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李志伊和任堅的鈞瓷情結
| [日期：2012-01-31] |
來源：《中國鈞窯考》
作者：苗錫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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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李志伊和任堅的鈞瓷情結
李志伊和任堅師生二人都是當代陶瓷界的著名學者。他們在祖國的陶瓷工作戰線上，嘔心瀝血，孜孜求索，默默耕耘了一生，為祖國的陶瓷事業，特別是為鈞瓷的恢復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他們卻謙虛謹慎，不事張揚。在上世紀屢次政治運動中，雖多遭不幸，仍然競競業業，忍辱負重，踏踏實實地工作，做出了不平凡的業績，堪為當代知識分子的楷模。
李志伊，1909年生，河北省高邑縣人。1932年考入北京大學工學院應用化學系，在校曾進修窯業課。大學畢業后于1936年8月應聘來禹縣陶瓷職業學校任校長。該校原在縣城馬王廟內，時任縣長王桓武，以神垕為禹縣陶瓷產地，又是全國重要瓷區之一，遂將學校遷往神垕。由于當時國家財力有限，就因陋就簡，在破舊的火神廟內建起一幢簡易的教學辦公樓，即招生開課。共設3個班，每班40人，學制3年，除政府派來文化老師外，又聘請當地鈞瓷藝人盧光華等為技師，講授陶瓷專業課。學生邊學習文化，邊學習陶瓷科學知識和操作技術。由于李志伊工作勤奮，治學嚴謹，一批既懂陶瓷科學理論知識又能實際操作的陶瓷科技人才脫穎而出，結束了神垕瓷區數百年來陶瓷匠師只有實踐技能，沒有陶瓷科學理論，缺乏陶瓷科技人才的歷史。
任堅出身陶瓷世家，自幼受父輩熏陶，熱愛陶瓷技術，而且天資聰穎，學習勤奮，16歲考入陶瓷職業學校。李志伊伯樂識才，認為任堅孺子可教，視任堅為得意門生，倍加愛護精心培育；任堅也程門立雪，恭敬求教，成為該校學生中的佼佼者，以優異成績畢業，留校任技士。
1938年，李志伊在禹縣陶瓷職業學校離任后，又應聘到鄭州高級工業化工學校任工務主任兼教化學、陶瓷課，任堅后來也考入該校深造。畢業后，又被推薦到陜西省黃保鎮建西實業公司瓷器廠（耀州窯）任技師，繼任助理工程師。
1946年春，由李志伊籌集資金，與任堅一起在神垕創辦建華實驗廠，邊生產邊實驗，以生產養試驗。當時神垕陶瓷生產用顏料——氧化鈷由天津市供應，因正值抗日時期，交通受阻，氧化鈷供應中斷。李志伊和任堅用氧化鈷一份加入20份碎玻璃進行鍛燒，將氧化鈷沖淡加入釉中，同樣能燒出幽雅的天青色，拯救了神垕瓷區的燃眉之急。特別是，他們用鈣釉代替木灰釉的試驗成功，在神垕陶瓷發展史上可謂一大創舉。神垕瓷區自有史以來一直沿用木灰作熔劑，木灰雖有不少優點，但是，它白度差，因神垕的粗瓷碗（神垕的主產品）以白為優，如白度差直接影響著產品市場的銷售量。同時，木灰要從魯山等地購買，運距遠，成本高，最重要的是木灰腐蝕性強，經常把上釉工人的手腐蝕的鮮血直流，疼痛難忍。有鑒于此，他們利用當地的方解石進行了多次試驗，終于可代替木灰作熔劑，徹底解決了上述問題，既解除了數百年來制坯工人爛手的痛苦，又為陶瓷廠家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產品質量，可謂一舉多得，工商界無不拍手稱快。神垕商會要拿出200車碗（每車1500只）給予獎勵，被任堅婉言謝絕，分文不取，至今在神垕仍傳為佳話。
新中國建立后，李志伊結束了他20余年的教書生涯，到河南省工業廳工礦試驗所任工程師（后提升為高級工程師）從事陶瓷科研工作；任堅于1948年被禹縣人民政府推薦到中原大學學習，1949年畢業后，被分配到豫西行署五分署建設科工作，后又受政府派遣，去神垕接管國民黨逃亡匪霸的窯場，創建人民工廠（即禹州市瓷廠）,任經理，當時的人民工廠直接受許昌專署領導，后來又成為河南省的重要陶瓷廠，李志伊經常受省工業廳派遣來人民工廠指導工作，師生二人又再度合作。
