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下旬，巴塞當代美術館董事長宗莉萍向外宣布：巴塞美術館將在年底進行股改，A輪融資己經啟動，爭取在明年可以掛牌新三板。巴塞當代美術館有望成為國內“美術館第一股”，并宣稱巴塞當代美術館已經被其新三板上市發行券商國泰君安估值8億，接洽的投資者不僅包括一些知名風投公司，還有投資市場上名頭很響的當紅明星。

      此一消息傳出立即引起專業人士的關注，眼下民營美術館正在經歷第二波熱潮，據統計，目前全國共有美術館四百余家，其中民營館已占三分之一。民間美術館的崛起很大程度改變了當地的藝術生態，但美術館的 性質究竟是什么，美術館也能上市嗎?
      美術館是社會公共事業機構，其底線是非營利性質
      根據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的章程明確對畫廊(gallery)和美術館(art museum)有嚴格區分和鑒定：畫廊從藝術家直接取得藝術品，通過代理或合作機制發掘藝術家，以展覽的形式直接介紹給藏家，進行銷售，形成藝術品一級市場，屬于營利機構;美術館是博物館中與視覺藝術有關的分支，作為收藏、研究、展示、教育、推廣五大功能的社會公共事業機構，其底線是非營利性質。

       那么，名為“巴塞當代美術館”的美術館究竟是畫廊還是美術館呢?成立于2006年的蘇州巴塞當代藝術館，在其官方網站的介紹上寫著：“蘇州巴塞當代美術館是蘇州第二家公益性巴塞當代美術館，展覽面積1000平方米左右，自創辦以來，巴塞通過籌辦多種形式的文化活動，竭力跨越大眾與美術館之間，藝術實踐與展覽空間之間的種種界限，將豐富的館藏資源介紹給更廣闊的受眾群體，現在穩定收藏家群體400多位。”
      根據巴塞當代美術館董事長宗莉萍的介紹，“巴塞的核心畫家是一批70后-80后的藝術家，這個年齡段是藝術創作的黃金時期，獨家簽約藝術家已經有十多名，而收藏家同樣是40-50歲左右的企業家，進行大數額購買的巴塞收藏家會員已經超過四五百名，其中不少會員的購買額已經超過幾百萬元。”——很顯然，宗莉萍介紹的的巴塞當代美術館主要經營的是藝術品交易的一級市場，屬于畫廊，而不是非營利性質的美術館，既然如此，又為何宣稱為“公益性”的美術館呢?民營美術館與畫廊到底有什么區別呢？

