窯址分布（郝紅星制作）

唐三彩從被發現到被大家熟知不過百十年。20世紀初，隴海鐵路修筑過程中，路基沖破了幾座洛陽城北的古墓，出土一堆花花綠綠的東西，面目猙獰的幾件被敲個粉碎，一些模樣可愛、英姿颯爽的人和動物俑被古董商帶到北京古玩市場，恰被國學大師王國維、羅振玉看見，友情撰文，贊為國寶。我是很懷疑這件事的真實性的，洛陽盜墓賊天下聞名，邙山古墓十室九空，墓里不乏墓志，這些東西的年代、用途恐早已為盜墓賊偵知，用不著大師磨墨考證。但此批唐代文物進京一趟名聲大振卻是不爭的事實，并且在收藏家趙汝珍的《古玩指南》一書里獲得了尊號——“唐三彩”。

唐三彩是專為去世的人制作的，什么樣的人能用、什么樣的人不能用，用多少，官方都有明文規定。唐朝貴族官員使用的明器由甄官署組織制作，但可惜史書沒有留下制作明器的窯口及具體位置。目前考古發現的唐三彩產地有4處，即鞏義的鞏義窯、西安的機場窯、銅川黃堡窯、內丘西關窯，其中鞏義窯燒造時間最早，機場窯次之，黃堡窯與西關窯均為盛唐以后的窯址。然而，鞏義窯、機場窯見到的唐三彩也不是唐墓中最早的唐三彩，早期燒制唐三彩的窯在哪里仍然是個謎。

鞏義窯位于鞏義市新城區以東的西泗河河谷內。窯址分布在兩岸，多建在二級臺地上。鞏義窯產品主要發往洛陽，一般認為西泗河水量豐沛，可以行走小船，將挑選好的上等貨裝上小船，中轉到洛河里的大船上，揚起風帆，西行入洛。這一路水勢平穩，陽光灑在船主的肩頭，幞頭與袍的飄帶和著水波在風中擺動，船主的心隨著船板起伏也在風中擺動，這滿船承載的不僅是買家的急需，也是窯工和自己的全部希望。盡管只是百余里的行程，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白色的風帆只不過是為了裝點一下心情，實難抵消河水的沖擊。船的動力全綁在船工的雙臂上，三四天的路程，最怕風雨如晦，不只要和自己拼，還要和水神、風神、雷神、電神拼，一路在拼，拼出了堅實的臂膀，拼出了生活陽光，拼出了三彩之路。

千百年過去了，洛河上片片白帆已化作云煙，三彩之路也變成歷史名詞。如果不是唐三彩在洛陽再度面世，新中國的考古工作者大概也不會在洛陽周邊尋找它的下落。歷史往往留下難以抹去的痕跡，鞏義窯的發現即是如此。

故宮專家的調查

1957年7月的一天，從北京開往西安的列車轟隆隆駛入站街站（當時的鞏縣縣城），從車上下來三人，為首的是30來歲的馮先銘，后邊跟著兩個年輕人，李輝柄和郭仁，都20出頭。他們是在看到鞏縣陳跡寄往故宮的陶瓷標本后受領導之命前來鞏縣的。陳跡當時是鞏縣陶瓷廠陶瓷生產技術負責人，自1951年起就在西泗河谷內調查，雖然專業不是考古，看到遍地的陶瓷片還是能夠想象出這些陶瓷片破碎之前的樣子。唐三彩他是認識的，其他瓷片應該也是唐代的。不過，這樣的東西得考古專家點頭才算數。他想到了故宮的陳萬里先生，他們是忘年交，于是就有了60年前的故宮三人行。

