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以來，山東博興、無棣、諸城、青州、昌邑及惠民等地陸續出土了近千件佛教石造像和百余件金銅造像。自北魏歷經東魏、北齊、隋、唐至北宋，時間跨度達500余年，其數量之多，質量之精、風格之鮮明，確立了山東作為中國東部佛教藝術中心的地位。尤為難得的是東魏、北齊時期的作品出土較多，并富有地方特色，彌補了這方面資料的不足。由于青州地區處在佛教發展的南北兩大板塊之間，其風格的演變為研究佛教藝術在中國南北的傳播方式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這是東方最美的微笑，澄澈、寧靜、安詳，臉龐上帶著洞察世間一切的神情。”蘇州博物館館長謝曉婷在展覽前言中寫道，“佛教創立之初的幾百年間，其實并沒有佛像，人們用菩提樹、法輪、佛足印等象征物寓示佛的存在。公元一世紀前后，最初的佛像誕生，大約與此同時，佛教逐漸傳入中國，至魏晉南北朝已風靡大江南北。青州，便是當時佛教傳播的中心之一。”

青州之名，始見《尚書·禹貢》：“海岱惟青州”，為古“九州”之一，大體為渤海以南、泰山以北，占據今山東省的大部區域。
青州在十六國后期屬南燕，后入東晉版圖，繼屬劉宋，至北魏時，青州又從南朝歸入北朝。《北史》有“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朝所在，王命是基”之語，可見青州地位之顯要。它不僅控扼南北交通要道，也是海上絲路與陸上絲路的交匯處，自然也得文化交融之獨特優勢。這樣的歷史地理特征為佛教在青州地區的傳播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青州地區地處南北兩大佛教文化板塊之間，卻更多受南朝影響，這和古青州與南朝政治上的淵源有關。東晉十六國后期青州屬南燕，東晉義熙五年劉裕統軍攻南燕，六年后青州入東晉版圖，后繼屬劉宋，至北魏皇興三年，魏攻陷東陽，青州又從南朝歸入北朝。青州由東晉、南朝統治近六十年，在歸屬北魏后不久，又逢孝文帝改制，正欲模仿南朝典章文物，北魏占有青州后，將那里的民眾遷到代郡一帶稱“平齊民”，并重用其中名士協助政權改制，在將南朝文化向北傳播的進程中，表現較為突出的有崔光、劉芳、崔休、房景先等。此外北朝官方也與南朝交往頻繁，僅孝文帝太和年間，北方使節就有十余次南渡，至此，青州地區受南朝文化影響一直沒有間斷過。

青州地區在北朝末年即形成了相對穩定的造像模式，這種富有地方特色、具有穩定發展屬性的中心區域模式，學界稱為“青州模式”。青州模式的形成，外來因素的影響不容忽視。宿白先生對影響青州造像的可能因素有較全面的分析。從青州地區佛像多為螺發，菩薩頭戴寶冠、寶繒垂肩、身披復雜瓔珞等特征看，會使人很自然地聯想到建康棲霞山及成都萬佛寺造像，與南朝造像在很多方面如出一轍。學界一般認為，青州模式乃是源自南朝，其風格演變大體始于孝文帝改制以后，與南朝造像有著相似的演變進程，只是南方階段性風格的形成要稍早，青州地區則在后期形成的風格及發展上較四川地區更先進，具備了許多向隋代造像過渡的特征，其地域風格在北周宣帝、靜帝后得以全面推廣，直接影響到隋唐的造像。

龍興寺自南朝劉宋元嘉二年（425）創建佛堂肇始，迄至明朝洪武元年（1368）被改作城隍廟為止，其間歷經北魏、東魏、北齊、北周、隋、唐、五代、北宋、金、元諸朝代，有著長達近千年的歷史。

青州佛教造像中年代較早的是北魏晚期至東魏的作品，其中絕大多數是帶有背屏的造像，佛像大多著寬袍大衣，衣褶厚重，身材單薄，肩部低垂，顴骨微突，形象清俊儒雅，史稱“秀骨清像”“褒衣博帶”。

“北齊時期，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在許多方面出現了顯著變化，以單體立姿圓雕像為主。佛衣輕薄貼體，衣褶紋理簡潔，面相豐滿圓潤，寬肩隆胸，身材健美且富有動感，刻劃出優美韻姿，一改其他地區造像莊嚴肅穆的宗教氛圍。菩薩像則滿身雕飾華麗，華貴高雅，風姿綽約。

青州地區出土的佛造像大致呈現下面幾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為北魏末以前，其風格大體與南北朝風行的“秀骨清像”相一致，背屏式造像較多，注重服飾的刻畫，佛衣著裝為右領襟敷搭于左肘的褒衣博帶式，下擺兩側外展。

第二階段為東魏時期，圓雕造像增加，佛像形體較大，由注重服飾的刻畫轉為對人體形態的表現，佛衣由北魏的厚重轉為輕薄，著裝方式也發生變化，右領襟由敷搭左肘上升至左肩，仍保留胸前帶飾，佛衣下擺內斂。菩薩瓔珞佩飾逐漸增多。

第三階段，北齊在東魏的基礎上佛像人體表現更加突出，佛衣少刻或不刻，通身施以方格圖案并繪有人中像，佛衣著裝方式由右領襟敷搭左肩并向背后收緊呈小圓領，下擺兩側貼體垂直。佛頭低髻螺發及高寶冠菩薩造型較普遍，菩薩瓔珞佩飾進一步增加。

“我們哭著降臨世界，卻可以笑著走向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