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總是由人來演繹的，此朝唱罷彼朝登場，彈指一揮千百年……但所有的戲都需要一個舞臺，那就是土地，見證著所有的發生。不論演得好壞，兵燹或是盛世，也不論經歷多少歲月，只要踏上那片土地，它總能告訴你一些秘密。
在太行山東麓有一個小村莊，叫澗磁村。村子北面的耕地里，矗立著十三座高矮不等的土丘，其中最低的一座有5米多，最高的達15米，上面堆滿了各式各樣的碎瓷片，村里的老人把它們叫做“瓷堆子”，但好像沉寂了千百年，都沒人知道它們的來歷。
1934年，一個文質彬彬的外鄉人，走遍了十三座土丘，也沿著村東的通天河走遍了附近的村落。他一次次撿起人們早就習以為常的瓷片，竟然會時而痛哭流涕時而又頓足大笑。每到一處，他都要詢問村民這是哪里？可能聽不太懂方言，他誤把“澗磁村”記成了“剪子村”，把“燕川村”記成了“仰泉村”。
1997年，中國工藝美術大師陳文增與葉喆民在定窯遺址考察留念
這個奇怪的外鄉人叫葉麟趾，這一年46歲，是當時北平大學的教授，也是中國陶瓷學術研究界的泰斗。這位出身滿清葉赫那拉氏的教授，出版了中國第一本陶瓷史學專著——《中外陶瓷匯編》。書中斷定：在北宋末年消失的定窯遺址，就位于河北省曲陽縣澗磁村和燕川村一帶。而那十三座土丘，則是由定窯的瓷片、窯渣堆積而成。由此，遁跡八百多年的定窯遺址被找到，迷霧般的謎底終于揭開。
又過了幾十年，葉老的足跡早已消失在瓷堆子深處，而其子葉喆民也成為著名的陶瓷專業教授，又重新站到了瓷堆子上，“定窯遺址是不會變化的，但因為在古代區域劃分會變，曲陽古時候屬定州，后來不歸現在的定州，我父親打破了地域的觀念，最終找到了遺址。從陶瓷史來看，最早的是青瓷，后來發展成白瓷。瓷器含鐵越多就越青、越黑，含鐵越少就越白，幾乎沒有鐵才能純白。白瓷在歷史上是很難得的，五大名窯：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窯四個是青瓷，只有定窯是白瓷，難能可貴。”
曲陽縣，地處太行山脈往華北平原過渡彎曲的陽坡，故名。因其過去屬定州管轄，所燒窯業便稱“定窯”。
葉喆民教授說，白瓷的興起遠晚于青瓷，時至李唐，白瓷興起，邢窯最盛。唐代李肇在《國史補》載：“凡貨賄之物……內丘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茶圣陸羽《茶經》中也對邢瓷有“類銀”、“類雪”的評價。可見無論皇宮貴族還是平民百姓都對邢瓷十分青睞。當時，邢窯白瓷與越窯青瓷，被并稱為“南青北白”，大有天下二分之勢。由于市場需求日增，帶來了瓷業的繁榮，白瓷生產很快風靡黃河流域和燕趙大地，形成了龐大的邢窯白瓷窯系，而受其影響最深的就是定窯。
唐代晚期，邢窯式微（其原因尚無定論）。歷史的車輪駛至宋代，定窯脫穎而出，大量背井離鄉的農民，投入到利潤豐厚的商業和手工業生產中，創造了空前的財富與繁榮。一把看似普通的泥土，在水與火的鍛造下，成就出了各種精美的瓷器。從各地搜集的定窯瓷片判斷，定瓷不僅占據了北方廣大市場，而且入主了江南諸多城市。“定州花瓷甌，顏色天下白。”這是元代劉祁在《歸潛志》中對定瓷的高度贊美。明高濂《燕閑清賞箋》稱定窯“式類數多，莫可名狀，諸窯無與比勝。”
定瓷的隆興，不僅改革和引發著本國陶瓷業，更以磅礴之勢啟迪和震撼著鄰邦。北宋徐競《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載：高麗“碗、碟、花瓶、湯盞，皆竊仿定器制度。”中國定瓷對日本的影響，也有目共睹，日本詩人虎關師練（1278—1346年）《濟北集》有詩為證：“定州白瓷陶冶珍，縱橫小理自然新。掃清仙客閑天地，貯得四時一味春。”
然而在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滿目烽煙，地處燕趙大地的定州黎民哀鴻遍野，名播遐爾的定瓷制造業已是飄搖，吉兇莫卜。北宋王朝遷都臨安，史稱南宋，部分定窯工匠隨時局南下至景德鎮，史稱“北定南遷”。民國許之衡《飲流齋說瓷》載“南渡后，在景德鎮制者名曰南定……”
