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州窯位于今山西省霍州市西南約七公里的白龍鎮陳村，西依呂梁山，東臨汾河水。該窯址目前尚未進行過科學考古發掘。20世紀70年代，故宮博物院最早對該窯進行調查，1986年臨汾地區文物普查隊對該窯址進行普查，1989年陶富海與劉秋平又進行了踏察。
一
霍州窯細白瓷產品與研究現狀

目前學界對霍州窯產品內涵的認知主要來源于其薄胎細白瓷產品，又以元代器物最具代表性，如后至元五年（1339年）西安曲江張達夫墓出土白瓷單耳杯（圖一）。在元代北方地區窯業普遍衰落之時，霍州窯是唯一一處以精細瓷器為主流產品的精英窯場，并有明清時期的文獻記載，在中國陶瓷史中具有較高的歷史地位。

圖一 元代霍州窯細白瓷

由于有自身紀年器的發現以及考古發掘新材料的公布，霍州窯在金代亦大量燒造有細白瓷產品已不存在任何疑問，如大定二十二年（1188年）汾西郝家溝墓出土白瓷盤（圖二，1）、明昌三年（1192年）侯馬H4M101出土白瓷盤（圖二，2）、故宮博物院藏墨書“明昌四年（1193年）”白瓷盤（圖二，3）以及甘肅華池窖藏所出白瓷印花盞。上述窯址所出土器物的胎釉、器型與支燒特征與陳村窯址所采集標本完全相符?；诖?，學界普遍認為該窯址的燒造年代為金元時期，而金代則為其創燒時期。

圖二 金代霍州窯細白瓷

1. 郝家溝墓（1188 年）

2. 侯馬 M101（1192 年）

3. 白瓷盤（1193 年）

二

霍州窯粗瓷產品概述

從陳村窯址散落瓷片標本的情況看，除薄胎細白瓷產品外，還存在有大量制作相對較粗的產品，以化妝土白瓷為主流。根據器物特征大體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多為素面，窄足墻較高，碗盤類器物使用內底澀圈疊燒（圖三）；第二類則多繪有黑花裝飾，寬圈足較矮，碗盤類器物使用內底多粘釘支燒，粘釘較為粗大（圖四）。后者由于器物文化因素較多，且有紀年標本進行比對，可以確定為明代所燒。前者在以往的調查研究中常被忽視，其燒造年代亦未見有學者進行討論。故若討論霍州窯的始燒年代，則應先對該類產品的年代進行考證。

圖三 霍州窯第一類粗瓷標本

圖四 霍州窯第二類粗瓷標本

筆者于2015年與2018年先后三次對陳村窯址進行考察，采集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標本，并結合山西博物院詹堅、逯斌與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曹俊等師友多年來在該窯址的調查發現，以及少量具有代表性的館藏器物，力圖對這一問題做一探討。

第一類粗瓷集中發現于2006年所立全國重點文物單位保護碑的西南側山坡斷面處（圖五），細白瓷與第二類粗瓷等其他器物在該地點極少發現。品種可分為化妝土白瓷、黑釉與黃釉三類。

圖五 霍州陳村窯址環境

（一）化妝土白瓷

遺存數量較大。該類產品基本特征表現為：胎色偏黃，胎體厚重。胎質較為堅硬，淘洗不精，常見有黑色雜質斑點。多層化妝土較薄且不均勻，外壁均不及底。部分碗底的足端一周施有化妝土。透明釉在外壁止于圈足之上，亦不肥厚，積釉處顏色泛青黃。

圖六 化妝土白瓷碗

圖七 化妝土白瓷盞

1. 直口 2. 唇口

器類以碗的出現頻率最高（圖六）。個體差異不大，普遍呈現為尖唇、敞口、深腹、圈足的特征。足墻較直，于足端轉角處斜切一刀，挖足過肩。均采用內底刮澀圈疊燒的裝燒方式，澀圈較寬且不規整。由于多見外壁近口沿處留有窯渣痕跡，故推測應為倒置于窯柱的無匣缽裸燒。另有盞（圖七）、碟（圖八）、溫碗（圖九）、罐（圖一〇）等形制，數量較少。

