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七年（1729）內務府《活計清檔》的記錄中，亦包含一件“奉華字圓筆洗”。由此看來，帶“奉華”刻銘的圓洗，至少在十八世紀初已出現于清宮，只是僅憑文字記載，無法斷言檔案所錄者，即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汝窯青瓷奉華碟”。

      值得注意的是，本院典藏之三件“奉華”款瓷器，從字體刻畫書風的差異上來研判，或刻制于不同時期。如前文所述“北宋汝窯青瓷奉華碟”之“奉華”刻銘在雍正時期之前已出現。而“北宋汝窯青瓷奉華紙槌瓶”底部之“奉華”銘，一直以來皆被視為后刻于清朝。特別是若對照清高宗于“詠汝窯瓶”詩注中所言：“此瓶釉色制法與盤無異，亦刻奉華二字”（1779），而讓人以為奉華銘的刻制或有意避開清高宗的御制詩，泄漏其題刻或與乾隆皇帝有關。有趣的是，與此相似的銘刻，亦見于英國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收藏之哥釉碗的底部。（余佩瑾）

北宋汝窯青瓷盤 高3.9厘米 口徑14.8厘米 足徑11厘米 故瓷017850

      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詩（1789）：“甲字明鐫器底心，撫之薛暴手中侵，笑似假借為說項，古已有然何況今。”乾隆巳酉御題。鈐印“古香”。中心刻篆書“甲”字。

      此件作品底部留存支燒痕，底心題刻篆書“甲”字。它曾是“中國藝術展覽會”（Thel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的展品之一，于1935年前往英國倫敦皇家藝術學院展出。造型和故瓷17854雷同。盤子的弧形圓壁自底足順著口沿斜直而上。平形底，圈足微外撇，形成具有金銀器風格的“捲足”。相似的作品組群亦見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典藏，以及河南省寶豐縣清涼寺汝窯窯址的考古發掘中。

      環繞著“甲”周圓，題刻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御題。 從“甲字明鐫器底心”，以及對照故瓷17854底部“底心鐫甲字，先得此同然”的描述，得知此“甲”字極可能刻題于乾隆之前，而且皇帝所看到刻有“甲”字款的作品或不只一件。除了御制詩之外，伴隨此件作品傳世至今的木座，底部刻有“安儀周家收藏”的款識，透露此件作品進入清宮收藏之前，曾經是清初大收藏家安岐手中之物。

      至于，“甲”字的含義為何？對清高宗乾隆皇帝而言，“甲”字讓他聯想到《周禮·考工記》中形容物有瑕疵的“薛暴”和“髻墾”兩個辭匯。所謂“薛暴”是指釉面的傷缺，而“髻墾”是指胎骨的缺陷。清高宗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接觸到“北宋汝窯青瓷盤”（故瓷17854，）時，深為一種“出陶無髻墾”的完美器型所吸引。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再面對“北宋汝窯青瓷圓洗”時，雖然“撫之薛暴手中侵”，然而一與當時的新制品比較，立刻油然而生連古代文物都可能出現瑕疵更何況今日制品的感慨，一語道出乾隆皇帝以古為貴的鑒賞觀。（余佩瑾）

北宋汝窯青瓷圓洗 高3.5厘米 口徑12.9厘米 足徑9厘米 故瓷009827

      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詩（1779）：“趙宋青窯建汝州，傳聞瑪瑙末為釉，而今景德無斯法，亦自出藍寶色浮。”乾隆丙申春御題。鈐印一：“朗潤”。

      此件作品的釉色和故瓷8284極為相似，然而清高宗乾隆皇帝卻將之看成是產燒自兩個不同窯口的作品。透過刻題于故瓷8284底部的御制詩，得知清高宗乾隆皇帝以為該件作品為官窯。清高宗乾隆皇帝詩中所指出的“官窯”，以今日的常識來理解，范圍或涵蓋北宋官窯、南宋修內司官窯及郊壇下官窯等，亦即官方御用瓷器的統稱。而在故瓷9827的御制詩中，他又能以絕佳的陶瓷涵養，直接指出這是一件汝窯瓷器。之所以出現此種差異，可能與乾隆皇帝和以皇帝為首的皇室所具備的文物識別能力有關，同時也間接反映出十八世紀清宮對汝窯的辨識，尚未出現一套公認的標準。

      或因如此，雍正時期的《活計清檔》中，雖然已經出現一個洋漆箱，箱中收存有三十一件汝窯瓷器，然而此事例卻無法直接連接至乾隆時期清宮對汝窯的判斷。亦即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典藏為例，在二十一件汝窯中，十三件底部題刻有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御制詩，然而，其中僅有兩首詩在內容中直接指出所題詠的對象為汝窯，其余則皆以官窯統稱之。

      檢視清朝之前的相關文本，也發現各個時期對汝窯的看法略有不同，例如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論》中，以為：“汝窯器，出汝州。宋時燒者。淡青色，有蟹爪紋者真，無紋者尤好，土脈滋潤，薄亦甚難得”。至高濂時，又以為汝窯：“其色卵白，汁水瑩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隱若蟹爪，底有芝麻花，細小掙釘”。盡管他們皆著重于釉色、開片與支痕的鑒賞，然而曹昭眼中呈“淡青色”的汝窯和高濂筆下帶“卵白”色的汝窯，明顯有別。至乾隆皇帝題“詠汝窯枕”時，盡管詩中談及汝窯與柴窯的關系。然而面對實物時，我們都發現清高宗題詠的對象，其實是鈞窯而不是汝窯。從中披露，對釉色的掌握或是辨別汝窯的難題之一。