公元1234年，元滅大金。再有45年，元攻南宋。燃燒了六百多年的定窯窯火，最終還是熄滅在戰亂征伐之中，留下的只有13座碎瓷片的默默堆積，和帝國王朝興衰更迭的時代背影。
瓷堆子上的滿地瓷片，記載著千百年的智慧與辛勞，也為后來人留下僅有的線索。
1979年陳文增剛參加工作，在遺址考察。
還是那片土地，歲月卻虛度了幾百年。上世紀50年代末，故宮博物院陳萬里先生兩次前往曲陽考察，進一步確認了這里就是白瓷文明的又一個發祥地。由于眾人陪同，他的考察活動引起了關注。忙碌的陳萬里沒有想到，他的這次考察竟埋下了一顆恢復定窯的種子。一位名叫陳文增的男孩，就住在澗磁村定窯遺址附近，也和他一樣，在瓷堆子附近拾到了許多瓷片，有的還帶有精美的花紋。小男孩當時很好奇，這些瓷片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來看。
陳文增打來一盆清水，把撿來的瓷片放進清水里。污濁緩緩褪去，瓷片上原有的精美花紋開始顯現。突然，他發現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一枚瓷片底部的紋飾，在清水和漂浮的泥土間竟然變得清晰，似乎有青草拖拽著小魚在游動。后來，陳文增知道，手刻魚紋遇水即“活”的種種神奇，正是定窯手刻裝飾的獨到之處，歷來被認為是定瓷工藝中的“絕技”。
到了70年代，官方在保定地區先后投資建立了工藝美術定瓷廠、曲陽定窯瓷廠，定瓷從此走向恢復之路。當年的小男孩陳文增長到了二十多歲，憑借一手好字畫，成為了定瓷廠的一名工人。
1979年在保定地區工藝美術定瓷廠實驗組研究定瓷。陳文增（左二）、藺占獻（左一）、和煥（右三）
揉泥、提筒、放型和收口步步到位，接下來的就是刻花。定瓷藝人可以在拉好的泥坯上，根據自己的心愿勾勒各種設計紋飾。但疑問也隨之而來，博物館里展出的那些定窯真器上，往往有兩根或三根線條組成的紋飾，一些在廠里指導的陶瓷專家們，憑經驗認為這種雙線紋樣是用“刻一刀，復一刀”的方法完成的。陳文增依法而為，卻總覺得第一刀下去，形由意動，心里怎么想的就能刻出怎么樣的紋飾來；可接下來復的這一刀，眼睛不由自主的會瞄著第一次刻下的刀紋，手法拘謹了許多，再是小心翼翼，刻出的紋飾也不如人意，頗顯匠氣，很難達到古定瓷片上瀟灑飄逸的神韻。
1979年，定瓷試驗組部分成員北京合影
“技法早已散失，我們不知道宋代用的是什么刀具。一些陶瓷專家認為，雙線刻法是‘刻一刀，復一刀’，就是說，先刻出單線，再沿著補刻一條以使形狀豐滿。但是我認為，中國書法用筆講究一揮而就，刻花同樣不可描改。”陳文增的書法功底頗深，對于這一點他堅信不疑。那么，如此流暢、傳神的雙線條，古人到底是怎樣刻繪而成的？
有一天下雨，陳文增坐車回老家去看望父母。馬車駛過，留下了兩道深深的車轍。看著身后的車轍，再看看身下的馬車，陳文增猛然意識到：這兩道車轍，盡管或彎曲、或直行，其實就是一輛馬車的兩個輪子劃下的平行線。自己的雙線刻花技藝，也許不在技法，而是在刀具上。
于是，陳文增找來一把刻刀夾在老虎鉗上，用鋼鋸條在刻刀一側切了一個一公分左右的小口，然后用小什錦銼再加以休整。奇跡出現了，使用這把自制的雙線刀刻出的紋飾，靈韻有致，宛如天成。中央工藝美院（今清華美院）周淑蘭教授第一眼見到陳文增的刻花效果后被震驚：“當時我覺得眼前一亮，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古代定瓷刻花謎團由此解開，這是恢復定瓷的關鍵一舉。”
陳文增 梅花口刻花瓶（國家文物局藏）
在定瓷廠里，陳文增結識了兩位志同道合的摯友，一位是比他大三歲、個子比他高三分的藺占獻，專攻釉料研制；另一位是比他小三歲、個子卻比他矮三分的和煥，負責造型裝飾。就在陳文增破解刻花謎團后，和煥在極為少見的定瓷殘片中揣摩出了古代剔花藝術的手法。而藺占獻在釉料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1982年保定地區工藝美術定瓷廠合影
陳文增 定窯孩兒枕（仿宋）
1992年，陳文增寫下一首七絕《定窯恢復》：“原無逸致醉流霞，檢點平生漫與夸。昨日紅顏凋已盡，我今化鶴引梅花。”以紀念定窯恢復的初衷與過程，“我認為它不是一種閑情逸致，而是一項艱辛的事業付出。”