圖八 化妝土白瓷碟

圖九 化妝土白瓷溫碗

圖一〇 化妝土白瓷罐

該類品種的裝飾并不豐富，以素面為主。部分碗類使用白化妝土凸線紋表現出類似金屬器的出筋效果（圖一一）。另有少量白地繪花裝飾，多為黑色花紋（圖一二，1、2、3），僅有一例為赭紅彩（圖一二，4）。珍珠地劃花非常稀少，見有葉形枕標本（圖一三）。

圖一一 化妝土白瓷凸線紋裝飾

圖一二 化妝土白瓷繪花裝飾

1~3. 黑彩 4. 赭彩

圖一三 化妝土白瓷珍珠地劃花裝飾

（二）黑釉

黑釉瓷器品種的比例并不算高。釉層較薄、光澤度較佳、流動性偏高。胎質、胎色與化妝土白瓷基本一致，部分器物足端處施白色化妝土。器類見有碗（圖一四，1）、盞（圖一四，2）、罐、蓋等。盞類器物具有一定特色，做工相對較為精致，內壁潑灑醬斑。多為斗笠造型，足端較圓，圈足內心施釉。還發現口沿有白邊裝飾的碗類標本（圖一四，3）。

圖一四 黑釉瓷

1 碗 2. 盞 3. 白邊裝飾

（三）黃釉

另有少量黃釉產品。一類為素面，碗類內壁施黃釉，外壁施黑釉（圖一五，1），足端施化妝土。與化妝土白瓷碗的胎體、形制與裝燒工藝特征均近似。另一類有印花裝飾（圖一五，2），亦為碗類，數量極少。

圖一五 黃釉

1. 外黑內黃釉 2. 黃釉印花

三

霍州窯第一類粗瓷產品的年代

第一類粗瓷產品的年代可以通過器型、裝飾品種與制作技術三個角度進行類比判斷。

（一）器型

化妝土白瓷、黑釉與黃釉皆以碗類為大宗產品，其中一類最為常見的造型與太原孟家井窯址、交城磁窯村窯址所采集的標本極為接近，均表現為敞口、深弧腹、直足墻、足墻與足端轉角處斜切、挖足過肩等特征。盞類器物具有較強的年代信息。化妝土白瓷發現有斗笠形盞殘片（圖一六，1），厚圓唇、斜直壁、深腹，底足處殘缺，與洛陽趙思溫夫婦墓（不晚于政和八年1118年）出土的青釉盞（圖一六，2）形制基本一致。

圖一六 盞類器型對比（一）

1. 霍州窯 2. 洛陽趙思溫夫婦墓（不晚于 1118 年）

黑釉斗笠盞（圖一七，1）整體與崇寧元年（1102年）藍田呂義山墓（圖一七，2）以及崇 寧二年（1103年）藍田呂錫山墓（圖一七，3）出土器較為近似。圈足足墻與足端轉角處均斜切一刀，使得足端造型較為圓潤。該類近乎滿釉的黑瓷大口小足斗笠盞在金代遺跡單位中出土極少，而普遍流行于北宋時期北方地區的諸多窯場。

圖一七 盞類器型對比（二）

1. 霍州窯 2. 呂義山墓（1102 年） 3. 呂錫山墓（1103 年）

（二）裝飾品種

帶有裝飾的器物比例并不高，但相較器型更具時代特征。白地黑（赭）花的紋樣多為抽象的草葉紋（圖一八，1），與11世紀前半葉廣泛流行于山西地區的白地赭彩風格相同，如和林格爾盛樂古城出土長頸盤口瓶（圖一八，2）以及交城磁窯村（圖一八，3）與介休洪山窯址（圖一八，4）采集的碗。而與金代汾河流域窯場具象寫實的繪畫風格相差較大，如正隆四年（1159年）汾陽東龍觀M40出土的折枝花草紋盤（圖一九，1）與河津固鎮窯址發掘出土的菊花紋枕（一九，2）。

圖一八 白地黑（赭）花裝飾對比

1. 霍州窯 2. 盛樂古城 3. 交城窯 4. 介休窯

圖一九 金代汾河流域白地黑花裝飾

1. 東龍觀 M40 2. 河津窯

珍珠地劃花在北宋時期的北方地區廣泛流行，進入金代后式微顯著，但卻在距離陳村窯址距離較近的河津固鎮窯址大量發現。因此，這一裝飾工藝整體的時空發展格局對陳村窯址標本年代判定的指向性并不太強。

