，才思敏捷，同時也清楚地看出他對陶瓷研究的深入細致，否則是不能寫出如此中肯的書評來。
從1984年到他去世前的十余年中，通過閱讀他的著作和書信來往、電話交談等，使我深受教益，既增長了不少知識，又開闊了視野，特別是鄧老的高尚情操，學者風范，冶學嚴謹和平易近人的作風，讓我受益終生。
鄧老給我的書籍、國畫、信件，我都視為珍寶，妥為保存，即使是一個信封，也舍不得丟掉。先生的著作我都反復閱讀，每讀一次，都能獲得新的知識。
鄧老于2002年謝世，享年96歲，古人云“仁者壽”。先生的高壽，來自他對祖國，對社會，對人類的無限之愛，也是他應得的回報。96歲幾乎等于一個世紀。自公元建立，至今才20個世紀，先生活了公元的二十分之一，在他們那個時代人中，尚屬少數。他不但壽命長，而且身體硬朗，我記得在他去世的那年春節，我向他拜年他還能親自接聽電話。他一生經歷了清朝、民國的朝代更迭和建國后的“十年浩劫”的政治運動，走過的道路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但是他出于對祖國的熱愛，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一直孜孜不倦，筆耕不輟，不斷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忠于自己的學術事業，熱愛祖國的傳統文化，走完了人生全途，可以說仰無愧于天俯不祚于地，善始善終，他走了中國老知識分子應該走的道路，堪為現代知識分子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