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傅振倫與《鈞瓷志》

傅振倫（1906-1999），祖籍河北省新河縣。192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史學系。建國前，曾執教于北京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并在故宮博物院、國民政府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編譯館等處任職。建國后，任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一度兼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教員，著名史學家、現代檔案學家。
1927年，傅振倫先生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從事史志研究，不久撰寫了《劉知己的史學》，寫法深受英史學家麥大維的推崇，年僅20歲的傅振倫在史學界就嶄露頭角。1927年秋，傅振倫先生新編的《新河縣志》被著名教授宋希宜譽為“新型地方志”，黃葦教授稱之為“民國方志之上乘”。1982年中國地方志協會成立，傅振倫被聘為方志顧問。傅振倫先生一生著述甚豐，其內容涉及歷史、檔案、博物館、目錄、文物、考古、陶瓷、科技……民俗、世界語、地方志等多種學科，尤其以方志學著稱，被譽為史志學界泰斗和一代宗師。

上世紀80年代初，河南人民政府及許昌行署下發文件，通知編寫《鈞瓷志》。禹縣人民政府責成神垕鎮政府牽頭神垕幾個主要鈞瓷廠家抽人，由我主持編寫。當時我們這幾個人，都沒從事過編志工作，再加之史料闕如，要完成這一任務就必須得到史學家的支持和指導。我于1985年初赴北京拜訪傅振倫先生。當時傅振倫先生住北京安貞里2區14樓3門103號，既不通郵也不通電話，而且道路未修，也不通車。我步行去了先生家。過去只是和先生通過兩次信，從未謀面，敲先生家門時，心里既激動又忐忑不安，不知怎么面對這位大學者，有些緊張。可同他一接觸就被他那慈祥的面容和平易近人的作風所感動。他毫無名人的架子，使我如沐春風，拘謹之意即釋。他把他的夫人——梁女士給我作了介紹之后，我們便沿著如何編寫《鈞瓷志》的話題攀談起來，自然談得很投機。先生不但在史志方面知識淵博，而且對陶瓷也深有研究，將他所知道的傾囊而授,在編寫的指導思想方面他提出《鈞瓷志》內容要詳實，文字要簡明簡練，必能受到讀者的歡迎。希望全力以赴，完成巨制，為禹州增光，亦地方志之一種專業志也。在鈞瓷方面，對鈞瓷命名的由來、起始年代、成色機理以及與其它窯口的關系等都作了詳述。他甚至還把自己聽到的鈞瓷配釉要加大蒜的秘密也告訴了我。先生的一席話使我如醍醐灌頂，受益匪淺。完稿后，請他作序和題詞，他都欣然允諾。
此后，和傅振倫先生不斷書信來往，他還翻箱倒柜為《鈞瓷志》提供資料。1985年7月，傅振倫先生專為《鈞瓷志》寫一篇文章，名為《鈞窯瑣談》約兩千字，較系統地提供了鈞窯的命名、起始年代、成色機理等重要史料。傅先生又于1985年9月25日來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科：“遷居后，整理書物發現，1946年11月6日我從重慶復員北上到北京筆記一條，錄之于下：‘1946年11月8日，回到闊別八年的故都，與故宮同時李鴻慶先生同游古玩鋪，在東四牌樓南路西某家雜貨鋪，見到一件鈞瓷盤。銘文：‘紹圣二年（1095年）五月口命望道口敬造，社長劉造于鈞州高天祥題，是北宋之物。’。”
信中又說：“亡友朱預青，和我在故宮博物院同事，寫有從郭世五先生軼事稿（郭是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曾為袁世凱燒造出“洪憲瓷器”）有一條說：‘郭五爺（即郭保昌，字世五）有宋鈞窯渣斗一對，是買自清廷瑜瑨二妃者，還有郎士寧畫一幅，共價現大洋六萬元’可見宋鈞窯價值之昂貴。”
《鈞瓷志》脫稿后，請他審稿。審完初稿，隨信又寄來序言，給《鈞瓷志》作了評價。他說：“苗錫錦同志祖籍禹縣，工作于地方者三十余年，對于鄉邦名產的鈞瓷，鉆研有素，應政府之聘主編《鈞瓷志》。曾與同仁，遍歷縣境窯址，調查古今造瓷情況，采集標本和生產工具，凡有關于瓷器工藝的資料，如殘器碎片，以至窯神廟的斷碣殘碑無不搜求、傳拓，還走訪老藝人。《鈞瓷志》一書，分為10章，計20萬言，凡禹縣燒制鈞瓷的地理環境和歷史背景，歷史沿革，窯區分布，創作工藝，美術及其傳播，鈞瓷的品種、特點，以及國內各地鈞瓷的發現和國外的著名藏品、人物、文獻、掌故無不記載。此外，還敘述了新中國建國以來鈞瓷就地取材及繼承和發展的情況。這部專業志，是禹州志文物篇和產業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河南省志經濟志陶瓷工業篇的珍貴材料。為四化建設提供了可靠的信息依據。清代愛國政治家林則徐稱道《道光大定府志》說：‘如導行之有津梁，制器之有模范。’今《鈞瓷志》亦有類似的功用。余素史志，又酷好古瓷、喜此書撰成，因題數語，以代祝詞。”
上述可知，傅振倫先生對編寫《鈞瓷志》的關切，可謂無微不至，做到了仁至義盡。由于得到他和其他多位著名專家學者的大力支持，《鈞瓷志》出版后，受到了廣大讀者的考驗和認可，連續兩次再版，共出版11000冊。據一位史志學者說《鈞瓷志》出版發行數量這么大，在國內史志上尚屬少見。
《鈞瓷志》于1999年出版，傅先生于1999年去世。沒能讓他看到正式出版的《鈞瓷志》，深感遺憾！
先生的信函，包括信封，我都備加珍惜，將來可能成為珍貴的文物；先生著作，我時常閱讀。按年齡他是一位長者，按學問他是師輩。在我有生之年，應以傅老為榜樣，以傅先生于1986年為《鈞瓷志》所題“精益求精發揚國光”的精神，為升華鈞瓷文化作出自己的貢獻，這也算是對傅先生的報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