但值得注意的是，窯址發現珍珠地劃花裝飾的標本器型為葉形枕，通過筆者對這一器類的編年研究，認為其在北方流行的下限應不晚于金代中期，故陳村窯址發現的葉形枕標本也大概率符合這一規律。使用白化妝土凸線紋對碗盤類進行裝飾的工藝在北宋時期較為流行，除霍州窯址采集標本（圖二〇，1）外，還包括有交城窯址采集的碗類標本（圖二〇，2）。青釉瓷 器上也常用凸線紋裝飾，如元符三年（1100年）藍田呂大忠墓出土的耀州窯器（圖二〇，3）。

圖二〇 凸線紋裝飾

1. 霍州窯 2. 交城窯 3. 呂大忠墓（1100 年）

黃釉印花標本發現數量不大，根據筆者先前的研究結論，其為北宋中晚期北方地區窯場廣泛燒造的一類裝飾品種，在汾河流域的太原孟家井窯址、介休洪山窯址與鄉寧土圪堆窯址皆有發現。另外，霍州窯黑釉品種常見有白邊裝飾，與北宋時期介休洪山窯的工藝近似。該類裝飾在北宋河南、河北與山東地區亦較為流行，見有山東省造紙廠出土侈口盞（圖二一）。

圖二一 黑釉白邊裝飾

（三）制作技術

化妝土白瓷碗是霍州窯粗瓷產品中最為多見的一類（圖二二，1），其各處技術細節與交城磁窯村窯址（圖二二，2）、太原孟家井窯址（圖二二，3）、鄉寧土圪堆窯址（圖二二，4）采集的器物特征非常相近：如多層化妝土不勻且白度不高、足墻與足端轉角處斜切、內底澀圈較寬且不規整等。

圖二二 霍州窯與周鄰窯場制作技術對比

1. 霍州窯 2. 交城窯 3. 孟家井窯 4. 鄉寧窯

我們可以看出，霍州窯一類化妝土白瓷碗與交城磁窯村窯址、太原孟家井窯址、鄉寧土圪堆窯址等汾河流域窯場的部分產品相似度較高，我們應該可以確認四處窯場該類產品的共時性。但該類產品目前并無明確年代線索。

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進行分析：由于窯址與周邊墓葬材料較為豐富，金代汾河流域窯場的產品面貌相對清晰。以化妝土白瓷為例，太原孟家井窯的碗盤通常僅有內壁施化妝土，胎壁較薄，圈足較窄。采用澀圈疊燒。裝飾流行印花，紋飾以纏枝花卉紋為主流，如故宮博物院采集例（圖二三，1）?？袒ㄅc剔花則常見于枕類，題材較為豐富，有折枝花卉紋、動物紋以及文字題材等。介休南街窯碗盤類外壁化妝土施至近底處，胎體厚。采用5~6粘釘疊燒。以印花裝飾居多，花紋模糊不清，多為纏枝花卉紋，見有汾陽東龍觀M1:22（圖二三，2）。白地黑花除碗盤類外，大量用于枕類的裝飾，紋飾以折枝花卉紋為主，部分采用黑、赭雙彩裝飾。

河津固鎮窯與鄉寧土圪堆窯距離相隔較近，產品特征相似，也可算作一處窯場。兩窯場金代碗盤類胎體較為厚重，施化妝土至外壁下部，胎色偏深（圖二三，3）。采用5粘釘疊燒。裝飾有繪黑花、珍珠地劃花、剔花填彩、黑地白花等。黑花最為多見，以折枝草葉紋或折枝花卉為主要題材，花葉較為秀美。

圖二三 金代汾河流域化妝土白瓷

1. 孟家井窯（故宮博物院采集）

2. 介休南街窯（東龍觀 M1 : 22）

3. 鄉寧窯（筆者于土圪堆窯址采集）

整體而言，汾河流域各窯場金代產品特征具有一定差異，但也存在一定的共性，具體表現為化妝土相對均勻、白度較高、胎體較薄、圈足矮寬、足墻與足端垂直，多用粘釘進行支燒等。以霍州窯為代表的該類白瓷碗與金代汾河流域各窯場流行的碗類制作與裝燒方式具有明顯區別，不應為金代所燒。筆者通過窯址調查認為，交城磁窯村窯與鄉寧土圪堆窯整體的燒造年代大體為宋金時期，未發現典型元代產品。因此，我們推測該類白瓷碗可能為北宋制品。

