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窯”概論                                             

摘要：
       淄博窯是近年我國陶瓷學界新提出的古瓷窯系之命名。
       淄博古瓷窯址均發現于淄博南部的淄川、博山境內，多達二十余處。經科學考古調查發掘的有：寨里窯、磁村窯、西坡地窯、大街窯。窯址分布應與煤層上層生成的耐高溫材料焦寶石相關。經過30余年的研究發現，淄博地區發現的古瓷窯址有分布集中，歷史悠久，時代相連，自成體系的突出特點。它始于北魏，經隋唐宋金，元明清，延至民國；當代依然是我國八大陶瓷產區之一，上下綿延1400余年，經久不衰，在我國陶瓷史上當屬首例。從燒制時間，窯址分布，燒造品種，生產工藝，器型器物和銷售區域而論，淄博窯完全可以獨立成系，且為我國古陶瓷生產的發源地和名窯之一。

一、“淄博窯”概況
      淄博是現代我國八大陶瓷產區之一，且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獨具特色，是我國瓷器生產名窯之一。
      “摶土成器，陶于河濱”，早在新石器時代早期，淄博的先民就已經開始燒制最原始的陶器，從游牧轉入了定居生活。如果從這時候算起，淄博窯的燒造歷史，距今已有10000余年。
      商周時期是從陶器過渡到瓷器的漸進階段，也就是原始青瓷發生發展的階段。東漢之后我國創燒成功青釉瓷器，歷史從此進入了陶、瓷并用時代，而制瓷業逐步占據了領先和主導地位。考古發掘知淄博地區最早出土的原始青瓷是臨淄殉馬坑下西周墓出土的兩件青釉瓷豆，當時因無窯址發現，何地生產尚不能確定。
      淄博窯燒制瓷器的歷史始于北朝時期，最早在淄川區寨里鎮發現的寨里窯址，該窯址被確認為我國北方地區迄今為止唯一一處北朝青瓷窯址。據此淄博地區的制瓷歷史已有1400年左右。此后的唐宋元明清至民國時期，淄博地區均有制瓷窯址發現，是謂歷史久遠，一脈相承，連續不斷，極具特色，淄博窯由此被陶瓷學界確認為中國古代制瓷名窯。
      對淄博地區古代制瓷窯址的調查發掘工作始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當時由于編寫山東省陶瓷史，由山東省博物館、山東大學歷史系和淄博市博物館組成的調查工作隊，對淄川、博山地區古瓷窯址展開調查和研究，發現了寨里、磁村、坡地、八陡、山頭、福山諸窯址，并對寨里、磁村、坡地窯址進行了重點調查和試掘。之后的1982年又對博山大街窯址進行了發掘，獲取了一大批古瓷研究資料，初步建立起了淄博古代窯址的年代系列，時代特征，分布范圍和燒制工藝，為確立論證“淄博窯”奠定了科學基礎。淄博窯制瓷北宋時期的磁州窯設“磁州務”，即應為官設瓷器貿易和稅收機關，說明北宋時期磁村一代制瓷規模之大，產品之豐富和瓷器之精細狀況，且生產的部分瓷器還供官府使用，故具有官辦窯場的性質。現從典型窯址，分布范圍，分型分期，時代特征，燒制工藝諸方面系統論證“淄博窯”問題。

二、關于“淄博窯”的分布問題
      據考古調查與發掘資料證實，淄博古瓷窯址分布與淄川區和博山區境內。其中唐代及以前的窯址在淄川區；宋元時期的窯址兩區都有分布；明清時期的窯址目前僅發現于博山城區及其周圍。淄川區境內發現的主要窯址有寨里鎮寨里窯址（山東淄博陶瓷史編寫組《山東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窯址調查紀要》，《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10月）。磁村鎮磁村窯址（山東淄博陶瓷史編寫組《山東淄博市淄川區磁村古窯址試掘簡報》，《文物》1978年6期）。嶺子鄉郝家、鞏家塢窯址；西河鎮西河村坡地窯址（淄博市博物館《山東淄博坡地窯址的調查與試掘》，《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10月），羅村鎮河東村窯址等。博山區境內發現的窯址主要有博山城區大街（淄博市博物館《淄博市博山大街窯址》，《文物》1987年9期，白塔鎮萬山村；八陡鎮東頂村；山頭鎮窯廣村等。
