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代的瓷窯不是很多，目前發現的瓷窯主要集中在遼五京地區，發現燒造三彩器的有4處。其中遼上京的林東南山窯是遼晚期的民窯，以燒制三彩釉陶器為主，但產品質量較差，所燒三彩器胎質細軟，均作淡紅色，胎上掛化妝土，釉層易剝落。遼中京的赤峰缸瓦窯窯場大，燒造時間長，是遼代較為重要的一處瓷窯，所燒三彩及單色釉陶器胎質細軟，多呈磚紅色、粉紅色或黃白色，上白色化妝土，掛半釉，以海棠盤、花式盤、方碟、執壺等契丹風格的器物多見，三彩釉為黃、綠、白三色，嬌艷光潔。東京地區的遼陽冮官屯窯也燒少量的三彩器。南京地區的北京龍泉務窯是僅次于赤峰缸瓦窯的遼代第二大窯場，始燒于遼早期，所燒三彩器釉色以黃、綠兩色為主，黃色泛赭紅，地域特征明顯。龍泉務窯另有琉璃窯，生產的琉璃佛像制作精細，獨具特色。

　　大同為遼的西京，制瓷業較為繁榮，目前發現的遼代瓷窯遺址有大同青瓷窯、渾源界莊窯。大同青瓷窯位于大同市西郊青瓷窯村東山坡下，窯址范圍不是很大，主要燒制黑釉粗瓷，釉色烏黑，產品有缸、罐、瓶、雞腿瓶等，裝飾手法以剔劃花為主，始燒于遼代晚期 。渾源界莊窯規模較大。界莊地屬青瓷窯鎮，位于渾源縣城東南。渾源窯于20世紀70年代被發現，之后，著名陶瓷學家馮先銘先生、李知宴先生相繼做過調查，199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專家又進行了全面調查，并進行了小規模的試掘，據調查及發掘資料得知，界莊窯分唐代窯址及遼金窯址兩處。唐代的界莊窯址地處界莊村西南，主要燒青瓷、白瓷、黑瓷、絞胎器及三彩器等，是唐代燒造三彩器最北的一個窯址。遼金界莊窯址位于界莊村東北的一個山坡上，主要燒制白瓷、黑瓷，細白瓷受定窯影響較深。裝飾手法主要有印花、劃花、刻花和剔花，黑釉剔花器是雁北地區最精的。考古發掘目前尚未發現遼代的窯爐，但從界莊窯采集的大量白釉剔刻花、黑釉劃花、黑釉剔刻花瓷片從裝飾手法到花紋內容都與大同等地遼墓或遼代遺址出土的同類器相同，可以肯定為遼代燒制。

　　大同的制瓷業有很悠久的歷史，界莊唐代窯址釉色多樣，器物品種繁多，而且窯場也形成了一定的規模。《遼史·蕭阿古只傳》記載：“天贊初，與王郁略地燕趙，破磁窯鎮。”《王郁傳》載：“天贊二年，郁及阿古只略地燕、趙，攻下磁窯務”。從這些史實可以看出遼初戰事頻仍，百業凋閉，大同的制瓷業也受到嚴重破壞。這也反映在墓葬中。大同軍節度使許從赟夫婦合葬墓是遼乾亨四年（982年）的壁畫墓，為早期遼墓。墓室規模較大，隨葬品二十余件，以陶器、鐵器為主，無一件瓷器。大同機車廠遼代壁畫墓同為遼早期墓，除隨葬早期墓常見的陶質喇叭形器外，還發現一件釉陶碗，黃褐色陶胎，有化妝土，施青色半釉，也沒有瓷器隨葬。在大同已發掘的眾多晚期遼墓中，則顯現出以瓷器為主要隨葬品的特點，而且這些瓷器中的大部分從成型工藝到裝飾手法均與青瓷窯、渾源界莊窯遼金窯址所出標本一致，這與這兩個窯始燒于遼晚期的調查結果也是一致的。

　　前述三彩器除遼三彩枕為社會捐贈外，其余多出土于晚期遼墓。遼三彩劃花紋碟、遼三彩碗1956年同出于大同機車廠遼墓，它們的胎質、裝飾一樣，但三彩碗釉色光亮且無剝落現象。遼三彩刻花碟1966年出土于大同機車廠另一座遼墓，它的胎質、器型、紋飾、釉色與前述三彩劃花紋碟類似，應為同一時期同一窯口燒制。遼三彩三聯壺與遼琉璃三彩纏枝花棺出土于大同馬家堡遼墓，同時出土的有白釉碗、白釉注壺等，綜合其它特征可知這是一座遼代晚期墓葬。大同地區目前發掘的遼墓均為火葬墓，用以盛斂骨灰的葬具呈現出多樣性，出土葬具以長方形石棺最為多見，另有白瓷罐、陶罐、梯形石棺等，琉璃棺少見，只大同馬家堡另一座遼墓曾有出土，形制、大小、紋飾均與此琉璃三彩纏枝花棺相似。遼三彩三聯壺制作精細，造型別致，釉色瑩亮，與館藏其它三彩器不同的是它的胎質呈淺紅色。此墓同出的白釉注壺胎質細膩，小口帶蓋，蓋頂有盤曲而臥的獅形紐，是遼瓷中的上品。馬家堡遼墓為壁畫墓，墓室規模并不大，但上述三件隨葬器物卻異常精美 ，應該不是本地瓷窯所產。從器物特征看來源于赤峰缸瓦窯和北京龍泉務窯的可能性更大。三件虎俑出土于大同市上皇莊勞教學校遼墓，兩個獨立的虎俑施綠釉，雙虎俑在虎的頸部施有黃釉。同時出土的有7個瓷質羊俑和一件白釉褐彩罐，羊俑手捏成型，施白釉，羊身上點繪褐彩斑。白釉褐彩罐直口，雙耳，鼓腹，施白釉，耳部及腹部繪褐彩。兩者從胎質、釉色及褐彩的色澤都很相近，應當是一個窯口的產品。同樣的標本見于渾源界莊窯，窯址采集到的是在圓形餅上站立了4只羊，同樣是手捏成型，白釉褐彩，造型釉色一致，可以肯定瓷羊與白釉褐彩罐為渾源窯燒制。

　　大同博物館藏遼三彩器多出土于大同地區的遼代墓葬中，這幾件三彩器從胎質胎色到裝飾手法各具特色，又與周邊瓷窯所燒三彩器的特征不盡相同。大同青瓷窯與渾源窯都沒有進行過完整科學的發掘，考古資料嚴重不足，目前尚無法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