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窯研究，自明代至民國能考證且翔實的對定窯進行研究的當屬中國人自己。著述有明學者曹昭《格古要論·古窯器考》、清學者趙汝珍《古玩指南·瓷器》、陳瀏《陶雅》等。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內外發表著述提及的主要有陳萬里、馮先銘、李國楨、王莉英、李知宴等。20世紀20年代至80年代先后對定窯遺址進行發掘，并獲新成果。1972年以來，曲陽有兩家定瓷生產研究廠家。從事研究生產較早以至堅持到今天的有陳文增、藺占獻、和煥等人。著重研究傳統工藝，由單一米黃色趨向多呈色研究。國外對定窯研究和研究成果也頗為可觀。早在19世紀，英國專家史蒂芬·布舍及何布森對定窯均有研究和著述。1941年，日本學者小山富士夫專程來中國考察定窯。

    定窯  明清及1972年以來國內  國外研究簡況

    定窯藝術是國粹、國寶，具文化與經濟雙重屬性和科技與藝術雙重表現。定窯傳統工藝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作為中國陶瓷文化集大成者，定窯文化具有非常顯著的戰略位置。站在歷史與當代文明的高度看這一問題，恢復它、研究它不是沒有必要，而是很有必要，非常必要。文化是一個民族靈魂、國度的象征，豈能在有無二字上置疑。筆者有一次同河北師范學院(現河北師范大學)線天長教授談及定窯文化問題，線教授講到：“一個民族之所以堅定而不可動搖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重要的看她是否具有博大的文化基礎。經濟是可以消滅的，文化永遠難以消滅。”在不堪回首的中國近代史上，內憂外患，民不聊生。面對八國聯軍帝國主義之威脅，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犧牲，而最終取得了勝利。勝利的本源應歸屬于本土文化這個載體沒有動搖。所以侵略者欲消滅一個民族，必重在消滅其文化。而恰恰是文化最難消滅?；厥字袊鴼v史及世界史無不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文化振興，民族興旺，文化丟失則民族消亡。

    物質決定精神，精神對于物質有巨大的反作用。辯證法不可抗拒。定窯的復出屬于新的歷史時期留給我們的一種文化思考。面對改革和市場經濟，定窯歷史雖以經濟面目出現，而其發展振興的基礎和動力則屬于文化，且面對歷史和現實，去發揮創造和實現自身優勢與價值，具有經濟與文化之雙重意義和功能。知識經濟的含義就是文化經濟，它的出現和形成，正是在大文化基礎上的延伸，它標志著一個民族的振興和強大。定窯研究史不妨說就是定窯文化史和民族文化發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