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寶石藝術陶瓷館館長朱東明就淄博窯的歷史演變、窯場分布以及磁村窯的各時代特征等問題，請教了中國陶瓷館研究員高巖先生。

    高巖 宗英杰：

    一、窯系的概念

    1、關于“窯系”概念的形成：　

　　通過查閱大量考古文獻和資料，我們發現最早使用“窯系”一詞的是著名古陶瓷專家、故宮先賢、學者陳萬里先生（1892-1969年）。

　　陳萬里先生是第一個走出書齋進行田野調查的中國古陶瓷學者。二十世紀的30年代至40年代之間，他與葉麟趾先生對南北方的許多窯址進行了考察，發現了許多重要的窯址，并在窯址調查的基礎上，對古陶瓷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陳萬里先生考察研究的重點是南方的越窯和龍泉窯，葉麟趾先生的田野調查工作則偏重于北方地區，并在調查中發現了定窯、耀州窯和磁州窯等。在陳、葉兩位學者的對我國南北方的古窯址的調究查研究過程中，為了說明在相同區域內，燒制相同類型的眾多窯場的狀況，就把這些生產同類產品的窯址稱為某某窯系，于是“窯系”的概念開始逐步形成。

　　馮先銘先生在1979年第十期《文物》雜志上發表了《三十年來我國陶瓷考古的收獲》的文章，第一次提出了七大窯系的主張，他在文章中寫道：“各地發現窯址屬于宋代的最多。當時南北方普遍興起瓷窯，尤其集中在兩宋都城及附近地區。自然條件優越、名工巧匠聚集的瓷窯逐漸成為名窯，對鄰近其它瓷窯產生影響。小窯模仿名窯，燒造具有共同裝飾風格的器物，因此逐漸形成帶有地域性的瓷窯體系，北方有磁州窯系、定窯系、鈞窯系和耀州窯系；南方有青白瓷系（指景德鎮）、越窯系和龍泉窯系。”這就是最初七大窯系的來歷，其中并無建窯系（并非八大窯系）。

　　二十世紀70年代末，中國硅酸鹽學會組織全國的古陶瓷學者編寫了《中國陶瓷史》，此書于1982年9月正式出版發行。這本陶瓷史對此前的古陶瓷研究成果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概括總結。基于當時對宋代制瓷業的認識，《中國陶瓷史》將宋代的制瓷業歸納為六大窯系，即用特征較為明顯的一類產品將若干窯址串聯起來，用來概括在一定區域內生產相同面貌瓷器的眾多窯場。在界定窯系的概念時指出：“陶瓷史家通常用多種瓷窯體系的形成來概括宋代瓷業發展的面貌。瓷窯體系的區分，主要根據各窯產品工藝、釉色、造型和裝飾的同異，根據他們之間的同異可以大致看出宋代形成的瓷窯體系有六：北方地區的定窯系、耀州窯系、鈞窯系、磁州窯系，南方地區的龍泉青瓷系、景德鎮的青白瓷系。”后來又有人提出八大窯系，在南方地區加上了越窯系和建窯系，還有人把建窯系改為吉州窯系，或稱九大窯系。

　　這就是瓷窯體系，簡稱“窯系”一詞的形成過程。

　　也有人認為窯系一詞，最早見于20世紀30年代吳仁敬、辛安潮著《中國陶瓷史》中，那時已經出現了窯系的稱呼。如在介紹各窯場產品時即使用了“風”及“系”之概念。如書中有定窯系之瓷瓶、定窯風之瓷盤、定窯系之鴨型水注等。

    2、什么是“窯系”：

　　關于“窯系”概念的界定，目前為止，中國古陶瓷研究界僅有任世龍和劉毅兩位學者對窯系給出了明確的定義。

　　1994年，任世龍先生在《論越窯和越窯體系》一文中第一次對“窯系”一詞作了概念性的說明，他認為“陶瓷界所謂的瓷窯體系，從本質上說來，即是瓷業發展的淵源流變關系，或曰瓷器的譜系。他由某些各自內涵和外延的瓷業遺存類型的聯系關系而構成一種序列形態，既不是一成不變的，也不是無法再行分割的一個整體”。這是任世龍先生對窯系的定義。

　　2004年，劉毅先生在《論窯系》一文中，對窯系一詞下了一個新的定義,他認為：“‘窯系’是一個著名瓷窯的標志性產品為代表的，生產某種或某些種特定類型瓷器為主的若干窯場的總稱。”

