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紀至十世紀的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空前發展的時代。國家的統一，經濟的繁榮，文化藝術的昌盛，在當時處于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唐朝著名詩人杜甫在《憶昔二首》詩中寫道：“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唐朝立國不久，首先是很快恢復發展了農業，使唐朝的社會經濟大大地超過兩漢三國魏晉南北朝時代，國家迅速地富庶起來。隨之而來的是詩歌、繪畫、雕塑等文化藝術的繁榮。唐朝的畫家，有文獻記載可考其身世的就有四百多人，留下了很多作品，表現的題材十分廣泛，繪畫方面在人物、山水、花鳥，動物，民間風俗、宮廷生活、中外關系等都卓有成就。就工藝美術部門來說金銀器、銅質器皿、漆器、螺鈿、竹器、木器、象牙雕刻、絲綢紡織和錦緞刺繡等方面都達到歷史的高峰。陶瓷生產也出現了初步繁榮的局面，以州命名的各人窯系，如越州窯、鼎州窯、婺州窯、岳州窯、壽州窯、洪州窯、長沙銅官窯、邢窯、定窯、鞏縣窯等在南方和北方先后建立起來，魏晉南北朝隋代的青瓷，白瓷、釉中掛彩的釉陶工藝的創新，為唐三彩的制作在工藝上準備了條件。

    唐朝統治階級上層人物在追求生活奢侈的同時，從皇室、官吏、大地主、大商人到普通士庶之家還形成一個厚葬的社會風氣。唐三彩是一種高級藝術品，除生活用具之外，還特別表現在殉葬品上。厚葬之風的盛行對唐三彩釉陶的需求量急驟增加，客觀上也推動了這種工藝的發展。唐朝中央政府有專門的官府衙門來分管明器。《唐六典》：“甄官令，掌供琢石陶土之事，……凡磚瓦之作，瓶缶之器，大小高下各有程準，凡喪葬，則供其明器之作。(別敕葬者，供余并私備。)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當壙、當野、祖明、地軸、誕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音聲隊輿僮仆之屬，威儀服玩，各視生之品秩，所有以瓦木為之，其長率七寸。”根據考古發掘的資料，唐代官僚殉葬的明器，遠遠超過法律規定的等級數量及尺寸的限制，有的人物形象高達1.6米，和真人一樣大，真是：“近者王公百官，競為厚葬，偶人像馬，雕飾如生，徒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禮。更相扇慕，破產傾資，風俗流行，遂下兼士庶”官府按照等級發放明器，一些開明的官吏多次上書請求減少發放數量，抑制這種厚葬之風。政府也多次下令，明確規定縮減數字。但不起作用。官吏們除了按等級領取之后，還到市場去買。到盛唐時期．這種風氣愈演愈盛。不少地區考古發掘的一些唐墓，沒有任何官階，連一方墓志銘都沒有，而出土的三彩殉葬品都為數甚多。長安唐代著名的市場一西市，在考古發掘中于密集的商店區有不少唐三彩釉陶發現，這可能就是經營三彩釉陶的商店。這樣唐三彩就越作越多，越作越精。這也是唐三彩釉陶在唐墓中廣泛出土的一個重要原因，厚葬的需要促進了唐三彩的大量生產。

    由于經濟基礎的雄厚，政治上的穩定，促進了對外通商和經濟文化的交流。根據文獻記載，唐王朝曾與許多個國家和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有頻繁的交往。首都長安擁有一百多萬人口，每年有大批外國人，包括使節、僧侶、留學生、商人和我國境內少數民族的代表人物來到長安。唐高宗時期，波斯王子泥俚斯自長安回國，統率的部屬就有數千人，唐德宗時期中亞的胡客也有四千多人長期住在長安，唐代文化遺址，墓葬出土的陶俑中的胡人俑，石刻藝術上的胡人形象就是證明。長安城里設有鴻臚寺、禮賓院等專門接待外國客人。長安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中國與周圍的國家，包括波斯、阿拉伯、東羅馬帝國、朝鮮，日本等的經濟文化交流很活躍，特別是西域鄰國。經濟交往需要大量的手工制品作為通商基礎，唐代發達的商業和海外交通的開拓給各行手工業的發展以強有力的推動。唐三彩不但滿足國內的需要，而且遠銷海外許多國家和地區。因此，這些地區人們的生活用具和工藝美術品的優良技藝也廣泛地被吸收與中國傳統的釉陶工藝相結合，從而創作出更新穎而實用的器皿，賦予了新的形式和藝術風格，這些就是唐三彩發展的社會條件。

