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苕溪位于浙江省北部,發源于浙江省西部的天目山脈,迤邐向東,流經臨安市東部青山湖地區,在杭州市余杭鎮折向北邊的良渚文化中心分布區——良渚、瓶窯一帶,穿良渚古城的西北角至德清境內,縱貫德清與湖州中部,在湖州市區與西苕溪匯合,向北注入太湖。所流經的地域是西部高大的天目山脈向東部太湖平原過渡的丘陵地帶,低山起伏,山上有豐富的瓷土、燒料,山下河網密布,運輸便利,制瓷條件相當優越。以往考古調查資料表明,以德清為中心、包括湖州南部地區在內的東苕溪中游地區是商周原始瓷窯址的最重要分布區,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窯址,不僅規模大、產品質量高,而且大量燒造仿青銅禮器與樂器產品,許多器物幾乎可以與漢代青瓷相媲美。但在東苕溪中游商周原始瓷窯址群中,商代窯址的發現與研究一直是薄弱的環節。
2010年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瓷之源”課題組會同湖州市博物館、德清縣博物館對東苕溪流域商代原始瓷窯址進行了專題調查,共發現商代窯址30多處,集中于德清龍山片區與湖州青山片區。龍山片區商代窯址群與春秋戰國時期窯址群基本重疊,在5平方公里左右的區域內發現窯址10多處,產品以印紋硬陶為主,還有少量原始瓷器。印紋硬陶器類較為單一,多為大型的罐或壇類器物,高領、圓肩、深腹,凹圜底或低矮大圈足。通體拍印云雷紋,紋飾細密、排列雜亂;內壁密布拍印紋飾時撐墊形成的凹窩。器物胎色較深,多數呈深灰或紫紅色,胎質細膩,燒制火候較高,部分器物肩部有極薄而不均勻的光亮層,但不能確定是否為人工施加的釉層。原始瓷器數量較少,可見的器類有豆等,豆柄呈長喇叭形,胎色灰白,胎質細膩、堅致,燒制火候極高,豆盤內壁有釉,釉層較薄,有一定的玻璃質感。
青山片區位于龍山片區的下游,兩地直線距離不足10公里,面積與龍山片區接近。目前在青山片區發現商代窯址20多處,按產品分為兩種類型。其中一類接近于龍山類型,以印紋硬陶為主,器形主要是大型罐或壇類器物,但胎質多呈橘紅色,云雷紋方正、規則,排列整齊。另一類幾乎純燒原始瓷,產品主要有豆、罐及蓋、尊等。豆既有寬沿、深腹、足端帶三個半圓形缺口的早期形態,也有斂口、高圈足的中間形態與直口、高圈足的晚期形態。胎色呈灰白色或青灰色,胎質細膩、堅致,燒制火候高,釉層明顯。代表窯址有南山、周家山窯址等。時代初步判定均為商代,最早從商代早期開始,一直延續到商代晚期。上述調查資料表明,這是國內首次發現的大規模商代原始瓷窯址群;東苕溪中游也是國內目前已知最早的、僅見的商代原始瓷窯址群分布區。
二、南山商代原始瓷窯址的發掘