　　另外,汪慶正主編的《簡明陶瓷詞典》對窯系的解釋是：“宋代制瓷業空前繁榮，南北窯場林立，新品種層出不窮。根據各窯產品工藝、釉色、造型與裝飾的異同，可劃分為多種瓷窯體系，簡稱窯系。大致有六：北方地區的定窯系、耀州窯系、鈞窯系、磁州窯系，南方地區的龍泉青瓷系、景德鎮的青白瓷系。”不難看出，《簡明陶瓷詞典》對窯系的定義依然來源于硅酸鹽版的《中國陶瓷史》，只不過他在后面加了一句話：“宋代形成的窯系，元代繼續存在，并有所發展”。

    3、關于淄博窯的窯系問題：

　　1982年硅酸鹽版的《中國陶瓷史》在介紹宋代磁州窯系諸窯時這樣寫道：“磁州窯系是北方最大的一個民窯體系。這個窯系的窯場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而以河南為多為早，它們的早期歷史似乎可以追溯到唐代北方燒制白瓷的諸民窯。磁州窯燒造歷史據現有資料考察不能早過北宋。但磁州窯延續最久，也最知名”。隨后分別介紹了河北磁州窯、河南當陽峪窯、河南鶴壁集窯、河南禹縣扒村窯、河南登封曲河窯、山西介休窯以及江西吉州窯。書中并未提及淄博窯，即硅酸鹽版的《中國陶瓷史》并未將淄博窯劃歸磁州窯系。而葉喆民先生編纂的《中國陶瓷史》未涉及窯系問題。

　　到了1994年，國家文物局為了系統地提高文博部門工作者的理論水平，又組織編寫了一套比較權威的教科書，其中有馮先銘先生主編的《中國陶瓷》,2001年9月，修訂版的《中國陶瓷》作為大學教材正式出版。在第四編：宋金時期的陶瓷，第一章“宋金時期北方地區陶瓷概說”中這樣寫道：山東地區發現了淄博、泰安、棗莊等窯，以淄博窯址面積最大，燒瓷歷史較久；磁村窯址經過了發掘，獲得了比較多的瓷片標本，出土標本證明與河北磁州窯制瓷工藝有淵源關系。上述北方地區古窯址出土文物，它們所燒制的各類瓷器大部分可歸屬于北方地區的定窯、磁州窯、鈞窯和耀州窯四大窯系。

　　書中在介紹河北磁州窯的最后，對磁州窯系進行了一個總結：“磁州窯系是宋金時期北方地區形成的一個窯系，并延續到元代。磁州窯的主要代表是白地黑花器，影響所及有河南省鶴壁窯、魯山窯、宜陽窯、禹縣扒村窯、鈞臺窯、密縣窯、郟縣窯，山西省介休窯、霍縣窯，陜西省耀州窯，安徽省蕭縣窯，山東省淄博窯，浙江省衢州窯，江西省吉州窯和廣東省海康窯。”

　　縱觀以上兩段文字，淄博窯最終劃歸了磁州窯系。

    4、有關“窯系”的質疑和爭論：

　　北京大學考古學研究中心教授秦大樹先生在《論“窯系”概念的形成、意義及其局限性》一文中指出:“‘窯系’是當今古代瓷器研究與鑒賞，收藏中廣泛使用的一個概念。此概念形成于二十世紀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條件下，曾經在古陶瓷研究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然而也正因為其形成的歷史原因，今天我們在沿用這一概念時，也感到了它的局限性。”為了說明窯系概念的局限性，秦大樹先生繼續寫道：“考古發掘和分期研究表明，不同的階段瓷器生產的面貌是有變化的。在一定區域內，眾多窯場的產品在同一時期內擁有相當多的共性，許多不同窯系的產品在某個窯址中，常常僅在一定的時期內生產。因此，如果不考慮時代的因素，我們就會看到，在一個窯址中發現了數個窯系的產品。這說明，窯系的劃分并不能體現各窯場產品的時代變化，它忽略了入宋以來商品生產對手工業發展的巨大影響。”他又指出：“通過對古窯址的發掘和分期研究，我們發現，各地窯廠的產品種類在不同的時代都有發展、變化，因此從窯系劃分的觀念看，普遍存在著交叉生產的現象……在一些窯系的旁支窯場中，這種交叉生產的現象就更嚴重了，以至于有些窯場難以被劃入某個具體的窯系”。