      上述窯址的分布似與煤礦的分布有一定聯系。這些窯址的地下或附近均有煤礦資源，這并非說淄博的古窯址都是用煤作燃料的煤燒窯，1976年磁村窯址的試掘證明，淄博用煤燒瓷的年代主要在金代（1115~1234年），其上限也可能溯至北宋（960~1127年）末期，在此之前的瓷窯卻是柴燒窯。因而古瓷窯址與煤藏有關的關系，不只是個燃料問題，還應與制瓷原料有關。淄博古瓷窯均就地取材，所用瓷土有紅、青、黃、白四色。白色土用于煉制瓷釉。紅、青、黃土用于制作瓷胎。其中青色瓷土的用量最大，宋代及以前的窯址多用這種瓷土燒制瓷器。青色瓷土是煤藏的伴生物，一般都處在煤的上層，距地面較近，易于露天開采，可塑性較好，宜制作各種各樣的產品。
      窯址的位置多建于靠近山坡嶺地以及原料、燃料、有水、和傾倒瓷器垃圾都較為便利之處，以便就地取材和保持窯廠的長期持續生產。

三、關于“淄博窯”典型窯址，器物分期和器物特征問題
      依據目前淄博窯發現和發掘的窯址和出土器物特征，我們將其分為九期：
      第一期年代為北朝晚期至隋代。窯址位于淄川區寨里鎮寨里村南，面積約4萬平方米。產品屬我國北方早期青釉系統。在調查和發掘中收集的產品釉色分為兩類。一類釉色呈淡青褐色，釉層較厚，釉面光潔；另一類為淡青色，透明玻璃體。胎呈灰白色，較緊致。器類較多，有碗、盆、罐、高足盎、盒、瓶、貼花罐等。碗腹較深，器高一般都大于器口的半徑，平足或微向內凹，有的碗外壁刻劃蓮瓣紋。罐為四系，唇部無釉。一種為橋形紐，另一種為泥條盤筑曲紐。其中一件貼花罐飾堆貼花紋，有蓮花、寶相花、寶塔等紋飾，安系處飾聯珠人面紋。盒為字母口。并刻鱗紋和三角紋。本期瓷器標本盒、玉壺春式瓶、四系罐橋形紐分別與北齊范粹墓、封子恢墓、李云墓所出同類器物類似。所出碗分別與隋卜仁墓、姬威墓所出同類器型相近，因此本期的年代上限為北朝（550~577年），下限為隋（581~618年）。
      第二期年代為唐代初期。窯址位于寨里窯址南部，大張村北側，系臺地。1977年春，在此進行過試掘，出土了一批瓷器標本。釉呈青褐色和黃褐色，少數為褐色，接近黑釉，釉面厚薄不勻，釉中有鐵銹斑點。胎較厚重，呈灰褐色，器類簡單。主要器型有碗、盆等。碗數量最多，式樣單一，淺腹，器高近于器口半徑，平路內凹沿下有一道弦紋。盆為兩類，一類形似碗，方唇，有的內底刻內向連弧紋；另一類為淺腹盆。本期產品與河北、河南、陜西等地出土的初唐器物造型類似。與上期相比在產品質量上無顯著進步，仍顯示出草創時期制瓷工藝不夠成熟的特點，原因可能是隋末戰亂及唐初經濟尚待復蘇有關。
      第三期年代為唐代中期。窯址位于磁村華嚴寺東側蘋果園區。器物釉色以黑釉為多，其次是青釉、醬色釉和茶末釉等。施釉工藝較唐初成熟，但仍有部分無光釉，可能是受熱不勻所致。胎分缸紅胎、白胎、灰胎等。器類較為簡單，主要器型有碗、盆、罐、盤等。碗、盆皆敞口、淺腹、平足、足部及近足處無釉。胎壁漸薄，造型趨于輕巧，但與宋代瓷器比較，仍顯厚重，制作工藝也較為原始。碗的造型分別與西安何家村唐代中期窯藏銀碗和永素公主三彩折棱碗相似，年代也是應大致相同。
      第四期年代為唐代晚期。窯址位于磁村窯址東部。釉色以黑釉為主，其次是青釉、醬釉和茶葉末釉等，釉色光亮純正。胎骨以灰胎為主，其次是灰白胎、紅胎、白胎等，較為堅致。器類顯著增多，器型顯著增多，器型主要有碗、罐、缽、瓶、注子杯托、燈、碟和各類動物玩具等。