      其實在國內，很多從業者對畫廊與美術館的本質區別是不清楚的，以美術館之名，行買賣之實的案例不在少數，更有一些民營美術館成為房地產項目與文化公司的附庸品。而在國外相對成熟的藝術系統中，美術館堅持非營利的模式，本質是為了保持藝術學術的獨立性，作為社會公共文化事業的一部分，它必須與市場交易隔絕開來，才能避免受到經濟利益的干擾。在國外成熟的藝術體系中，不銷售作品作為一種美術館倫理，是普遍的國際慣例，其目的就是要保護藝術品在學術思想上的純粹性，不讓藝術評價體系完全被經濟利益所操縱。在藝術行業中，畫廊、拍賣行與美術館分別構成了藝術品交易與學術的雙行系統，分別實現藝術品的商業與學術價值，所以畫廊與美術館之間是有本質區別的，它們各施其職，確保了藝術生態的良性發展。
      而在國內，民營美術館雖然大量出現，但普遍沒有建立自身的學術標準。美術館與畫廊之間往往除了展呈空間規模大小的區別，在本質上沒有區別，要培育一個美術館的藝術氛圍所需要的持久的展覽投入與公共活動的投入，對于大多數民營美術館來說是只有投入，而沒有產出的虧本生意，開美術館易，養美術館難，要做到純粹的非營利更難。
      美術館既然是“非營利”，那么它就意味著它的主體收入都來自于“捐贈”，這一點在國外得到了減稅制度的大力支持，而在國內則沒有相關法規。此一根本性的制度缺失，使得國內民營美術館缺少民間資本的來源。
      在西方，作為美術館運轉的“造血功能”是基金會和理事會制度，所謂“理事會制度”是指，理事會作為美術館的最高決策機構，對美術館的發展、學術定位以及館長的任免行使決策權，從而進一步實施規范化的制度管理。而與之相應的“基金會制度”，則是美術館的資金管理方式，而在中國，如果要接受社會捐助，必須申請到了公募專項基金的資格，其審核制度本身就有門檻。
      作為中國最早的民營美術館今日美術館近些年來一直在大力推進美術館的制度建設，在今日美術館理事長張寶全看來：“中國的美術館在此之前都是誰投資誰說了算，誰掌權誰說了算，良性發展的運營機制便是真正建立起理事會制度、人事的問題都是技術層面的問題。而中國真正需要解決的是戰略層面的問題，也就是一個美術館應該有運營的體系。”
      今日美術館的現任館長高鵬在接受雅昌藝術網的專訪時也專門談到了“美術館模式”問題，“今日美術館要探索的美術館模式，在國外己有一套即成的體系，但是要將這套體系成功移植到中國，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所理解的理事會是參照了英國的和美國的模式，我不認為對于目前來說，它一定是最好或是適應中國的，但起碼是一個參照，我們在此基礎上摸索。在西方，任何的一個私人美術館或者是一個文化中心，后面一定會有一個基金會，理事會都是為基金會做出貢獻的人，他們首先可以享受到免稅政策，在捐贈的時候可以享受到一些抵稅的可能性，所以才會有人愿意加入。”
      “在這些基金會的理事當中，再選一批可信任的理事，他們來管理這筆基金，監控這筆基金，進行信托管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每年有兩個億，信托收入每年大概有5%-10%，也就是1000-2000萬，這些錢可以固定投入到美術館當中，是非常穩定的。也就是說，大家捐的錢不是死的，而是通過可監控的信托投資不斷地滾動，從而保證美術館的資金來源。”
      “具體到美術館里邊，還會有自己的一套班子，這套班子是從這些理事當中，選一些對美術館特別感興趣的理事，比如說可能是學術委員會，或者是專家學者，或者是一些感興趣的藏家，他們會特別關注到美術館的具體運營，由他們來一起來商量，來做什么樣的展覽。館長向這些人匯報工作，所以整個美術館是基于這樣的結構下來運轉的。”
      “而且這些理事，其實是會有不同類型的人才，比如有一些是偏金融投資型的，他們可以來管錢，有一些是偏學術把控的，等等。也就是說，讓社會上的名種力量，來共同承載美術館需要的社會資源。同時，美術館也是作為整個社會所擁有的一種資源。”
      談到今日美術館體制建立的感受，高鵬說：“體制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根源問題，不管這些體制在一開始有沒有發揮真正的作用，但是我覺得總有一天，當它能生效的時候，我們今天這么辛苦去完備它所做的一切，就是有意義的。如果在中國注冊的不是NGO，就需要不斷地納稅，這也是很多國外的非營利機構不斷地撤出中國的緣故。如果沒有基金會，捐贈人得不到抵稅發票，享受不到優惠政策，捐贈就變成了單純的伸手要錢。一開始這個機制就錯了，到后面就會后患無窮，越做大問題越多。相反，如果你把事情一開始做對了，那么未來能發揮的作用會越來越大。”
      不得不說，西方的美術館模式移植到中國本土存在著制度與國情上的差異，也就存在著相當的難度，中國民營美術館如何建立自身的制度模式，必須依靠的是長遠的眼光而不是短視的利益，在此，上市究竟是南轅北轍，還是“解決之道”，值得行業人士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