鈞窯于元朝末年的壬辰（1352年）兵變而毀于戰火，鈞瓷藝術從此失傳。到清朝末年恢復時，只能一步一步地去探索，用現在的話說，就叫“摸著石頭過河”。從上世紀初到1958年的半個多世紀里，經過無數匠師的潛心研究，鈞瓷釉色，一直在天青、豆綠等單色范圍內徘徊。如神垕仿制鈞瓷知名度比較高的盧氏，經過四代人的刻苦鉆研，鈞瓷窯變藝術仍處萌芽狀態，產品炸裂嚴重，成品率極低。盧氏后人只能沿著他們老祖先的路走，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當時神垕就流傳著“要想窮，燒鈞紅，十窯九不成”。清朝光緒年間，在禹州任知州的曹廣權，集資創辦鈞興公司，挑選優秀匠師，又摸索了十余年，也是“只得天青一色，窯變藝術仍無人知曉”。其難度之大可想見矣。1955年，神垕第一陶瓷合作社，禹縣國營瓷廠，公私合營豫西瓷廠，先后請回鈞瓷藝人試燒鈞瓷。人民解放了，工人當家作主了，藝人獻出秘方，但仍不能燒出窯變藝術釉，只能燒出“大窯藍”（即在大窯內用氧化焰燒制），窯變藝術仍然無法突破。
1958年4月14日，由中央投資，興建地方國營禹州市神垕鈞瓷廠，任堅任技術廠長，省工業廳通知，集中洛陽、臨汝、神垕的數十名優秀藝人和匠師在神垕鈞瓷廠群策群力，攻鈞瓷窯變藝術難關。并派工程師李志伊和干部姬承文駐廠指導。于1958年4月成立“鈞瓷窯變試研組”。人員有：李志伊、姬承文、任堅、鈞瓷藝人盧廣東、鈞瓷技工盧正興。他們自1958年4月24日至1958年6月16日的55天內，夜以繼日，風餐露宿，共計燒鼓風小窯198窯次（最多一天燒6窯次），倒焰窯6窯次、素燒17窯次，總計共燒221窯次，終于突破了自清末鈞瓷恢復以來數十年間窯變藝術（任堅寫有詳細的專題報告）停滯不前的局面，燒出了朱砂紅、茄皮紫、魚肚白等精美的窯變鈞窯釉，解決了數十年來困擾鈞瓷界的高難度窯變問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受到政府的表揚。至此，鈞瓷窯變藝術枯木逢春，重放異彩，十窯九不成的歷史已宣告結束，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義。
鈞瓷窯變藝術難關攻破之后，李志伊和任堅等又設計出多種釉料配方進行試燒。同時又設計1立方米、2立方米、6立方米、20立方米的倒焰式窯爐（以6立方米最為適宜），大大提高了鈞瓷成色率。1961年9月25日，禹縣人民政府決定，將1958年神垕所有并入地方國營禹縣神垕瓷廠的廠家，分為地方國營禹縣瓷廠、禹縣神垕第一陶瓷生產合作社、禹縣神垕第二陶瓷生產合作社，鈞瓷藝人也各回各廠。這次攻關的技術成果也隨之在三個廠里傳播，經過進一步完善，在神垕以及禹州遍地開花了。
神垕瓷區有史以來，因為當地瓷土含鐵量高、雜質大、白度低而不能生產細瓷，阻礙了瓷區的發展和進步。禹州國營瓷廠原來也是主要生產粗瓷碗、盆、罐等，產值、利潤極低（上世紀50年代每只碗只賣4分人民幣）。隨著國際貿易的開展，1964年決定生產精陶。但首先是白土缺乏，如用外地白土運距遠，成本高。李志伊和任堅和有關技術人員不辭辛勞，跑遍了神垕附近30華里以內的山山水水，終于在附近10公里左右的境內發現了硬質白土，不但白度高、含鐵量低，而且儲量大，易開采，運距近，成本低。這是神垕瓷區有史以來的重要發現，也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從此，神垕瓷區結束了多年來只能生產粗、大、笨的粗瓷的歷史，開始了精陶的大量出口，為禹州的陶瓷發展史增添了新篇章。李志伊和任堅等科技人員為神垕瓷區的大發展又立下了汗馬功勞。