      第五期年代為五代至北宋早期。窯址位置與第四期相同。產品釉色以白釉為主，有少量青釉。白釉產品均施護胎釉，但白度不高，呈乳黃色或白中泛灰。胎以紅胎為主，灰胎次之。器型以碗主，其次是缽、罐、瓶、鈴等。碗斜腹較淺、壁形足。裝飾技法盛行白釉加綠點彩的作法，一般施于碗的內壁近口處或斂口缽的外口沿處，有較好的裝飾效果。
      第六期的年代為北宋中晚期。本期窯址較多。在淄川區有磁村、嶺子、鞏家塢、郝家、坡地等；博山區有城區大街和萬山村等地。其中磁村窯址規模最大，面積約10萬平方米。產品釉色為主，黑釉次之。白釉產品白度較第五期顯著提高，釉色純正。胎以白胎為主，有少量灰胎。器型主要有碗、罐、碟、瓶和燈等。其中碗的數量最多，碗斜腹較深，敞口，內底平坦，圈足。裝飾技法出現劃花和剔花，有的在黑釉碗口沿處飾一周白釉帶。
      第七期的年代為北宋末期至金代。本期窯址數量與分布位置與第六期大致相同，其中以磁村窯址和博山城內大街窯址最富特色。
      磁村窯址產品釉色以白釉為主，黑釉、醬釉、黃釉等次之。白釉白度很高，釉面光潔。瓷胎白而堅致，胎薄而勻，制作規整。器型主要有碗、罐、盤、碟、盆、缽、杯、燈、俑和各類玩具等。其中以碗的數量為最多。碗斜腹較淺、敞口、圈足、內底澀圈。裝飾技法豐富多彩，有劃花、剔花、篦紋、白地黑花、加彩、黑釉粉杠、白釉粉杠、黑釉白邊、絞胎等。
      博山城區大街窯址所出的同期器物較磁村窯址更為豐富。釉色以青釉為主，白釉、黑釉、油滴釉、醬釉和三彩釉等次之。器型主要碗、罐、盆、瓶、燈、爐、盒、缽、盂、杯、枕及各類動物造型玩具和陶瓷工藝美術品等。白釉、黑釉等器型基本承襲了第六期的特征，器形、裝飾等無明顯變化。青釉產品和三彩釉產品變化顯著，器類增多，裝飾技法普遍采用印花、刻花、劃花、剔花、雕塑、模制和絞胎等工藝。紋飾有纏枝牡丹、菊花及魚龍等，富有濃厚的民間生活氣息，呈現出五彩繽紛的繁榮局面。
      第八期的年代為元代。窯址數量較第七期略少。最具代表性的窯址是坡地窯址和東頂村窯址。
      坡地窯址第二期的年代為元代。本期產品除白釉、黑釉和醬釉產品承襲了第七期同類產品的某些特征外，值得注目的是白地黑花產品大量興起，其數量眾多，文書粗放，造型優美，代表了本期器物的主要特色。主要器形有碗、盆、瓶、盤、器蓋等。胎以白胎為主，灰胎、灰白胎次之。紋飾題材有花卉、水波、浪花、草葉、魚紋、弦紋和變體蓮瓣紋等，常在一件器物上多種紋樣并飾。在器物上題寫草字也是本期器物的一種裝飾技法，字體豪放，剛勁流暢，表現了窯工們的熟練技巧和藝術水平。
      東頂村窯址生產青釉、白釉、黑釉和醬釉等產品，尤以生產刻花青瓷最富特色。青釉瑩潤而純正，施釉工藝與第一期青釉產品已有顯著不同，裝飾技法主要是釉下刻花，即施釉前在瓷胎上刻劃出花紋圖案，然后遍飾青釉。由于所施青釉薄勻而透明，故釉下刻花仍清晰可見。紋飾題材主要有水波、浪花、卷云、卷花、魚龍和草葉等，紋飾簡潔呈圖案化形式。器形以碗、罐為主，碗、盆等次之。多為白胎和灰白胎，灰胎次之，均為民間日常生活用品。
      第九期為明清時期。窯址的數量與分布范圍已明顯縮小。已發現的窯址均集中于博山區境內，主要有福山、北嶺、山頭、務店、窯廣、八陡等。釉色以黑釉為主，醬釉次之，白釉數量較少。主要器類有碗、碟、瓶、罐、缸、甕等。裝飾技法比較單調，多為素面，有少量的白地黑花產品，但紋飾簡單草率，呈衰落局面。

四、關于“淄博窯”的燒制工藝問題

      淄博窯的窯爐形狀為“饅頭窯”，具有北方窯的特點，而與南方同期的龍窯有顯著區別。第一期至第五期的窯爐均被破壞，據調查得知，殘跡略呈圓形，應為饅頭窯。第六期的窯爐發現較多。