馮、李、郭三位走出車站，就在附近找了個旅店住下，打聽到去杜甫故里的路，路已被黑魆魆的夜捂住看不清，昆蟲的共鳴聲和濕氣正從四周向頭頂匯來，三人只得作罷，躺下休息。

第二天一早，不知什么時候空中飄起了雨，很細的那種，砸在手背軟軟的、潤潤的。由于路程和時間都是定好的，他們借了雨傘，拎著工具，向西泗河走去，這是陳跡告知的窯址所在地。沿鐵路向西走1公里，隴海鐵路的鐵橋從西泗河上空跨過。20多米寬的河道很筆直地沿山腳向南奔去，河水微有些泛黃，河底高高低低的石頭讓河水跳起了浪花。河西岸是很開闊的平地，似乎作過打麥場。三人踩著河邊的泥濘小路向南，約三里地，河谷忽然變得極窄，河道被兩邊凸出的山頭擠得扭了個大彎，彎的兩岸都是住戶，村民說這就是小黃冶村。彎處河道較寬，河水沒了約束就自由了，靠近東岸的河底凸著一堆破碎陶片，長2米，厚1米，這是洪水的杰作，陶片堆南還有洪水淘出的深坑，其他地方也散著不少碎片。碎片施白釉的多，三彩次之，再次為藍彩、綠彩。

馮先銘猛地想起一件事，忙問一位路過的老人：“老人家，這村為什么叫小黃冶??？”老人雙手把拐杖拄在地上，嘴一抬，草似的胡子便戳到了面前，說：“這個啊，你看河里地里到處都是黃爛爛的東西，也不知道什么時候這村就叫小黃冶了，向南一里多，還有個大黃冶，從那兒到這兒這段河叫黃冶河。”馮先銘聽罷吃了一驚，趕緊問：“不是叫西泗河嗎？”“鐵路以北叫西泗河”，老人說著頭也不回走了。

小黃冶附近地形（郝紅星、趙軍領、張金選繪制）

馮先銘、李輝柄、郭仁來到大黃冶，發現這里的溝谷很寬，河道偏在谷的東邊，彎彎曲曲，水流也不大，正費力地邁過沙底，過不去的便擠在一起，乖巧地從旁邊溜走，奔向下游。大黃冶住戶大部分在河東的山腳處，河西騰出好大一塊地來，斷崖弧狀向西凸出，感覺這里早先時候應該是個河灣。由于含沙量大，加上雨已停了的緣故，三人走在空地上，腳底板反而輕巧了不少，但發現的陶片不多，田邊地頭有不少白瓷片、三彩片，都是農民揀出來扔在那里的。

中午時分，三人來到了鐵匠爐村。村子不大，農戶像青苔一樣散落在山坡上，家家戶戶冒著白煙，直直地，泉水一樣往上涌，涌著涌著就和山上的白霧涌在了一起，分不清你我了。鐵匠爐村離大黃冶約有四里，走了半天，三人才想起肚子餓了，掏出干糧啃了起來。

坐在河邊石頭嚼饃的時候，馮先銘望著對岸簡陋的農家房子，眼前真的浮現了熊熊爐火和鐵匠那樣厚的后背，嘴中喃喃自語，逗得李輝柄撲哧笑了：“馮老師，你念叨什么呢？”馮先銘嗯了一聲，說：“真奇怪呀，這鐵匠爐說不定是唐代的鐵匠爐呢。”

鐵匠爐這一段河流較直，在河道內近西岸堆積著70米長、1米厚的碎瓷片，絕大部分是碗、盤碎片，蔚為壯觀。這么集中的瓷片，西岸臺地上極有可能有窯址，殘次品直接拋在河邊，日積月累，水沖沙擠，最后形成了瓷片長城。

從鐵匠爐往南，谷岸明顯變高，看樣子要向天上長去，兩岸離得越來越近，再不勸說就要撞在一起了。走了三里余，馮、李、郭三人終于見到房舍。房舍后邊的臺地很窄，被辟成了梯田，田間散落著不少白瓷片，也有黃釉、綠釉陶片孤寂地落在后面。三人聽到水響來到河邊，河道兩丈來寬，丈余深，河底是光溜溜的石板，跟打過蠟似的，有些地方不平，有些地方呈密密麻麻的凹槽狀，鐵齒撓過一般。