　　我們再來看看一篇《質疑“磁州窯系”》的文章，作者為河南焦作的陳北朝先生。他在文章中從“磁州窯系定義的狹隘性”和“磁州窯系定義的空泛性”兩方面論述了磁州窯系定義的種種弊端。他講到：“磁州窯系定義的狹隘性，還表現在另外的諸多方面，比如陶瓷品種方面。我們知道，兩宋時期是我國古代陶瓷發展的第二個高峰期，而且是一個至今也無法逾越的高峰。由于當時商品經濟的逐漸成熟，從而帶動了經濟的繁榮，進而也形成了制造業行業內部的激烈競爭，進一步促進了制瓷業的快速發展。全國各地可謂之眾窯林立，名品倍出，不可計數。宋人對陶瓷的理解和賦予的感性與理性的色彩，也是自古至今最深刻的。隨之而進的民間市場需求品，也極大地增加起來。其品種之多真可謂之燦若繁星：單色釉的精美自不必說，在單色釉的基礎之上的各種“窯變”釉制作水平，也得以突飛猛進的發展。建窯的油滴，兔毫；魯山段店窯的各色窯變釉；當陽峪窯的茶葉末，油滴，兔毫，黑釉醬斑，醬紫藍黑綠以及金屬光釉；吉州窯和四川邛窯的虎斑，玳瑁；耀州窯的黑釉醬彩，以及以當陽峪窯為代表的變化萬千的絞胎與絞彩工藝，以淄博窯、鶴壁窯為代表的黑釉立線工藝。等等這數不勝數的陶瓷品種，哪一個窯口都比磁州窯豐富精美。這些宋瓷中的無數朵鮮花，怎么能讓一個遠次于它們的磁州窯來替代呢？把那么多十分優秀的民間窯口，不由分說地劃歸“磁州窯系”，至少是一種不科學不嚴謹的學術研究態度。”

　　再看看磁州窯系定義的空泛性，文章這樣寫道：“我們說它空泛，并不是說它沒有具體的代表性品種和包含的窯口，而是講它存在著過多的模糊性。你可以將其他幾大窯系以外的，唐宋元（包括遼金）時期全國的所有窯口都包含進去。甚至可以滲透到耀州窯系與鈞窯系中去，因為這兩大窯系中的窯口，都或多或少地制作有“磁州窯風格”的陶瓷品種，并且有的還十分優秀。這樣以來，整個山西的窯場就都歸了它；從東三省到河北北部及內蒙的全部（包括遼代陶瓷）都被劃了進去；河南省內百分之八十左右的窯場也都被收容；四川省，山東省，安徽省三個省的全部，陜西福建的大部，江西省浙江省的一部分，等等無數的窯場都被歸入了這個窯系。因為這些省份的這部分窯場的制品歸不進除“磁州窯系”之外的其他窯系，只能被不情愿地劃入“磁州窯系”之中。依此推論，我們似乎可以得出一個近乎荒唐的關于“磁州窯系”的定義來：凡是不屬其他幾大窯系中的燒制“粗糙”陶瓷品種的民用瓷生產窯口，即可名之為“磁州窯”。所以，我們經常會詼諧地稱“磁州窯系”為“巨無霸”。”

　　于是，我們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磁州窯系”成了一個大筐，只要不在其它幾個窯系的各地諸多窯口，統統被裝進了這個大筐。

    景德鎮陶瓷學院的白憲波教授也對窯系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在《也談窯系》一文中寫道：“筆者認為，陳萬里先生在使用“窯系”一詞之初，可能是因為他在對文獻記載的中國古代名窯遺址進行調查過程中發現了許多文獻沒有記載的古窯址，同時在某一區域內的不同地方發現大量古窯址，雖然這些窯址并非完全屬于同一時代，但他意識到這些窯址之間可能存在著密切的聯系，甚至自成體系。正如陳萬里先生所說：“根據我個人多次在龍泉的調查研究結果，所謂龍泉窯三個字，原非一個簡單的名稱。龍泉窯中有若干不同地區的窯口，也就有若干不同的出口”。我們是否可以這樣理解，龍泉窯不是某一單獨窯場的名稱而是龍泉不同地區窯場的總稱，它們自成體系，統稱龍泉窯。

　　如果這一推斷正確表達了陳萬里先生的想法，那么，窯系就是指某一區域內不同地區窯場的總稱。歷史上，這些分布于同一區域不同地區的窯場，或者同時燒造或者非同時燒造，但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工藝上有密切的聯系，它們生產的產品在外貌上乃至原料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它們自成體系，統稱某窯或某窯系。