南山窯址(原稱老鼠山窯址)位于浙江省湖州市東林鎮南山村西邊約100米的小山上,屬湖州青山片區。窯址所在小山海拔僅12米,地處東苕溪畔,山坡近處有河道與東苕溪相連。由于湖州市新農村建設,南山窯址所在區域被劃入平整土地范圍,窯址面臨毀滅性破壞。2010年3—1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湖州市博物館對南山窯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發掘面積800平方米。窯址有兩處,分別位于小山的西北坡與東南坡,編號為第Ⅰ與第Ⅱ號地點。此次發掘主要針對西北坡的第Ⅰ號地點,東南坡第Ⅱ號地點僅作小規模的試掘。
(一)遺跡窯址遺跡現象較為豐富,本次發掘共揭露窯爐3條、灰坑8個、貯料坑2個、水溝1條、柱洞若干個,出土大量原始瓷器,以及部分可能作為窯具使用的器物。發掘資料表明,南山窯址是商代一處幾乎純燒原始瓷的窯場,最早可到商代早期。窯址地層堆積豐富,窯爐保存完整,產品以瓷土作胎,人工施釉痕跡明顯,器物演變序列清晰,是目前已發掘最早的原始瓷窯址。窯址廢品堆積分布范圍不大,約400平方米,主體堆積最厚處超過112米。地層豐富,疊壓清晰,早晚關系明確。地層最厚處可劃分為15層,出土遺物可分成
5個文化期別。遺跡主要圍繞廢品堆積分布,中部略偏上坡處為窯爐遺跡,灰坑在北、西、南三面呈弧形分布,水溝位于東北角,柱洞主要集中在西邊。
1.窯爐 揭露的3條窯爐遺跡均修建在小山緩坡上,平面呈長條形,主體包括火膛與窯床等幾部分,屬具有南方地區特色的原始形態的龍窯窯爐。3號窯爐遺跡(Y3)保存最好,開口于T303第7層下,打破生土。Y3窯床和火膛平面保存基本完整。通長711米,最寬處212米,坡度15-22度。火膛位于窯床前端中部,呈縱向長方形(與窯爐同向),后端與窯床相接位置急收,但未形成斷坎
,兩側壁較寬,向中間凹弧,形成縱向長方形的凹槽,底面略呈斜坡狀,坡度較窯床為緩。火膛底面為青灰色的燒結面,在整個窯爐中呈色最深,燒結程度較高。前壁保存不佳,原火膛口已被破壞。窯床底部為不平的青灰色燒結面,且不見鋪砂現象,整個尾部高低起伏最大。窯床的中部較為平坦,窯床前端近火膛部位有多塊基巖外露,并使底部凹凸不平。窯壁均不十分平直,西壁保存較好,尤以中段為佳,后段較差。中段兩側壁保存最高處達30厘米,向后壁逐漸降低。窯壁厚10厘米左右,燒結面不明顯,不見青黑色燒結層
,內壁呈土黃色,外壁呈橘紅色,整體聯結。西壁從底部即開始傾斜,推測窯壁自底部開始起券拱頂。從坍塌的燒結塊內壁的痕跡來看,其內部的襯托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用竹類材料拱成半圓形,直接涂抹草拌泥,再經火燒烤而成;另一種是先用竹類材料拱成半圓形,再在其上鋪墊寬粗的席子,席子之上涂抹草拌泥。窯的兩側壁均未見開邊門現象,窯底不見投柴孔因投柴燒造形成的灰黑色燒結底面,此時的窯床既不開窯門,也不使用投柴孔。與春秋戰國時期的原始瓷龍窯相比,南山商代窯址的窯爐更具原始性:龍窯總體較短
;火膛不甚規整,大體呈縱向長方形,與窯床之間無明確分界,所占范圍大,幾乎占窯爐的三分之一;窯床底部不平整,局部為高低不平的自然山巖,亦不見窯底鋪砂現象;窯床坡度較大,最陡處達到21度。從發現的大量窯壁坍塌塊來看,窯爐的修建方法為:在地面上挖出淺坑,用竹條類材料起拱,其上鋪席類竹(或蘆葦)編織物,再用草拌泥抹成型。從出土的圓柱形燒結塊看,窯頂中間部位用柱支撐。據此分析,南山商代窯址的窯爐尚處于龍窯發展的起始階段。
