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的考古資料證明，北方的定窯白瓷出現刻花紋飾的時間是在晚唐五代。但是，晚唐時期的邢窯和定窯白瓷，還是以素面的釉裝飾為主。這一點可以在臨安水丘氏墓中出土的定窯“官”字款銀扣花口盤等器物得到印證。唐代定窯刻花紋飾的精美程度不及同時期的越窯青瓷。唐代定窯刻花白瓷，在大英有陳列，由于圖片限制，在此不作呈現。根據以上的例證，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耀州窯和定窯，在北宋時期出現的刻花工藝，應該是從越窯先傳播過去，而后再形成各自的風格。因此，唐宋時期，瓷器的刻花藝術，并不是越窯受北方瓷窯的影響，而是越窯先影響了北方。

　　4.越窯的衰落。自晚唐、五代至北宋，越窯不僅造型線條流暢，色澤純凈；同樣善于刻花，越窯青瓷的刻花藝術溫婉儒雅，高貴而富有文人化意象。(李剛主編《青瓷風韻》第112頁五代越窯青瓷刻花人物紋注子，第131頁五代越窯青瓷鴛鴦注子，第139頁五代越窯青瓷蟾蜍硯滴，第142頁北宋越窯青瓷鏤空卷草紋熏爐。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精美的紋飾起源于越窯，可見越窯在當時擁有相當雄厚的技術實力。其能力足以與北方白瓷和耀州青瓷相抗衡，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筆者認為并不存在北方瓷窯的刻花工藝的興起，和龍泉窯的興起而導致越窯衰落的問題。北宋初期的龍泉窯青瓷，凝集了當時周圍的越窯、甌窯和婺州窯的特點。這是有很多實物可以證明的。這一觀點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馮先銘、朱伯謙先生就已經發現并有過論述。即：“早期的產品在器形、裝飾及釉色與越窯、甌窯和婺州窯有類似之處。可見龍泉窯與上述瓷窯有淵源關系”。(馮先銘著《中國陶瓷》第41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1月版)“受甌窯影響的淡青釉瓷器……同時也接受婺州窯等鄰近地區瓷窯的影響，如內壁飾團花，外壁劃篦紋的碗，從造型到裝飾與婺州窯所產如出一轍。又如多管瓶肩腹部分成多級的形式也應該是受了唐代以來越窯、婺州窯的多角瓶影響。”(朱伯謙著《朱伯謙論文集》第152、156頁。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10月版)龍泉窯北宋早期的刻花工藝，與越窯刻花工藝有著傳承關系，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這里面有一個客觀的情況，是需求的目標變了，即宮廷不再像以往北宋初期那樣一味青睞越窯青瓷了。所以，原有的精致青瓷數量逐漸減少，直至消失。筆者認為，越窯的衰落，很可能與太平興國三年(978)，吳越國王錢弘俶奉召進汴梁之后，吳越國的消亡有著密切的關聯。簡單地講，國王走了，這個國家自然是融入了宋代王朝。在此筆者認同與王光堯先生的論點：“淡出官方視野是越窯衰落的根本原因。北宋早期，宮廷使用越窯瓷器既見于前揭文獻，也有元德李后陵出土的越窯秘色瓷器為證。但是，北宋晚期宮廷用瓷的來源卻有了變化，越窯已不在其中。”(王光堯《浙江地區原始青瓷窯場與越窯興衰的社會機制》，沈瓊華主編《中國·越窯高峰論壇論文集》第40頁。文物出版社，2008年5月)吳越國王進京后沒有再回來，進貢朝廷的機制由此出現了變化，技術精湛的窯工不可能為平民百姓燒造如此昂貴的宮廷瓷器，導致越窯發展失去了重心而走向衰落。這似乎更加符合它內在走向的規律。

　　早在8～9世紀開始，浙江的越窯青瓷就開始遠銷海外，11世紀以后是龍泉窯青瓷大量走向世界。僅埃及的福斯塔特遺址中，考古人員就發現了從8世紀開始，至明代初期的中國瓷器。他們對其中唐五代的越窯和宋代的龍泉窯有如下的描述：“……自唐末至五代大量生產出口的越窯瓷、黃褐釉瓷器等，碗的里面飾以刻劃花紋，即葵花瓣紋，有時還有很少的鏤空制品，是掛有柔和雅致的青綠色釉的精品。”“具體地說，到了這時，青瓷生產的中心已移至浙江省的龍泉縣，其色彩清澄，有如秋季的天空和靜靜的藍色的大海。”(〔日〕山上次男 著 李錫經 高喜美譯 蔡伯英 校《陶瓷之路》第15、13頁。文物出版社1984年9月版)我想，或許是族群的不同，歐洲人也許并不一定能夠感悟到唐宋時期，越窯青瓷和龍泉青瓷所表現出來的一種天地之間的永恒之美。但是，我在愛丁堡的瑪麗王宮(圣十字王宮)里，見到了陳設在這里的龍泉青瓷。

　　1755年，法國著名思想家、啟蒙家伏爾泰將中國戲劇《趙氏孤兒》改編成《中國孤兒》在法國上演，得到了轟動。但是，西方人并沒有像喜歡中國的瓷器那樣喜歡中國戲劇。他們更多是從瓷器開始認識中國。他們把“中國”和瓷器都稱之為chain。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浙江的越窯和龍泉青瓷，是閃爍在天邊的兩顆璀璨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