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文文化源遠流長，精深博大，不可低估。有據可查、有跡可尋的是6000年前(約公元前4040年一2240年)，山東大汶口出土的陶器銘文“日、火、山”(見圖)，自上古結繩而后，可以說這是中國最早的文字記載。當然，嚴格地講，陶器文字與陶瓷銘文是兩種概念。然而，不論是記載、鐫刻，或是在器物上表現哪一類文辭，在先民生活中并沒有明確界定。所以，筆者以為這就是中國最早的陶瓷銘文。

山東大汶口出土“日、火、山”銘文

    大汶口文化以降，至西周、戰國時期，其紀事和表現性銘文已出現在當時的陶器上。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新頒并規范通用小篆，使用文字在此前象形、會意、指事的基礎上漸趨統一。至漢晉隸書、楷書及行草書的出現，陶瓷銘文書體，更加豐富、多樣化。唐宋以來，定瓷銘文已蔚然演繹為一種廣泛的文化現象。諸如“官”、“新官”等(見圖)薈萃歷史，縱覽古今，林林總總形成了中國陶瓷銘文的獨立體系。

“官”字銘文（曲陽縣定窯遺址文物保管所藏）

“新官”銘文（曲陽縣文物保管所藏）

    講銘文文化，首先與社會政治、經濟分不開。唐、五代定窯為創始與過渡期，北宋為成熟期。以北宋為起點，賴以強大的政治與經濟基礎，定窯從燒成工藝到形制特征，健步登上新臺階。定窯開始由內銷轉為內外銷兩條渠道。一時間，定窯歷史地扮演著當時名窯瓷都的角色。朝野上下無不慕定窯威名，而生景仰之感。時有御前世胄，達官顯貴紛紛訂作，并加銘款，以示莊重。居以現北鎮村(舊時稱龍泉鎮)以南法興寺處，即為官窯駐地，正是為宮廷上下燒造瓷器及銘文用瓷之所。現遺鳳紋、龍紋器皿大都出于此處，還有一些瓷器進入宮廷后，由玉工鏨刻，諸如“奉華”、“聚秀”、“禁苑”、“德壽”等題款。據馮先銘先生考證，大都為宋代宮殿用名。民間窯更不示弱，為有效融人當時瓷器銷售的經濟大潮中，也是為生意隆興而打造品牌，更是為自家作坊鋪墊實力，是時民間窯以蜂涌之勢與官窯相抗衡，尤以精湛技藝、精美瓷器為世稱道。但當時皇帝是否也向民間窯采集宮廷用瓷，按理說是有可能的。筆者懷疑，一些無款瓷器，進入皇宮，由玉工鏨刻銘款的有可能大部分為民窯所制。猜測終歸為猜測，尚有待于新的發現再論證這一問題。所見金代民窯的“張記”、“劉六郎”范銘皆含此義。

    定瓷銘文即這浩瀚的中國古陶瓷文化之一束小小浪花，既閃爍著它美麗的瞬間，又映示著它久遠的歷史光華。記述和昭然著定窯瓷器在每一歷史時期的文化特征和藝術格調。自歷史上定窯第一把火成功地點燃后，銘文就已無條件地打上自己的烙印，就已經成為人們研究這一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乃至民俗宗教不可或缺的佐證。通過這星星點點支離破碎的文化積累，再造了中國整個陶瓷文明及藝術大觀。形成社會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種文化觀念和藝術思想，無時無刻不在推動著我們民族燦爛的文明在歷史長河中奔騰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