2.灰坑 8個。形狀不同,功能各異。H10位于東面窯址堆積外圍,坑口上面絕大部分無廢品堆積疊壓,均為晚期擾亂堆積。但在緊靠西邊廢品堆積區的灰坑西北角,被少量
T403第2層廢品堆積層所疊壓,并完全打破生土巖層。由于原自然生土巖面南高北低,向北傾斜,故坑口南面上坡高,北面下坡低,坑口距地表深度不一,東壁南面坑口距地表50厘米,北面坑口距地表達95厘米。坑大而規整,平面呈東西向的規整長方形,四壁斜直,上口略敞,壁面整齊,四角轉角基本呈直角。底部范圍略內收,同樣十分規整。坑底東西縱向呈水平狀,南北橫向呈由南向北斜坡狀,傾斜度頗大。坑口東西長492-500厘米,南北寬236-264厘米;坑底東西長474厘米,南北寬234厘米;北壁高48厘米,南壁高75厘米(圖壹,3)。坑壁和坑底未見其他跡象。坑內填土上下一致,均為純凈的淡黃色風化沙,無任何包含物,結構堅實。這些風化沙與上坡面山地表面存在的山巖風化物相一致,可能是上坡地表砂巖風化后隨雨水沖積于坑內。H10完全開挖在生土巖層上,其上部分疊壓有窯址廢品堆積層,加之形狀規整,范圍很大,因此,確定是窯址燒造期間為某種用途而有意挖掘而成,是與窯址有關的重要遺跡。坑內堆積的大量風化沙,形成于此坑廢棄之后。根據此坑南邊上坡口高、北面下坡口低和下坡有一條水溝(G1)存在的跡象,推測此長方形大坑用于瓷土淘漂,瓷土原料在池內加水攪拌淘洗,粗粒沉于坑底,細膩瓷土隨水漂浮,并越過北面坑口往下坡流入G1內沉淀。
3.其他遺跡 包括貯料坑2個、水溝1條、柱洞若干個。貯料坑2個。均在基巖上開鑿而成。其中H7開口于表土層下,完全挖入巖層。坑口距地表僅10厘米。平面形狀很不規整,坑壁和底部凹凸不平。坑口平面較狹長,接近南北向長方形。坑體范圍較大、較深。坑口南北最長徑330厘米,東西最長徑145厘米,中心深85厘米左右(圖版壹,2)。生土巖面向北傾斜,故坑口與坑底也相應地由南向北傾斜。坑壁與底部均未發現其他遺跡現象。北面朝窯爐的下坡部位,坑口收窄并略低,可能是坑的出入口。在灰坑最底部中心巖基上,發現分布范圍很小的一薄層青灰色細黏土,與整個坑內后來形成的堆積土完全不同,應是原先此坑使用時的殘留堆積物。水溝1條。近曲尺形,穿窯址東北角而過。柱洞集中在窯址堆積的西邊,并有瓷墊等制瓷工具出土,初步判斷該區域為制瓷作坊區。
(二)遺物
出土遺物主要是原始瓷器,還有少量拍印幾何形印紋的器物。原始瓷器以豆為主,貫穿始終,晚期出現大量的罐及器蓋,與豆一起構成了本窯址的產品主體。此外還有一定數量的簋、尊、盆、盤、缽、盂等器物,大部分器物作為禮器使用。原始瓷產品用瓷土作胎,多數器物的胎質較為細膩、堅致,經過精心選擇,但瓷胎中仍含有一定數量的雜質
,胎土的處理尚處于原始狀態。人工施釉痕跡明顯。少量器物內外施滿釉,釉色青翠,釉層均勻,胎、釉結合好,玻璃質感強;多數器物釉層極薄、呈色不均勻、僅局部有釉。施釉技術仍處于摸索階段。除部分豆柄外,均輪制成型,部分器物手工修坯,器形規整。部分燒成質量好的產品,從質地到釉色,可與春秋戰國時期的原始瓷媲美。按地層疊壓關系及類型學的排比,可將出土器物分為五期。
