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封窯為北方民窯之一，始燒于唐，北宋為其繁盛時期,終于元代，宋代窯場很大，窯址位于縣東南27.5公里的曲河村，從距村西0.25公里許到村東，在全長約1公里左右的范圍內，匣缽、墊餅與瓷片遍布在山坡田壟間，可以想見當日燒瓷的盛況。在曲河村窯址附近有一座清嘉慶二十一年（1 8 1 6年）重修的觀音文殊普賢三菩薩堂廟，廟內的碑記上有一段文字談到曲河窯：“地名曲河，面水勢也，其中風景物色，宋以前渺無可稽，嘗就里人偶拾遺物，質諸文獻通考而知，當有宋時窯場環設，商賈云集，號邑巨鎮。金、元兩代亦歸淹沒……堂建于何時，蚤無可考……”窯址分布在曲河村的東、西、北三面，證諸宋王存《元豐九域志》，曲河確為宋時登封三大鎮之一，其南為潁河，運輸方便，碑文所記的“商賈云集”是可信的。

     登封曲河窯的極盛時期為北宋，窯址遺物也以此時為最多，燒瓷品種豐富，在宋代北方民窯之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遺物以白釉為主，碗最多，壺次之，還有燈、罐等器皿。白釉綠彩器，有碗、壺、罐等，在碗口、壺流、壺柄及罐的頸、肩部位飾以綠彩．珍珠地劃花瓷器在遺址里遺留較多，應是受密縣西關窯影響，侄登封窯有很大發展。此類遺物有瓶、枕、罐、洗和碗，遺物中以瓶數量為多，瓶有兩種形式：一種為口底大小相若，瓶身修長，腹部稍廣，器形略如橄欖。橄欖瓶傳世者有3件：故宮博物院的雙虎瓶、上海博物館的人物瓶、美國堪薩斯州的纏枝花紋瓶。一種為小口，瓶體瘦長，高度在4 0厘米以上，即一般所稱的梅瓶，這種瓶的底部厚重，遺址里所見極多，瓶的下部劃不規則的蓮瓣紋中部主體紋飾多為纏枝花卉。珍珠地劃花枕殘片的數量僅次于瓶，枕面以腰圓形者居多，紋飾均以珍珠紋為地。白釉剔花品種發現數量雖不多，但藝術效果很強，從遺址出土的一件剔花壺殘片的斷面可以看出其加工順序：胎上先敷一層白色陶土，然后刻花，剔去花卉以外的部分，再在花葉上劃花蕊及葉筋，最后施透明釉裝窯烘燒，剔去的露胎呈深褐色，花紋部分因敷有白陶土而呈色潔白，在深褐色地子上托出白色的花紋．花紋又高出于地子，具有立體感。此類剔花壺完整傳世品也有兩件：一件現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另一件為美國克立夫蘭博物館收藏。剔花裝飾品種還有柳斗杯，杯外剔刻柳條編織紋，遺物有兩種：一為白釉，一為白褐相間。兩種制作工藝大體相同：白釉者先剔刻柳條紋，然后敷白陶土，再施透明釉，而白褐相間者是先敷白陶土，再剔刻柳條紋，最后施透明釉。匠師們僅在敷白陶土這道工序上稍有先后，即能產生兩種不同釉色效果的產品，充分表達了他們的聰明與智慧。曲河窯還燒制大量低溫鉛釉陶器，這種鉛釉陶縣唐代三彩陶器的延續，窯址遺留物有蕾綠白、黃綠醬三色釉，醬綠兩色釉和綠、黃、醬等一色釉共6種，器物有枕、洗、盤、盒和盂，以陶枕較多，有北方常見的兩色釉獅形枕及綠釉劃花枕。

     《元豐九域志》記載河南府在北宋神宗元豐年間貢磁器200件，宋河南府屬1 3個縣中出產瓷器的有鞏縣、密縣、登封及新安縣，但貢磁僅2 00件，似是一種象征性的例貢，就燒瓷時間說，鞏縣窯早于元豐之前，新安窯晚在元豐之后，密縣和登封窯則適當其時。就窯址規模看，登封曲河窯遺址面積數倍于密縣窯，燒瓷品種多，遺物堆積豐富，燒貢瓷的可能性最大，但遺址遺物中未發現與耀州窯、定窯貢瓷相近的龍鳳紋飾，目前仍難確定。登封曲河窯主要還是為了滿足北方民間的需要，消費者多處于社會的中層地位，如農村中的中小地主與城市商業主，他們的購買力比較強，需要的是民窯的高級瓷器，也就是藝術加工多的器物，像珍珠地劃花與白釉剔花一類瓷器。禹縣白沙宋墓中描寫中小地主生活情景的壁畫上就留有類似登封曲河窯的高級瓷器形象。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他們的經濟地位低下，只有低微的購買力，只能勉強地購買黑釉疊燒的粗碗，曲河窯窯址里遺留不少這類粗瓷。墓葬壁畫、出土瓷器以及窯址遺留的大量標本，對于了解宋代民間瓷器和使用對象，無疑具有其一定的研究與參考價值。

     2006年１１月，登封的白坪鄉發現古瓷窯遺址群。古窯從宋、金一直延續至元、明時期。遺址時間跨度長，規模大，器形多樣，風格獨特。以白坪鄉程窯遺址為中心的１１處古瓷窯遺址中大部分屬于專業燒制鈞瓷的宋代遺址，既有碗、碟、罐、缽等日用器，又有爐、盒、瓶之類的工藝瓷和象生瓷。其中程窯遺址出土的標本兼具鈞汝之美。

   2007年，登封市徐莊鄉的朱垌村也發現古窯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