      1976年在磁村窯址北窯洼區僅100平方米的面積內就發現窯爐12座，并有多重打破關系，從而說明這一區域當時的燒造規模不僅較大，而且延續燒造時間也較長。保存較好的兩座窯爐，結構較為清果，均為倒焰窯。窯爐由窯門、火膛、窯床和煙囪等四部分構成。
      窯門平面呈喇叭形，用磚和自然石塊砌成，底面高于火膛底部。火膛與窯床均略呈豐圓形，中間有擋火墻相隔。火膛內未發現爐柵和煤渣，底部存積較厚的柴灰，應屬柴燒窯無疑。火膛內因長期高溫燒窯斂使內壁粘附一層燒結的青綠色“窯汗”。
      窯床前高后低稍微傾斜，這樣設計比較適宜，因為燒窯時部分火焰在窯中沿橫向運動，靠近火膛的一面往往升溫過快，易造成前后溫差過大，致使靠近火膛的瓷坯受熱較快，先發生收縮，而出現向前傾斜的現象，甚至使產品倒向火膛。如果窯床前后低有合理的坡度就可防止出現上述現象，同時也有利于形成原氣氛，提高產品質量。
      窯床后部設有兩個煙囪，煙囪上部已毀，近窯床底部留有煙道，燒窯時火焰自火膛先噴至窯頂，因頂顎封閉無出路，然后倒向窯底，流經瓷坯，使坯體燒熟，煙氣自煙道進入煙囪排出窯外，這種依靠煙囪抽力來控制一定的空氣進窯，實現火力倒焰的窯爐，燒成溫度較高，可達1300。
      第七期至第九期的窯爐結構與第六期相近，但燒造工藝有較大改進，所用燃料有燒柴改為燒煤，火力增加，爐溫提高，因而火膛面積由以前占窯室總面積的約1／2縮至約1／3。火膛縮小使窯床面積增大，從而提高了窯爐的單產量。為便于燒煤，火膛內增設了爐柵。爐柵為長條形，橫斷面呈三角形，均為耐火材料制成。
      由柴燒窯發展為煤燒窯是淄博古代陶瓷燒造工藝上的一次大的飛躍，它不僅使窯爐結構發生變化，而且使生產瓷器的窯具和支燒工藝也因之發生較大變革。柴燒窯的窯具普遍未用匝缽，部分瓷器上存有煙熏痕跡。各類瓷器普遍采用支燒方法，支燒窯具因瓷器類別和年代不同而有差異。第一至第二期瓷器所用支燒窯具主要有三叉形支釘、齒頭間隔支具、柱形支具和圈足狀支具等，主要用于碗、盆、罐、盤等瓷器的迭燒，因而器物上常見支燒窯具的疤痕。第三期和第四期的支燒窯具均以三叉形支釘為主，其它窯具較少見，主要用于碗、盆等器物的迭燒，部分器物內底尚粘接三叉形成釘。第五期的支燒窯具以泥丁為主，圓形泥墊餅次之，常粘結于碗、盆等器物上，支點均為三枚，支痕較大。第六期的支燒窯具以泥丁和圓形泥墊餅為主，并新出現了一部分杯、缽、碟狀器皿餐具。碗、盆等器物上殘留的支點多為四至五枚，支痕較小。第七期的窯爐改為燒煤，窯具較第六期變化較大，普遍采用匝缽套燒，碗類已不用泥丁疊燒，除大量采用內底澀圈燒外，還較多采用支圈覆燒法。用支圈覆燒的產品均為澀口。部分瓷罐仍用泥丁、泥墊餅和器皿狀窯具支燒，但支點較小。第八期的窯具與第七期相類，燒造工藝也大致相同，在本期末端出現了砂圈疊燒法，即燒造碗、盆、盤等類燒腹器物時，在器物內底撒一周砂粒，以防器物疊燒粘結。第九期的窯具及燒造工藝主要因襲前代，普遍采用器物內底澀圈疊燒和砂圈疊燒法，燒造工藝未有創新。

五、關于“淄博窯”的歷史地位問題
      淄博窯所有窯址雖為民窯，但已具官辦性質。淄博窯生產的瓷器主要供魯北及魯中地區，金元時期共銷售地區擴至膠東半島地區民間生活所用，少部分產品為官府或寺廟所用。建國以來在上述地區發現的同期墓葬中，都出土了頗多的淄博窯瓷器，為研究淄博窯的銷售區域，年代分化期及產品特點提供了重要佐證。1982年在淄川區龍泉鎮和莊村發現一座北朝晚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批青釉瓷器，其造型釉色均與寨里窯址出土的瓷器標本相同，應是寨里窯址的產品，其中青釉蓮花瓷尊和青釉蓮瓣碗所飾紋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可能是專為佛教寺院燒造。蓮花瓷尊造型雄偉挺拔，紋飾繁縟精美，在國內極為少見，可稱為淄博窯早期青瓷青瓷的代表性作品（張光明《淄博和莊北朝墓葬出土青釉蓮花瓷尊》，《文物》1984年12期）。寨里窯址是迄今我國北方地區發現的唯一一處早期青瓷窯址，是我國北方早期青瓷發起地，也是淄博窯燒制瓷器的源頭，它的發現對研究我國北方早期青瓷的歷史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淄博窯生產的唐代晚期產品以黑釉最富特色，所施黑釉薄而均勻，釉面光潔晶瑩，在我國北方燒造黑釉的民窯中獨樹一幟。