一個扛鋤頭的大嫂在河邊和馮先銘走了個對頭，四十多歲，馮先銘主動與她打招呼，問她這里的情況。這位大嫂弄清了馮的來意便打開了話匣子：“這條河叫白河，也叫白冶河，時間長了白河叫著順口白冶河就不怎么叫了。河西是白河村，河東半山坡是水地河村，向南不多遠白河又叫水地河。”馮先銘聽得有點糊涂，問這條河不是叫西泗河嗎？大嫂說：“是啊，山那邊還有條東泗河，這邊就是西泗河了嘛，不過每段都又有名字。這是老祖宗留下來的，誰知道為啥。”看到馮手里鼓囊囊的袋子，問：“你們是來揀瓷片的吧？這河西邊不多，往年水地河村栽樹、打窯打出好多瓷片，還挖到過燒碗的窯呢。”挖窯馮先銘自然是不會去干的，他問這河往南還有多遠。大嫂搖搖手：“沒多遠，沒多遠，過了水地河，這黃土就要見底了，山上全是石頭，水是從石頭縫里冒出來的。”原來如此，馮先銘仰頭望著不遠處崛起的大山，滿坡的翠綠從上傾泄下來，山頂白云被風拽走玩了，兩塊青色山頭像人眼一樣，一眨一眨地望著他們。馮先銘、李輝柄、郭仁不虛此行，他們把握到了鞏縣窯的脈搏。在大、小黃冶他們見到的多是白瓷片，其次是掛黃、綠、藍釉的陶片。在鐵匠爐他們見到的幾乎全是瓷片，器形有碗、盤、洗等，也采集到十余片青釉碗殘片。在白河也是以白瓷片為大宗，偶見黃、綠釉陶片?！对涂たh志》記載“開元中河南貢白瓷”，馮先銘將采集到的白瓷片與西安唐大明宮出土的白瓷片對比后，認為鞏縣窯完全有可能是河南開元白瓷的貢地。事實上，之后的發掘也證明，黃冶窯和白河窯（這兩處窯址2006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鞏義窯，這和馮先銘來探尋的鞏縣窯實質是一樣的）都有唐早期青釉瓷器。黃冶窯連續燒造，從早唐燒到盛唐、中唐、晚唐，白瓷器始終不斷，三彩器在中、晚唐大盛。白河窯好像中斷了一陣時間，在公元800年后又興盛起來，并且也燒起了唐三彩，數量較少。鐵匠爐村只在中唐后期燒造白瓷、黑瓷。根據這三地出土器物或者說地面出露器物來看，大、小黃冶的得名有可能和所燒的黃釉器較多有關，白河得名可能和所燒的白釉器較多有關。鐵匠爐距白河很近，距離還沒有大、小黃冶間距遠，鐵匠爐是不是唐代村名還很難說，就像小黃冶西邊的瓦窯溝一樣，誰知道是哪個年代的呢？不過，根據黃冶窯的燒造情況，我們認為，開元中河南貢白瓷，只能是由它來貢了。

河南省博物館的調查、試掘

河南省博物館原在開封，1961年遷到省會鄭州。初來乍到，人員忙于內務，隨后四清運動、“文革”接踵而至，同志們更忙了。1972年長沙馬王堆漢墓橫空出世，全國的考古工作有所恢復，河南省博的專業人員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對鞏義窯進行了頻密的調查，由大黃冶人劉建洲帶隊，在1972—1973年間進行了三次調查工作。調查在大、小黃冶村周圍進行，大約呈長方形的范圍，斷崖、田間、河道都是尋找的重點。當地群眾對調查熱情澎湃，不僅跑前跑后提供線索，還把手里珍藏多年的20多件陶范獻了出來。這三次調查活動共采集陶瓷片、窯具數百件，在三彩方面的收獲大大超越故宮博物院，這當然是由調查區域與手段決定的。

