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說》載：“陶至唐而盛矣，……至唐始尚窯器。”強國唐朝，國力大增，經濟振興，而體現在陶瓷領域更令世人刮目相看。南越北邢、唐三彩，各類花瓷應運而生，名聲鵲起。今河北省臨城(一作內邱)邢窯，即誕生于隋末唐初，至唐開元、貞元時期，其規模已是相當可觀。工藝精細，品種繁多，時為社會家庭所必需而不能不備。李肇《唐國史補》記載當時邢窯盛況及其影響：“內邱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邢窯非定窯之直接前身，而邢窯卻直接影響和間接扶持了定窯，使定窯能以超凡之神姿標新領異于當時陶瓷業。至宋時，邢窯之名已被定窯之勢所掩。邢窯屬中國白瓷之鼻祖，是最早迎著歷史風雨和人為障礙而改造物質并獲得成功者。使土石之軀化為晶瑩之魂，開天辟地第一次。人們發現邢瓷之細白潤澤的釉面上，隱隱暗遞著淡淡的黃韻，初生活靈之象，故世稱邢窯“類銀”、“類雪”。這并非詩，而是真切的形象概括。至此，邢窯刷新了歷史記錄，建立了白瓷體系。

    繼承邢窯，超越邢窯。定窯創造者在邢窯之優良基礎上，驅散懷抱，大膽暢想，進行了全方位、多側面的探討。首先在釉色靈動效果上，努力打破邢白的沉寂，使其更具有跳躍感，使活靈之象更臻奇妙。終于，一種白中泛青、泛黃，如晨雪、若凝乳，勝瑜琦之透亮，有天工之勝慨，與世殊倫的定窯釉色誕生了。作品宛如出水芙蓉，立世固卓爾不群，因此風靡整個神州而形成龐大之定窯系。當然，在古定遺址尋覓中，不時見到一些釉面呈青灰色的殘片，可以認定，這純屬于氧化焰燒成史上的偶像現象，即氧化焰燒成氣氛中帶進了還原氣氛。所謂“帶進”是指燒窯工在操作過程中的習慣做法，是不經意的，更是難以盡善的。因為在唐宋時期，窯爐一般較小，構造較簡單，以直焰窯為多見，也即我們所說的“饅頭窯”。由于它原始性較強，焰火在爐堂內的氧化過程難以在一定時間內順利完成，往往容易形成焰火的還原氣氛，或稱之為弱還原氣氛。這種氧化焰燒成氣氛中參人和帶進了還原氣氛，有時是局部的，有時是全部的。在古代定窯燒成史上，這已成為一種普遍性。

    在定窯燒成氣氛問題上，筆者原認為唐、五代時期一直燒氧化焰，北宋早期或中期燒過一段弱還原焰。后經過反復考察、研究認定：由于北方氣候之原因，不利于產品在窯體內進行充分的還原過程，釉面常出現青灰過重或局部產生青灰色斑塊的情況。因此說，在北方定窯燒還原焰是失敗的。研究北宋早期定窯燒成的還原現象，不過是氧化焰燒成史上的偶然性。正是這種偶然和弱還原氣氛，才從根本上改變和強調釉面的晶瑩度及對產品的裝飾效果。

    邢窯及定窯早期(五代以前)，均曾使用陶衣。胎質的粗與細，均可感其釉面潤潔，瓷質緊密硬朗。形多粗獷大氣，器多玉璧底。這正是定窯承襲邢窯的一個鮮明的例證。在其窯具方面更是如此，定窯早期所使用的匣缽和墊磚，包括三腳墊片同邢窯又是極其相似。北宋以來，盤、碗覆燒工藝的研制成功和利用，仰燒歷史基本結束(瓶罐類、人物類及個別盤碗類除外)，墊磚、三腳墊片逐漸消失。從此，定窯窯具的創新改革便與邢窯窯具的基本特征拉開距離，定窯終于走出傳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定窯產品，一立世即以清新之氣而形成面對社會和市場、面對當時諸名窯的全新格局。定窯在強調自我的同時，形制上一反隋唐以來的磅礴、厚重、雄渾之氣象，而是從雅典、清秀、奇逸領域找突破口。宋代梅瓶、盤、碗皆呈挺拔俊美，如舞蹈之輕盈，如劍俠之瀟灑，賦予形制以淋漓盡致之時代美感。據傅振倫先生稱蘇東坡有詩曰：“若把梅瓶比西子，曲直剛柔總相宜。”看來，宋代梅瓶確乎已達到超凡之形制。玉壺春瓶向為歷代諸窯所仿效，唐以來，宋以后各窯口多有佳制。尤其明清以來制品，別出心裁，除形制外，在器壁上大作裝飾文章。無論如何去堆砌裝飾，其形制之佳麗程度終難勝過定窯。定窯玉壺春瓶，腹甚飽滿；足呈方狀，講求直立；從腹順上漸瘦至頸部長長一段，平緩順暢；至口部則如孔雀開屏，徐徐而展。形式上雖不乏足重頭輕之感，而視覺上卻滿帶亭亭玉立之姿。可謂，體態盈盈，令人不暇忘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