禹州市瓷廠，由一個只有幾十個人的破舊小廠，逐步發展成為一個擁有一千多名職工，面積10余萬平方米，生產陶瓷全部機械化的出口大廠。從創建之日起，一直到后來的擴建，技術改造，廠房建設，窯爐設計建造，機械設備的設置和安裝，還有本廠的電廠興建和各種工藝技術難關，都要靠本廠科技人員親臨現場，具體指導。由于燒窯需連續作業，為了掌握好升溫曲線和進行氧碳氣體分析等需要連夜守在窯爐旁，具體指導，為此他們不知道度過了多少不眠之夜。由此可知，李志伊、任堅和有關科技人員，為神垕瓷區付出辛勞、汗水之多，貢獻之大，是有目共睹的。
1948年禹縣解放，任堅正處青春煥發，風華正茂之時，他豪情滿懷，積極響應政府號召。參加革命并到中原大學學習，畢業后，受政府委派，回神垕創辦有史以來河南省唯一的全民所有制瓷廠。因當時全國尚未完全解放，社會動蕩土匪猖獗，當地土匪頭子侯岳暴動曾殺我革命干部數名。任堅冒著生命危險帶領職工，披荊斬棘，慘淡經營，使工廠規模不斷擴大，資金積累連年增加，很快發展成為全省有名的陶瓷廠。然而，世事如白云蒼狗，變幻莫測。不久，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主要對象是知識分子，任堅自然不會幸免。“三反五反”時，不批錢、不管物一心執著于陶瓷技術和瓷廠如何發展的任堅，在雷霆萬鈞之勢的重壓下被打成“三反分子”，受到了慘酷的批斗和人格侮辱。運動后期，上級派人甄別落實，任堅在經濟上一塵不染，十分清白。這樣一個年富力強，作風正派，既有專業技術，又有實踐經驗，對神垕瓷區的陶瓷事業有重要貢獻的干部在“三反五反”之后，竟不明不白地被“靠邊站”了，由一位堂堂的 “人民工廠的經理”而被貶為一般職工。從1952年的“三反五反”到1978年的“四人幫”倒臺的數十年中，政治運動連續不斷，李志伊和任堅天天在戰戰兢兢中過日子。“十年浩劫”中，他們都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受到沖擊，任堅在神垕所受沖擊更為嚴重，被紅衛兵的亂棍打得遍體鱗傷暈倒在地。李志伊也在省會鄭州被批斗，當時任堅“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無法保護自己的恩師。禹州市瓷廠為了保護李志伊，以請求解決陶瓷技術難關為名請李志伊來神垕“避風”才使他渡過了劫難。
受中國傳統文化道德的熏陶和影響，知識分子大多熱愛祖國。祖國是母親，不管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他們也總是無怨無悔，愛國如故。有一個外籍華人就說：“中國知識分子是很了不起的，他們是忠誠的愛國者。西方知識分子如果受到“四人幫”的那些待遇，那些迫害，他們早就跑光了。中國的知識分子，不管你給他準備什么條件他們能工作時就工作。”李志伊和任堅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像他們那樣既有陶瓷理論知識，又有豐富的實踐經驗的陶瓷專業工程技術人員，在當時全國來說也是為數不多的。外地瓷區曾有不少人請他出山，并且待遇豐厚，條件優越，他們完全可以攜眷遠走，但他們都沒有離開，仍堅持為河南的陶瓷事業忍辱負重，辛勤耕耘。
禹州是李志伊的工作基地，1936年從大學畢業后，一直到他離休的數十年間，大部分時間都在禹州工作，與禹州人民結下了不解之緣。禹州是任堅的故鄉，“月是故鄉明，人是故鄉親”，每個人都愛自己的故鄉。他們師生二人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在這里為祖國的陶瓷事業奮斗了幾十個春秋，做出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幾十年漫長之路坎坎坷坷，曲曲折折。但是，他們在千辛萬苦之中，畢竟找到了真理，找到了中國知識分子最好的歸宿，那就是：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祖國養我一生，我們為祖國奮斗不息，無怨無悔。為祖國的陶瓷事業奮斗終生，實現了自己生命的價值。