      淄博窯磁村窯址和博山大街窯址出土的產品在北方民窯中也富具特色，如磁村窯址出土的粉杠瓷產品簡潔典雅，大街窯址出土的青釉印花精美繁縟，油滴瓷銀光瑩潤，紋胎紋飾如行云流水，各種三彩釉產品造型奇特，千姿百態，斗奇爭妍，呈現出五彩繽紛的繁榮局面，顯示了民間窯工的精湛技藝和審美藝術水平，在同期民窯中蔚為壯觀。
      元代產品以白地黑花為裝飾主流，紋飾或描繪細膩栩栩如生，或揮灑自如簡練挺拔，富有濃厚的民間生活氣息。
      明清至民國時期淄博窯瓷器生產集中在博山周邊地區，淄川龍泉、西河一帶生產粗瓷缸、甕、盆、碗等粗瓷生活器皿；博山城區及山頭、八陡一帶多生產青花、紅綠彩等細瓷器皿，說明淄博窯制已有區域間的分工。
      總之由于淄博窯的民窯性質所決定，裝飾題材多取于民間生活，從而客觀地反映了當時的生產力和社會風尚，對研究當時的民俗、裝飾藝術和審美情趣等是不可忽視的重要資料（賈振國：《淄博古代瓷窯綜論》、《跋涉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4月）。
縱觀淄博瓷業發展史，其輝煌期的陶瓷制作技藝可歸納為：
      1、北魏時期淄博寨里窯始燒青釉瓷器，該瓷址是目前我國北方發現最早的唯一的一處青瓷窯址，是中國北方青瓷的發源地，在中國陶瓷史上極具學術研究價值。
      2、淄川龍泉和莊北朝時期墓葬出土的青釉蓮花瓷尊是目前我國已發現唯一能確認其生產窯口的同類型之瓷尊，其學術研究當為最高，代表了我國北方北朝時期最高的制瓷水平。
       3、北宋時期淄川磁村設“瓷窯務”官設管理制瓷事務的機構，是證當時“淄博窯”各窯口制瓷已具有民辦官府管理的性質，燒制瓷器亦供官府和官辦寺院使用。
      4、淄博窯在唐代晚期試燒成功油滴黑釉，在全國諸窯口中屬發現時代最早的油滴釉瓷器。
      5、北宋晚期至金代淄博窯在唐代三彩陶器的基礎上創造成功三彩瓷器，胎骨堅硬，彩色絢麗，為宋金瓷器精品。
      6、宋金時期“淄博窯”燒制的瓷器吸收全國各窯口之特點盛達制瓷高峰，生產的瓷器不僅量大，產品豐富，且精致美觀。工藝美術瓷，如三彩瓷、油滴瓷、茶葉末瓷、線條（粉桿）瓷、絞胎瓷均精美絕倫，是為瓷器精品；白釉潔白如玉、黑釉如黑漆泛金星，刻花、劃花、堆塑，印花等裝飾技法均多見使用，代表了我國北方民窯制瓷的最高工藝水平。
綜上所述，“淄博窯”是淄博地區古代生產瓷器的總稱謂，它代表了淄博制瓷歷史的悠久和瓷業文化的輝煌。陶瓷這朵淄博傳統工藝的鮮花，不僅在歷史上曾經長期輝煌，在近代工業城市經濟中也發揮了傳統支柱產業的作用，為淄博工業名城的形成和輝煌做出歷史性的重大貢獻，并以此為淄博人民所驕傲，所以“淄博窯”的提出和研究不僅有著深遠的歷史文化價值，更有其重要的振興淄博經濟的現實意義。

注：此文是張光明先生首先成文，后來加上我寫的《關于“淄博窯系”的探討》一文，合并成為《論淄博窯》，發表在淄博職業學院稷下研究院編寫的《稷下論叢》第一期上。為了今年“古陶瓷專業委員會”的武漢高峰論壇的發言，我又做了大幅度修改，做成PPT，并配了圖，成為武漢論壇的發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