      此現象一直持續至二十世紀初，當北平故宮文物，因“中國國際藝術展覽會”的舉辦，前往英國倫敦展出時，策展人之一的大衛德爵士因接觸到前往展出的汝窯，而重新爬梳古籍文獻對汝窯的記載，以從中厘清汝窯的器型和釉色。從后，隨著考古工作的進展，地下文物的出土與研究成果不斷的累積，對汝窯的認識，方亦日漸清晰。（余佩瑾）

北宋汝窯青瓷橢圓洗 高2.7厘米 口縱9.8厘米 口橫14.2厘米 底徑4.2厘米 故瓷17849

      橢圓洗的器形，傳世極少見；除國立故宮博物院之外，大衛德基金會和美國波士頓美術館也有相仿作品的收藏。其中，國立故宮博物院和大衛德基金會收藏的一件，同樣具有外底中心向內陷入一圈，圈內留存三枚支燒痕，器表釉下模印圖案的特征。而模印的紋飾，大衛德基金會的出版品說明其為“雙魚紋”。至于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則在釉層籠罩下，印紋顯得極為模糊，但經仔細比較之后，仍然隱約可以看出其相似于大衛德基金會的藏品。此件作品曾是“中國藝術展覽會”（Thel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的展品之一，于1935年前往英國倫敦皇家藝術學院展出。

      對照本院典藏的兩本陶瓷圖冊，發現此類橢圓洗亦出現于《埏埴流光》和《燔功彰色》冊之中。由于兩本圖冊同時畫出兩件“宋汝窯舟形筆洗”，因此若要厘清所畫者究為何，則需要籍助為圖而撰述的說明來加以理解。這兩本圖冊同時形容兩件作品“底為坳，有三釘”但是從《燔功彰色》冊另又指出：”中有如意暗花二”，而得知《燔功彰色》冊所畫者，比較有可能接近國立故宮博物院和大衛德基金會的收藏品。在此之下，若將畫冊和傳世品相互比對，又發現《燔功彰色》冊所畫的器物，口沿存在一點金彩修護點，完全吻合今日所見大衛德基金會的典藏品。藉此，大約可以從中推知十八世紀清宮的汝窯收藏中，曾同時存在內底有印文和無印文的兩種橢圓洗，而印文的圖案在當時又有“如意紋”之稱。

      事實上，模印圖案的汝窯，極少傳世。但近來年隨著河南省寶豐縣清涼寺汝窯窯址的多次考古發掘，卻也逐漸發現其實裝飾著刻、印花圖案的汝窯，產燒之初，或不若今日相像的稀少。相反的，愈來愈多的例證顯示，刻、印花圖案或是汝窯曾經產燒的一種品目。如早期發現的“刻畫折枝蓮花紋鵝頸瓶”，和近年又陸續出土刻印有蓮花、蓮瓣紋、龍紋的素燒坯和已施釉的標本。透露北宋汝窯的燒造中，或存在一些今日無法復見的器形與紋飾。而與此“汝窯青瓷橢圓洗”相似，且底部亦存在相同制作痕跡的殘件標本，亦見于河南省寶豐縣清涼寺的汝窯窯址，從中印證橢圓洗產燒自河南省寶豐縣清涼寺的史實。（余佩瑾）

北宋汝窯青瓷圓洗 高4.8厘米 口徑15.9厘米 底徑13.2厘米 故瓷05176

      院藏汝窯洗，直口，周壁深，腹微凸，平底稍厚。口沿或因微損而切齊，淡褐色透明膠著劑尚可見，原口沿應有金屬扣，今已失。薄釉呈灰青色，器外開片稀疏微黃，器內密而黑。底有支釘痕五枚，露黃色胎。帶木座，底刻“甲”字。

      此類型洗的汝窯器亦出土于2000年河南寶豐清涼寺遺址，后者底有五芝麻釘痕，口沿尚完好。乾隆時期對收藏的陶瓷，曾命畫工如照相的方式將每一件器物的細節繪錄下來，并集成圖錄，其中《埏直流光》冊中畫有汝窯洗一件，并有文字說明此器的開片紋、縮釉、尺寸及特征等細節。如圖所見，洗的口沿微削薄，同型器亦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的汝窯洗，口徑為16.7厘米，器形完整，口沿往上微薄。籍由《埏埴流光》冊中的“照片”及清涼寺遺址的出土，或可推測院藏洗口沿原來的樣貌。（陳玉秀）

北宋汝窯青瓷碟 高3.2厘米 口徑13.4-13.7厘米 足徑9.2厘米 故瓷005177

      此件作品嵌一銅扣，釉表開細密紋片，器底留存三枚支燒痕，圈足具金銀器捲足的特征。相似的標本和整器，亦見于河南省寶豐縣清涼寺汝窯窯址的考古發掘，及世界各公私立博物館的收藏中。從中顯示北宋汝窯的產制，在形制上似乎存在某種規格化的取向。特別是對照2000年的考古發掘報告，發現傳世的器物幾乎都能從中找到足以相對應的標本，進一步暗示官方瓷器的生產，背后可能存在的管理制度。

      同時，韓國高麗青瓷的作品組群中，亦存在與此件作品相仿的器形，從而得知十二世紀韓國高麗與中國北宋窯業的交流。尤其是兩個窯口在器形、釉色和燒造方式的相似，以及彼此存在互為影響的關系上，展現出東亞窯業的發展存在區域之間彼此互動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