任堅是我參加革命工作的第一任領導，在陶瓷技術方面是我的老師。我們在一起工作數十年，“三反五反”時，一起挨過批斗，又一起被關過“禁閉”。李志伊于1936年來神垕任教，那時我尚處孩提之時，還不記事。后來他的繼任者——周義，我和他只謀一面，只印象他中等身材，衣著整潔，發可鑒人。據說，他是杭州美專畢業，后來跟國民黨去了臺灣。
李志伊到河南省工業廳工礦試驗所任職，常來禹州市瓷廠駐廠，我時任廠黨委秘書，自然交往頗多。他身材不高，體形瘦弱，衣著簡樸，常穿一身灰卡基中山服，沒有半點“洋氣”。對他不熟悉的人，多把他看成老農或老工人。同他一接觸，我就感覺到，他同別的高級知識分子不一樣，他沒有半點知識分子的架子，完全以平等態度對待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景仰他學問之淵博，又熱愛他為人之親切平易，于是就很愿意和他接觸。他駐廠時經常給職工上技術課，深入淺出很容易懂，大家都愿意聽他的課，我基本上每課必聽，學到不少陶瓷科技知識，受益終生。他給我的印象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光風霽月，菩薩心胸。
有一次（大約是他離休后）我和任堅一起去鄭州出差，去李工（通常尊稱李志伊為李工）家拜訪，晚上他請我們吃晚飯，和他全家圍坐在一起，吃的雖不是山珍海味，但情意濃濃，愉悅之情，溢于言表。晚飯后，李工安排讓我們住在他家，他家住房并不寬大，是老式三居室，因天氣炎熱，加之蚊蟲叮咬，不能入睡。他和他的老伴及兒媳婦，都起來給我們打蚊子，折騰了很長時間。雖然沒有休息好，但是他全家的熱情款待，使我感觸良多。當天晚上，我們本應去住旅館，李工特意安排住他家，也是任堅樂意的。看起來，任堅在他老師家是常來常往像到自己家里一樣，毫無拘謹之意，他們師生關系之親切，只此可見一斑。在李工家使我驚訝的是，李工搞了一輩子鈞瓷，家中竟沒有存放一件。他清正廉潔之風，對公物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即此可見。他的學生任堅性格也是如此，這在禹州也是婦孺皆知的，他家同樣也是家徒四壁，一件鈞瓷也沒有。這雖然是一些小事。然而小中見大，于瑣細中見精神，于平凡中見偉大，從中完全能反映出他們師生二人人格的高潔。
“四人幫”被打倒后，普天同慶，日月生輝，李志伊和任堅都得到平反昭雪，解除了壓在他們身上多年的政治枷鎖，他們雖體弱多病，重又精神抖擻，繼續為祖國的陶瓷事業奮斗不息。李工離休后，因年事已高，常住鄭州家中，但仍關注著禹州鈞瓷事業。當時我被調入神垕鈞瓷工業公司鈞瓷科學研究所任所長，常去省廳匯報工作，曾得到李工的大力支持。他還根據他多年的研究成果給我設計了鈞釉配方（天青和鈞紅），并提供他多年來對木灰研究和使用的科技資料，我如獲至寶。編寫《鈞瓷志》時，我曾多次去鄭州向他求教，他都鼎力相助，熱情支持，并提供重要的歷史和科技資料。如清朝末年《鈞窯瓷業公司章程》，就是李工保存多年的珍貴歷史資料。《鈞瓷志•工藝成就》一章，李工在審閱時逐字逐句斟酌，這都表現出他對鈞瓷事業熱心關注和嚴謹的治學精神。
任堅被平冤昭雪后，調入禹州國營二瓷廠任副廠長，又被國家正式命為陶瓷工程師，這是禹州有史以來第一位國家命名的陶瓷工程師。離休后，他雖疾病纏身，仍孜孜不倦，經常奔走于各鈞陶瓷廠家，幫助搞建廠設計，建設和改造窯爐，改進鈞釉配方，為振興鈞瓷事業不遺余力，貢獻余熱。編寫《鈞瓷志》時，他為《鈞瓷志》提供了不少的文字資料和重要史料。科技部分都經他親自審閱和修正。
如今，斯人已逝！然而他們的功績，他們的情懷，他們的形象將永遠活在重煥生機的鈞瓷文化里。
附：任堅 鈞瓷紫紅斑釉試驗小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