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非常重視文物考古工作，同樣在對定窯學術探討及研究方面獲得了可喜收獲。當時的研究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從宋以來文人筆記中獲取新線索，發現新問題。其二則是以館藏真品和古定遺址作實地考察分析、論證。最后以事實說話，以科學嚴謹的學術態度奠定了定窯學術研究的基礎，開闊了眼界，獲得了成果。譬如關于定窯生產的上下限問題，過去，學術界一直認為失傳于宋，而根據發掘新成果，把下限推至到元。即定窯始燒于唐、興盛于宋、失傳于元的初步定論。其間涌現眾多杰出的古陶瓷專家和考古學者：

    “陳萬里先生是我國近代第一位走出書齋，運用考古學的方法對古窯址進行實地考察的學者。”陳萬里先生，江蘇吳縣人，出生于1892年，解放后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他反對以看資料寫文章，講究認真，提倡走出書堆作實地調查。20世紀50年代初曾親臨定窯及諸古窯實地踏勘，并發表《邢越二窯及定窯》等。根據實地獲得標本進行了綜合考證，論述翔實具有很強的科學性。

1985年至1987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河北省文物工作隊再一次對曲陽定窯遺址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發掘

    馮先銘先生，陶瓷考古學者，1921年出生于湖北漢口，1947年起開始在故宮博物院作研究工作，曾任中國古陶瓷研究會會長。馮先生學識廣博，治學嚴謹，對定窯研究卓有成效。關于定窯紀年、銘文鑒定以及上下限問題有過詳盡的探討，并曾到日本、臺灣省等國家和地區講學，曾擔任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有《定窯》、《古陶瓷鑒真》、《中國陶瓷》等專著。

    在定窯工程研究方面，研究頗具成就的當屬李國楨、郭演儀的《歷代定窯白瓷研究》。李國楨先生為輕工部高工，該書對定窯原料分析及形成風格特點有較深探討，并對歷代定窯瓷的不同配方、成分提出了科學論證，對當代定窯恢復生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借鑒作用。

    在對定窯研究方面，這一時期主要表現為一些博物館、院及一些學者、專家、教授等。在這方面卓有成效者還有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王莉英、楊靜榮，歷史博物館李知宴、李輝炳以及北京大學權奎山先生等。由于篇幅所限恕不能一一列舉。

    除專家學者對定窯研究調查并撰成文獻外，國家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曾對定窯進行發掘，對研究定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20世紀60年代，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曾對河北省曲陽定窯遺址即現北鎮村通天河西側等一帶進行了小規模的發掘。迄今，當地農民仍把發掘過的田地稱之為“古瓷地”。根據發掘情況，位于靈山鎮西側的二瓷廠曾進行過試驗生產，雖未獲成功，然而這確是解放后把考古同生產初步結合起來的一次仿制活動。詳細情況見1965年《考古》第八期一《河北省曲陽縣澗磁村定窯遺址調查與發掘》。

    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定州出土了兩座宋代塔基，并出土了一批定窯盤、碗、瓶、罐等。這些瓷器形制不一，北宋早期居多，對研究定窯造型紋飾乃至紀年考證起到了新的推動作用。定縣博物館曾整理成文，名為《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載《文物》1972年第8期。1985年至1987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河北省文物工作隊再一次對曲陽定窯遺址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發掘。此次先后持續兩年，對定窯遺址附近澗磁村北鎮村一帶田野進行了有序的發掘，獲得了大量的資料標本。在認識定窯形制、紋飾以及黑定、紫定、兔毫方面，提供了新的佐證。遺物現存河北省曲陽縣定窯遺址文物保管所內。1997年中國古陶瓷研究會暨學術討論會在河北石家莊市召開，著重對定窯和磁州窯進行研究和學術討論。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長劉世樞先生作了《定窯考古札記》報告。省文物局還對這次發掘器物進行了編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