另外，目前尚未從墓葬考古材料中辨認出該類粗瓷。從霍州窯周鄰地區墓葬出土瓷器的情況看，北宋時期的墓葬相對較少，金元時期墓葬則有大量發現，如侯馬地區金墓數量非常可觀，出土了各類化妝土白瓷碗盤，如天德三年（1151年）牛村西墓、東莊墓、平陽機械廠64H4M102等，特征與上述粗瓷差距較為顯著。

四

相關問題討論

通過從以上幾個角度進行分析可以看出，霍州陳村窯址所出該類粗瓷產品的年代不應晚于金代中期，其與周邊窯場北宋中晚期的產品有較多相近之處，大概率可早至北宋時期。也就是說，應早于代表霍州窯典型產品的無化妝土薄胎細白瓷。應當注意的是，霍州窯被學界周知的細白瓷器物傳統的燒造年代范圍較為明確，上述粗瓷產品與其并無太強的技術關聯。

在我們以長距離河流作為地理單元進行窯業考察時，汾河流域應算是北方地區非常少見的典型案例，該類粗瓷年代的確定對我們了解汾河流域窯場的發展脈絡具有較大的意義?；糁蓐惔甯G址地處太原盆地(晉中)與臨汾盆地(晉南)之間的走廊地帶（圖二四），其粗瓷典型產品與北宋時期同屬汾河流域的晉中地區介休洪山窯、交城磁窯村窯、太原孟家井窯以及晉南地區鄉寧土圪堆窯、河津固鎮窯具有較強的親緣性，基本可確認其存在較為緊密的技術交流。

圖二四 霍州窯址地理位置

與北宋晚期諸窯風格凝練且集中相比，金代汾河流域窯場產品則相對顯得松散與龐雜，并不具備很強的文化同一性。我們由此可進行初步推測：在進入金朝統治后，汾河流域窯業格局可能發生了較大的變動。天會四年（1126年），金軍南下時，“汾州、威勝、隆德、晉、絳、澤州民扶老攜幼，渡河南奔者數萬計，諸州縣井邑皆空”。受戰亂影響，至皇統和議（1141年）之時，這一地區的窯業生產或許都未得到恢復。這一歷史背景可能直接導致整體經濟地理格局的變動，面貌一致的瓷器原生文化因素消失，各窯場逐漸形成新的燒造傳統。

由于除河津固鎮窯址外，其他汾河流域窯場并未進行過考古發掘工作，故尚不足以依托精準的文化史框架對窯業變革進行進一步研究。但從目前筆者所掌握各窯場的調查材料來看，汾河流域窯業的文化譜系發展可能并不連貫，顯示出其并非為穩定、獨立、連續發展的窯業生產區域?；糁莞G可能即是在宋金之際失去了先前的技術傳統，但卻發展出精細白瓷的燒造技術，并在元代時燒造出北方地區最高品質的白瓷器。

五

小結

筆者通過對近年來的調查材料進行整理，對霍州陳村窯址所出一類之前未被關注的粗瓷產品年代進行考定。其集中發現于2006年所立全國重點文物單位保護碑的西南側山坡斷面處。出現頻率最高的品種為化妝土白瓷，器型多為碗。裝飾并不豐富，以素面為主。另有黑釉與黃釉產品。通過器型、裝飾品種與制作技術三個角度與周鄰以及北方地區其他窯場產品進行類比，我們認為該類粗瓷產品應不晚于金代中期，并可能早至北宋時期。其與年代相對清晰的金代汾河流域窯場產品特征有較大差異。

霍州窯該類粗瓷典型產品與北宋時期同屬汾河流域的晉中地區介休洪山窯、交城磁窯村窯、太原孟家井窯以及晉南地區鄉寧土圪堆窯、河津固鎮窯具有較強的親緣性，基本可確認其存在較為緊密的技術交流，這與金代汾河流域各窯場產品松散與龐雜的面貌截然不同。宋金戰爭可能是導致整體經濟地理格局變動的重要因素。汾河流域窯業的文化譜系發展并不連貫，其并非為穩定、獨立、連續發展的窯業生產區域。

白釉鋬沿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