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代至民國能考證且翔實地對定窯以及中國古陶瓷文化進行研究的還是中國人。明·曹昭撰、王佐補《新增格古要論》共13卷，是一部綜合性著作，其中對書法、名畫、古琴、舊硯以及彝、鼎、尊、壺等珍玩均有涉獵。卷之七為《古窯器論》，比較全面精辟地對宋代定窯、柴窯、汝窯、哥窯以及吉州窯、古龍泉窯進行了論述，言語不多，可謂畫龍點睛。其在《古定窯》一節中講到：“古定器俱出北直隸(筆者注：指河北)定州。土脈細，色白而滋潤者貴，質粗而色黃者價低。外有淚痕者是真，劃花者最佳……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

    到清代，對中國古陶瓷研究者不少，而乾隆皇帝則屬于對中國古陶瓷研究較有成就的一位，對定瓷研究尤其翔實，而且能根據自己的見解提出論據。乾隆皇帝在一首詠定窯碗中有句云：“粉定傳宋制，爾時猶厭芒。至今珍玉潤，入夜擬珠光。訾近譽其古，尚圓豈必方。東坡琢紅句，想必酌之祥。”乾隆認為定窯紅定一說，今時為何未得流傳；所謂蘇東坡《試院煎茶》中“定州花瓷琢紅玉”，“而軾因逞詞詡重耶”；或因“當時不過偶一陶制，后遂禁止不作。看來，乾隆皇帝對紅定不見傳世，表現出很大遺憾。此外，乾隆在把賞這些古定器時，興致所至，便留詩作。不包括其它窯口詠瓷詩，只定窯詠瓷詩就有32首之多。看來，這個才子皇帝對定窯研究之深，是不容置疑的。到1934年，中國近代古陶瓷先驅葉麟趾先生，為了中國定窯文化的留存和延續，曾實地到定窯考察，故在《古今中外陶瓷匯編》中首次提出定窯遺址在河北曲陽剪子村(澗磁村)，沉睡近千年之久的歷史名窯終于被首次披露于世。

    趙汝珍所著《古玩指南》成書于1942年，時住北京，堂號“求難齋”。“定器，均覆燒，故上邊口無釉，均罩銅圈以飾掩之?；y多仿自古銅鏡，以牡丹、萱草、飛鳳、雙魚之類為多，裝飾花紋之法，有劃花、堆花、印花、繡花等。”其《瓷器源流》較詳盡地介紹了我國古陶瓷概況，并在其鑒定工藝等方面進行了論述，是融文化、藝術、鑒賞于一編的綜合性文獻。

    清宣統年間出版的《匋雅》初名《瓷學》(寂園叟著)，以及后來見及的上海朝記書莊印行的許之衡所著《飲流齋說瓷》，這些論著尤其是在鑒定鑒賞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宋以后歷代文人筆記常提到定窯，有賞析方面的，有論述方面的，有收藏方面的，雖短短數語，對后人認識和鑒定定瓷不無裨益。

    現附錄幾則如下：

    南宋·弁陽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第19頁，汲古閣本：“金花定椀(碗)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然后再入窯燒之永不復脫。”

    明·張應文《清秘藏》：

    “定窯有光素，凸花二種，以白色為正。白骨而加以釉水有如淚痕者佳。間有紫色、黑色者，不甚珍重。”

    明·谷應泰《博物要覽》卷二，《志窯器》第14頁，叢書集成初編：“定器有畫花、繡花、印花三種。多用牡丹、萱草、飛鳳三種。時造甚有佳器，式多工巧。……定窯器皿以宣和、政和年造者佳。時為御府燒造，色白質薄，土色如玉物價甚高。”

    清·佚名《南窯筆記》舊抄本，中國古代美術叢書：

    出北宋定州造者，白泥、素釉，有涕淚痕者佳。有印花、拱花、堆花三種，名定州花磁是也。尊、爵、盤、碟、佛像及各種玩器，雕琢精巧，靡不全具，間有花紋內填采綠色者。”

    邵蟄民撰、余戟門增補《增補古今瓷器源流考》卷上，《出處》第三第4頁：

    “按北定南定者指宋南渡以前及南渡以后定窯所燒造之器而言，非南方別置定窯?！短照f》、《陶錄》言之甚詳。近人許守白《飲流軒說瓷》謂南渡后在景德鎮所制者曰南定，當為臆造。蓋景德鎮所仿制者應稱仿定。亦不應稱南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