　　5、淄博窯的基本情況：

　　淄博窯是一個較大的區域性概念，他包括瓷器燒制年代始于南北朝時期的寨里窯，創燒于唐代的磁村窯，宋、金時期的嶺子郝家窯、鞏家塢窯、博山大街窯、八陡窯、山頭窯、西河坡地、龍泉渭頭河窯，也包括元、明、清、民國時期的南萬山窯、福山、窯廣等窯。淄博窯極具地方特色，燒制品種多樣，從北朝燒制青瓷開始，黑釉瓷器、三彩瓷、醬色釉瓷、白釉瓷，且有雨點釉、兔毫釉、茶葉末釉等各種結晶釉，更有白地黑花、黑釉起白線紋（粉杠瓷）、絞胎、絞釉等品種，并出現了白釉點彩、白釉紅綠彩等，裝飾工藝有刻花、印花、剔花、篦劃花、瀝粉等，瓷器品種幾乎涵蓋了陶瓷行業的各種釉色和裝飾技法。

　　淄博窯最早燒制瓷器的是寨里窯，它的燒制時間至少為北魏晚期，甚至更早。到北朝的北齊時，已能燒造體型碩大、造型優美、工藝成熟、裝飾華麗、胎體細潔、釉色溫潤的青釉蓮花尊，堪稱我國早期青瓷器中的藝術珍品，是淄博窯早期青瓷的代表作品。寨里窯燒造瓷器延續時間較長，至唐代仍繼續生產，且規模及品種有所擴大，產品也更加精致。寨里窯址是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中國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為研究中國北方陶瓷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唐代，淄博的另一個窯口，磁村窯異軍窯起，開始大量燒造各種瓷器，唐初以燒造青釉瓷器為主，器皿以瓶、罐、壺、盤為多，造型輕巧別致，釉色純凈。中期大量燒制黑釉瓷器，器類豐富，釉色晶瑩滋潤，色黑如漆，并在燒造黑釉瓷器過程中燒造出油滴瓷器（俗稱雨點釉），這成為磁村窯的標志性產品，也是我國最早的油滴瓷器，在我國北方諸窯中頗具特色。晚期繼續燒制黑釉，兼燒醬色釉、綠釉瓷器，且能燒制絞胎、三彩及少量白釉及白釉點綠彩瓷器，開創了淄博窯生產彩瓷的先河。燒制的白釉瓷器盡管胎體的白度不足，表面仍使用化妝土，但其釉色光亮，造型輕巧，裝飾多樣，燒成溫度較高，極具地方特色。

    磁村窯發展到宋代，迎來了它的鼎盛時期，燒造規模日益擴大，品種迅速增加，宋初時白釉瓷器燒制技術已經非常成熟，因而改為以白瓷為主，間燒白地黑花、黑釉、醬色釉瓷器，還燒制雨點釉、兔毫釉、茶葉末釉、三彩瓷器等等，燒制工藝也從簡單的支燒到覆燒，再到刮圈疊燒。裝飾工藝也有較大改進，從單一青色、黑色、白色到三彩，刻花、剔花、篦劃花、黑釉起白線（粉杠瓷）、茶葉末釉、雨點釉等，甚至出現了模具，提高了成品率和產量。據載，因磁村窯燒制瓷器產量巨大，北宋時期官府曾在磁村設官收稅，稱“磁村務”。進而證明當時瓷器燒制的規模和產業的興隆境況。

　　磁村窯的影響不斷提高，瓷器燒制以磁村為中心迅速向四周擴展。嶺子郝家窯、鞏家塢窯相繼崛起，燒制的產品與磁村窯相同，以白瓷為主，其次燒造白地黑花、黑釉、白釉黑邊、醬色釉等。隨后博山大街、八陡、山頭、坡地、西河、渭頭河······等地也受其影響，開始大量燒造各類瓷器，逐漸形成了教科書上的“淄博窯”概念。

　　可以看出，宋代淄博窯燒制的瓷器品種豐富多彩，除青釉瓷器之外，黑釉器、黑釉白邊器、雨點釉器、兔毫釉器、醬色釉器、白釉器；以及絞胎器、白地黑花器、三彩器······從窯址考察的結果看，磁村窯以白釉瓷器為主，坡地窯以白地黑花為主，博山大街窯則以三彩瓷器為主，八陡窯以黑釉、雨點釉、兔毫釉為主，分工相對明確，重點各有不同。