十年后的隆冬，陳文增見到了一幅畫，畫上只有青松、翠竹和梅花。遙想定瓷最興旺的北宋，詩人蘇軾被貶黃州，宅院內栽滿了松樹、青竹和梅花勵志。“風泉兩部樂，松竹三益友。”后人把寒冬里的松、竹、梅譽為“歲寒三友”。陳文增覺得他們三人在恢復定瓷過程中的情誼最為珍貴。同樣是為了紀念，他又主張創作一件《歲寒三友》盤。由他設計圖案，和煥制模，藺占獻施釉。
因為意義特殊，窯爐開啟的這一天，陳文增、藺占獻、和煥三人都來等待。一件異常精美的定瓷出爐，竟然不是本該的釉料效果，而是窯變出無比鮮艷、潤澤的紅色。“紅定”，在場的每個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平日里言語不多的和煥，也被震驚了，往后的生涯里，她再也沒有見過顏色這么紅潤，盤體這么完美的瓷盤了。
陳文增、藺占獻與國際著名古陶瓷專家柯玫瑰女士
為何燒成一件“紅定”如此難得，會讓所有人為之一怔？這淵源還得往蘇軾身上捋。
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蘇東坡遭誣陷，被貶“杭州通判”，七月出都，十月抵揚州。一日，東坡又取水煎茶。詩興所致，便吟作一首：“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沒曾料想，這樣一首“粗觀言茶事，實則言政事”的茶詩，卻成為赫赫定窯的第一筆文字記載。他更沒想到，就那么少得可憐的一句“定州花瓷琢紅玉”，卻遭遇了千年的爭論。
明代學者高濂所著《遵生八箋*論定窯》載“定窯者，北宋定州造也，其色白間有紫、有黑，然俱白骨加以釉水，有如淚痕者為最。故蘇長公詩云：‘定州花瓷琢如玉。’”高子將東坡原句“紅”字改為“如”應該并非筆誤，而是他認為蘇軾“琢紅玉”沒有道理，因為在他的認識中定瓷是沒有紅色的，故用如字替之。
不解的不只有高濂，連清高宗乾隆皇帝也大惑。他的《詠定窯三羊方盂》詩：“粉定出北宋，花瓷實鮮看，非紅寧紫奪，惟白得初完……”乾隆認為，“蘇東坡詩，定州花瓷琢紅玉，今之瓷皆白色，無彩，所謂粉定然也。率素質，若此隱起三羊紋尊者，即東坡所謂花瓷亦無不可。”“定州花瓷”并不費解，凡刻（印）有花飾者之白瓷，黑色、紫色均稱為花瓷。乾隆所說的粉定叫做花瓷理所當然，關鍵是在一個“紅”字比較不靠譜。很遺憾，坐擁四海的乾隆竟也沒見過“紅定”。
那么宋代定窯是否生產過紅定呢？宋邵伯溫《聞見錄》載：“仁宗一日幸張妃閣，見定州紅瓷器，帝堅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為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送，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是說宋仁宗在張貴妃處下榻，見到了紅定，問是哪里來的。張貴妃說是一個叫王拱辰的人送的，不喜歡宮內與臣僚互相往來的仁宗大怒，用斧子打碎了紅定。這個見聞應該不是杜撰。它至少說明了兩點：一是定瓷進貢皇宮，的確有生產紅定；二是紅定極少出現，所以被當做頂級賄賂，可見珍貴異常。
后來陳文增他們才知道黑釉也許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陳文增三人為紀念“歲寒三友”燒出了“紅定”的同時，也為千年前那個創造“歲寒三友”的東坡雪了一回世人對“琢紅玉”的質疑。
如今的定瓷廠人依然堅守著那一片定窯遺址
《定窯研究》和《定窯陶瓷文化》以及各種詩詞作品集上百萬字是陳文增自己撰寫。陳文增說，文字寫不完定窯。
恢復不僅是專業技術上有巨大的困難，他們還要面對來自政策、經濟、人員各方面的變故和阻礙。直到1992年，他和藺占獻、和煥等幾個搭檔才幾經輾轉成立了河北省曲陽定瓷有限公司。也就是當下的四合院作坊。目前它分別是國內第一家定瓷研制生產廠家、國家博物館指定生產廠、“定瓷燒制技藝”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單位、河北省科技企業、河北省文化產業示范基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