1976年7月，河南省博物館派遣郭建邦、劉建洲故地重游，對黃冶窯進行試掘。來之前他們已做足了功課，認為小黃冶河道拐彎處是最重要的區域，河東塔溝地域遼闊，在古代適合建窯。果不其然，在生產隊的全力配合下，郭建邦、劉建洲開5米×5米探方一個，十余天就取得了豐碩成果，搞清了這一帶的地層堆積及年代。根據出土器物，兩人將地層分為宋、盛唐、早唐三期，還給地層起了個簡潔的名字——“三迭層”。第一層是宋代層，厚1.8米。第二層是三彩層，厚0.5米，出土器物有爐、碗、盆、壺、罐、水注、鍑、樽、玩具等，三彩器、單彩器較多，也有不少素燒器。第三層在三彩層之下，厚0.2—0.6米，絕大部分為瓷器，有盆、罐、爐等，釉色以白、黑、青為主。由此得出結論，黃冶窯的唐三彩由唐早期的瓷器發展而來。這個結論給人的感覺是很突兀，沒有提出具體的論據，但你又不能說它錯。因此。以后的考古發掘要關注三彩的發生、發展、消亡過程。

鄭州市文物工作隊的調查

時間來到1984年2月下旬，春節過去好幾天了，人們的心依舊在春晚節目里跳躍，窗外樹梢兒上的雪在喜鵲蹬枝后便撲簌簌地跌落地面，散形像一團一團的菊瓣。鄭州市文物工作隊的辦公室內，隊長趙青與協理員陳立信正在談話。“老陳，你看咋辦啊？文物工作隊經市政府批準已經成立了，咱們得搞點動靜才行啊。”老陳原是鄭州市博物館考古組組長，工作隊與博物館分家后就劃拔到工作隊，是位經驗豐富的老同志，五十來歲，一雙眼睛在房檐似的眉毛下閃閃發光。他皺了皺眉，目光落在烤著紅薯的鐵爐上，用手翻了一下紅薯，說：“這嘴急吃不了熱紅薯。有件事我想了好久了，就是鞏縣的黃冶窯。你看，馮先銘先生57年就去過了，省博的劉建洲72年也去過，后來還試掘了，現在鞏縣歸鄭州管，我們不能缺席啊。”趙青說：“對對，不行你就去吧，我走不開，辛苦你了。”

大黃冶附近地形（郝紅星、趙軍領、張金選繪制）

話多無益，事不宜遲。陳立信聯系了鞏縣文管會的靳振武，3月3日兩人來到大黃冶開始工作。他們調查了黃冶河兩岸的遺跡與陶瓷片堆積情況，收獲不大。第二天在村干部帶領下，查看了多處新挖窯洞內暴露出來的遺物，有素燒器、三彩器以及范、模、支燒等，看來附近很可能有窯址。適時，鞏縣交通局修建的站白路（站街—白河）通過小黃冶村，正好將河道拐彎處的一塊高地削低，出露約70平方米的殘片堆積層。這個堆積層是從西邊高地延伸下來的，顯然棄置殘片的窯址在西邊的高地上。2002年修建焦鞏黃河公路大橋至310國道連接線時（在站白路基礎上擴建），路西斷崖上又發現大量素燒器，可知小黃冶村河灣西高地上應該有不少三彩窯址，可惜俱被壓在農戶宅院下邊。

陳立信的調查即以此處為重點，對遺物進行了揀選。器形主要有洗、碗、壺、罐、豆、碟、盞、爐、水注、盂、杯、玩具、窯具等，釉色以三彩為主，占百分之七十，其次為白、黃、綠、藍、褐、青、黑組成的復彩或單彩。這次調查有幾個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圈足碗比較多，年代較早；二是發現有五足帶托泥的爐，年代較晚；三是發現一批玩具俑、范，側證了省博物館征集的俑、范年代；四是發現不少粉紅胎的器物，經鄭州大學穆斯堡爾譜實驗室測定，燒成溫度只有850℃左右，比白胎的陶片低得多。

鄭州市文物工作隊的調查幾乎相當于一次試掘，揀選器物是歷次調查中最豐富的，且器形有年代上的先后，胎質有白胎和粉紅胎之分，早到盛唐，晚到中唐晚段，正是小黃冶燒制陶瓷器的鼎盛期，對我們初步認識黃冶窯面貌很有幫助。另外，鞏縣文管會的傅永魁先生也多次在西泗河谷進行調查，并發表過調查報告，器形與以上多有重復，此略。本文得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郝紅星先生指導，謹致謝意。（本文刊登于《大眾考古》2022年02月刊，作者為滎陽市文物保護中心副主任、文博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