　　金代磁村窯規模更有較大發展，工藝上采用匣缽套燒，窯爐有柴窯改為煤窯，產品類型增多，裝飾技法更加豐富多彩，尤其是黑釉起線紋工藝(當地稱之為粉杠瓷)是最富地方特色的品種，馮先銘先生在他的《中國古陶瓷圖典》中這樣描述到：“最具代表性的是黑釉起線紋罐及少量缸、缽。這種裝飾在河北、河南、四川諸窯都可見到，而淄博窯產品質量較好，釉黑而光亮，釉下立白粉形成豎直線紋。······為淄博窯的獨持風格。”對淄博窯的粉杠瓷給予了高度評價。

　　元代因戰亂而逐步衰落的磁村窯不及金代，流行白釉瓷器和白地黑花紋飾，品種仍以民用為主，題材漸少。

　　元末明初，因山東地區戰亂較甚，瓷器生產受到嚴重破壞，淄博窯瓷器燒制開始衰敗，許多窯場停燒于此時；僅有個別窯場仍有燒制，但品種單一，燒制粗糙，有向粗大笨拙發展的趨勢，代表性窯場為福山窯和八陡窯。

    淄博窯的最大特點是，各個窯址銜接有序，存續關系明晰，窯址相對集中，礦產資源豐富，水源較為充沛，燒瓷綿延不絕，流傳至今，這在中國陶瓷史上是非常少見的，也是非常值得我們去認真研究、發展、繼承和提高的。

    6、結論：

　　按照陳萬里老先生的“窯系是某一區域內不同地區窯場的總稱。歷史上，這些分布于同一區域不同地區的窯場，或者同時燒造或者非同時燒造，但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工藝上有密切的聯系，它們生產的產品在外貌上乃至原料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它們自成體系，統稱某窯或某窯系”這一概念來分析。淄博窯在山東中部地區有著二十余個不同的窯場，有相同的原料和釉料，使用相同的北方典型饅頭窯燒造，完全相同的制作工藝和燒成技術。且同時或不同時燒造器型相同、材質相同、釉色各異的瓷器，工藝上有密切的聯系，瓷器外貌、原料高度一致。那么以磁村窯為代表的淄博窯的各個窯場完全有理由獨立成系。

　　如果再按照《中國陶瓷史》中定義“窯系”的標準和條件，“每個窯系里必有一個“中心窯場”，即命名該窯系名稱的那個窯口必須是這個窯系中的中心窯場。而中心窯場又必須是這個窯系中其他窯口學習和模仿的對象，也即窯系中標志性陶瓷品種（不一定是一種），必須是中心窯場制作得最優秀，水平最高，才能成為其他窯口學習的榜樣。”按照這個標準和條件，磁村窯作為淄博窯的中心窯場，其它二十余個窯場受磁村窯影響而先后燒制瓷器，各個窯場相距不足五十公里，形成遙相呼應之勢，燒造的瓷器更是一脈相承，而且有相同的銷售渠道和受眾人群。淄博窯也完全具備獨立成系之條件。

    另外，淄博窯燒造瓷器的歷史要比磁州窯早得多，淄博窯燒造瓷器的時間是南北朝的北魏時期，甚至更早，而磁州窯則為北宋時期。磁州窯的燒制瓷器的品種也比不上淄博窯豐富多彩，尤其是淄博窯的黑釉起線紋（粉杠瓷）工藝磁州窯更是望塵莫及，甚至淄博窯燒造的許多去品種磁州窯并不生產。僅憑淄博窯也燒制白地黑花瓷器，也用化妝土就把淄博窯劃歸磁州窯系似乎有牽強附會之嫌。

　　吉州窯已經獨立成系，建窯也已經獨立成系，宜興窯作為特有的陶窯體系也提出了獨立成系的想法并在付諸行動。作為北方歷史上最早的青瓷燒造窯口，淄博窯在宋金時期曾經有過輝煌的成就，燒造過無數膾炙人口的經典器物，對中國的陶瓷發展做出過突出貢獻，作為唐、宋、金、元山東地區燒造瓷器的突出代表，各方面都符合獨立成系的條件，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淄博窯完全有理由獨立成系。

　　淄博窯獨立成系到此時已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

　　一個古老的窯口，一個‘嶄新’的窯系：“淄博窯系”終于面世。

                                                                                                                                2016.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