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陽峪窯群之中，凡元代燒窯的地方幾乎全是鈞瓷。雖有少量的地方燒制白地黑花瓷器，但水準卻遠遜于宋金時期，已不可同日而語了。至於明代以降仍在極小范圍里燒制粗糙的缸、盆、碗等粗瓷的柏山窯，作者以為已非嚴格意義上的“當陽峪窯”了。所以，當陽峪窯群的熊熊烈焰，事實上在終元之后，已經熄滅，這個龐大的古陶瓷窯群至此已走完了它的整個歷程，退出了歷史舞臺。

      綜上所述，當陽峪窯與當陽峪窯群之間既有著血肉連系，又有著一定的區別。中心窯場當陽峪窯的優秀制品雖然代表了這個窯群的最高水準，但它并不能涵蓋整個窯群。這個龐大窯群所生產的品類齊全的陶瓷制品，給予五代及宋金元四百余年間廣大人民群眾帶來的無盡利益，對中國陶瓷文化的巨大貢獻，是應給予充分肯定的。

      我們從現存的《當陽村土山德應侯百靈廟記》碑文中知道，在北宋哲宗時（1068年至1100年），單是當陽峪一個窯場已“埏埴者百余家，資養者萬余口”，規模已相當的大。公元一九三四年，瑞典工程師卡爾貝克到當陽峪時，尚能見到燒窯四百多個。在經歷近千年的地貌變遷之后，他尚能看到這么多的燒窯，可以想見當年的盛況該是何等的浩大了。

      隨著北宋中期以后經濟的發展和商業文明的成熟，中下層勞動者的大量需求及制瓷水準的快速提高，使當陽峪的制瓷業主們充分發揮了他們商業俊才的聰明才智。為適應市場的需求，快速生產，降低成本，以獲取更大的利益，當陽峪的制瓷業已有了較嚴格的分工。通過作者多年的調查、考證和研究，當時不僅以產品類型為大的分工，甚至還有更細致的分工。比如有專門刻制模范的作坊與燒窯；有專制各類窯具的作坊和燒窯，比如專為覆燒碗類而制作的可迭置的各類墊圈，就是由一個燒窯專門燒制的；有專業利用水力碾制瓷土和制備釉料的水碾房等等。進而還衍生了專業的陶瓷產品銷售業、運輸業及服務于窯工和陶瓷商販們的餐飲業與娛樂業。完全產業化了陶瓷制造業，在這種自然形成的嚴格分工合作的統一經營戰略方針指導下，既轟轟烈烈又有條不紊地把當陽峪的陶瓷制作水準和規模，推向了那個時代的最高峰。這足以使它以“百花齊放”的眾多精美陶瓷制品傲視群雄，向當時的世界第一大都市汴京城進軍，去占領這座聚集著天下財富的繁華都市的廣大市場，分別與備受青睞的幾大“官窯”分庭抗衡。

      總而言之，當陽峪窯在它生命力最旺盛的北宋中后期，他的經營戰略思想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已發揮到了極致，膨脹到了最大值，沒有同時期的哪一座瓷窯敢於與它較量其綜合技術水準和實力。正因為如此，當陽峪窯自身才招來了莫須有的殺身之禍，致使任何史書都不敢記載它，落了個千古無名。也正因為此，才使我們今日這些癡迷于她的人，去不遺余力地要揭開她的神秘面紗，來重新審視她那真實的美麗動人的容顏！
    洋洋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不知隱藏著多少類似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