那么，唐朝究竟在什么時候出現三彩釉陶呢?這個問題學術界一直在探討，問題的解決，只能根據出土資料來判斷。陜西地區唐墓出土的資料。1972年考古工作者發掘了禮泉縣昭陵陪葬墓之一，唐太宗名將鄭仁泰的墓葬(圖25)。鄭仁泰是初唐人，葬于麟德元年(公元664年)距唐立國46年。④該墓出土有陶俑466件，上面施淡黃釉或淡綠釉，釉層很薄，不光亮，釉面有紅色、綠色、金色，彩繪相當精致，在工藝上將雕塑、上釉、彩繪結合在一起，不僅是將呈色金屬元素放在釉藥里，經窯火焙燒熔融后，發出絢麗的亮光和彩色。陶俑的胎體是白色，釉是低溫釉，這些基本條件啟發了人們，釉面用彩色來裝飾比單純一種顏色的釉來裝飾更理想，藝術效果更佳。

圖25、三彩貼金文官俑 唐 1971年陜西省禮泉縣鄭仁泰墓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

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陜西省富平縣發掘了唐高祖李淵獻陵的陪葬墓，墓主人是李淵的第十五子，虢莊王李鳳，死于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次年與其妻劉氏合葬。該墓出土的殉葬品中有三彩雙聯盤一件，兩端作圓形，器物內部和邊緣施綠、藍、黃三種彩色回紋。底部還有四個馬蹄形的長方柱榻二件，以及十余件三彩陶器的碎片。這些是目前所知三彩陶器出現最早的確切年代。其他有確切紀年的重要墓葬還有永泰公主墓(公元706年)⑨(圖28)，唐章懷太子(李賢)墓，懿德太子(李重潤墓)(公元706年)⑥(圖11)，唐越王李貞墓(公元718年)⑦(圖4)，唐鮮于庭誨墓(公元723年)(圖15)，唐契苾明墓(公元696年)⑧(圖116)，在河南的洛陽、孟津，山西的太原、運城、長治等地均有唐三彩器皿、陶俑的發現，時間有早有晚。但從其特征看也都是初唐和盛唐時期的作品。浙江省衢縣唐墓、江蘇省揚州唐城遺址也出土三彩器皿和各類瓷器，數量不少，藝術水平也很高，如魚形穿帶壺就是。但時代比較晚。

彩繪騎馬狩獵俑 唐 陜西省乾縣乾陵永泰公主墓出土 陜西省博物館

彩繪騎馬武士俑 唐 1972年陜西省乾縣唐懿德太子墓出土 陜西省博物館

三彩奏樂騎馬俑 唐 陜西省禮泉縣李貞墓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

三彩女俑 唐 1957年西安市開元十一年鮮于庭誨墓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

三彩牽馬俑及馬 唐 1974年陜西省咸陽縣契苾明墓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

    由于唐代三彩釉陶藝術造詣很深，社會影響很廣，在藝術品和生活用具的制作上一直深深地影響到以后各個時代。我國北方強大的契丹民族建立的遼政權，控制著北方廣大地區的疆域，遼代陶瓷數量很大，藝術成就也很高，它的白瓷、黑瓷、白釉黑花瓷器和定窯、磁州窯關系密切。遼代陶瓷中，也吸收了唐三彩釉陶工藝，制作出了著名的遼三彩。遼三彩與唐三彩相比較，藝術性要差一些，但富有北方游牧民族的日用器皿的特點，如葫蘆形瓶、鳳首瓶、皮囊壺等就是其代表作品。

    公元960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宋朝，三彩釉陶仍繼續生產在北方很多瓷窯作坊的遺址里發現不少三彩釉陶作品，民間保存宋三彩釉陶文物也不少。和北方磁州窯瓷器相比，宋代三彩釉陶風格清秀典雅，與唐三彩釉陶不同之處是彩釉變化較少，較多地利用刻劃、填彩、模印、堆塑或貼花作裝飾。單色釉陶器比較多，藝術水平也沒有唐三彩高。

    其他金元時代乃至明清時期，三彩或單彩的低溫鉛釉陶器制作一直沒有中斷，比較多的注意神像、香爐、祭器等作品的生產，日常生活用具很難見到。

    在近代，尤其新中國成立以后，唐三彩釉陶藝術深為人們所喜愛。為了發揚這種優良的藝術傳統，對唐三彩的研究越來越深入。為了滿足國內外對中國古代藝術珍品的需求，在洛陽、西安、北京等地專門設立工廠仿制唐三彩的各種形象，使三彩藝術得到傳播，在豐富人們精神生活方面起到應有的作用。

    在唐代，中國和外國的經濟、文化交往頻繁，唐三彩作為中國特有的藝術珍品也傳到許多國家和地區。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印度，西亞的伊拉克、伊朗，東北亞的朝鮮、日本，在遙遠的埃及也都有唐三彩器物的發現。唐三彩精美的造型，絢麗的色彩，高超的技藝，影響到一些國家和地區制陶藝術的創作，產生出類似唐三彩的藝術作品，如朝鮮的新羅三彩，日本的奈良三彩、波斯三彩、埃及三彩等就是最好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