第一期:器類單一,以豆為主,還有少量的缽、盂與拍印幾何形印紋的器物。豆基本為寬沿深腹型,沿面弦紋淺而不清晰,矮圈足,足端有三個等距分布的半圓形小缺口(圖版貳,4)。缽數量不多,但種類齊全,包括寬沿弧斂口型、寬沿折斂口型、窄沿弧斂口型、窄沿折斂口型等,上腹部常見寬扁泥條耳裝飾。盂數量極少,有平底與圈足之分,圈足盂的圈足與豆柄相似,短直且外撇,足端有三個半圓形小缺口。拍印幾何形印紋的器物以尊為主,高領,圓肩,鼓腹,大圈足,肩部有寬橋形耳與雞冠狀堆塑,偶見翻折沿、束頸鼓腹罐與直口、鼓腹、圜底略凹的小缽。紋飾為云雷紋,拍印較為雜亂,重疊拍印。其中一種云雷紋線條粗而清晰,紋飾大而較方正;另外一種云雷紋也較大,但呈尖菱形,線條略細。晚段(T402第13層)偶見席紋,其風格與云雷紋近似,粗大雜亂而清晰。無論是原始瓷器還是拍印幾何形印紋的器物,胎質一致,胎色淺灰,
質量高的器物胎質細膩、堅致,燒結度高,多數器物含有極細的黑色斑點,氣孔較多,或起泡現象較為嚴重。普遍施釉,一般位于豆盤的內腹與缽的口沿及內腹部,質量差別較大。質量較佳者釉色青翠,釉層厚,胎釉結合好,玻璃質感強。但多數器物釉色呈較深的灰色,釉層薄,施釉不均勻,玻璃質感不強。制作方法為輪制成型并結合手工修整。豆盤及缽的內腹可見清晰的輪旋痕,豆盤及缽外下腹、豆柄外腹部、缽底部為手工修刮而成,豆柄內側用片狀工具掏挖而成。部分器物底部黏結有大塊燒結塊,為直接置于窯床上裝燒,通常多件器物疊燒。
第二期:器類與第一期基本相同,以豆為主,還有少量的缽、盂與拍印幾何形印紋的器物,新出現小罐與器蓋。寬沿深腹型豆減少,新出現寬沿淺腹與斂口高喇叭形圈足豆,偶見淺坦腹豆。豆柄普遍較高。缽的形態變化不大。新出現的罐折肩或圓肩,圓唇略凸起,弧腹斜收,平底,素面,偶見罐底有十字交叉的刻劃紋。拍印幾何形印紋的器物發現極少,器形有侈口低領鼓腹罐,云雷紋除粗大型外,出現較淺細的形態,新出現席紋,較粗亂。胎釉與第一期相似,胎色淺灰,胎質較細但常見極細的黑色斑點,氣泡常見;多數器物釉極薄,少量器物青釉較佳。成型技術沿用早期的輪制與手工修整相結合,部分豆柄捏制,外腹手捏痕跡清晰,內腹上部仍用片狀工具掏挖而成,豆盤內壁均可見清晰的輪旋痕。豆盤與豆柄拼接而成。豆為多件直接置于窯床上疊燒,豆盤內底常有清晰的疊燒痕跡。罐類器物外底與腹部不見疊燒痕跡,可能是單件裝燒。
第三期:是承上啟下的重要一期,許多器形、紋飾、胎、釉以及成型技術等在此期過渡。器物類型與印紋、原始瓷裝飾在這一時期最為豐富。原始瓷除豆以外,罐亦成為主流產品。豆除沿襲寬沿淺腹型外,還有斂口豆。罐的器形基本相似,與第二期相比最大的變化在于口沿變高,折肩或圓肩,部分器物肩部有扁泥條狀小耳。與罐伴出的器蓋種類豐富。缽數量不多,但類型豐富。少量豆柄上有裝飾,使用細陰線刻劃與鏤空技法,有刻劃饕餮紋(圖版貳,6)、細凹旋紋、三角形鏤孔、圓形戳印等。拍印幾何形印紋的器物的類型亦最為豐富,除前兩期的長頸侈口尊外,還新出現短頸侈口罐、長頸直口罐、短頸直口罐、研缽、斂口罐等。尊與斂口罐仍沿用早期在肩部裝飾寬橋形耳與雞冠狀堆塑的做法,直口短頸罐肩部常見三個扁泥條狀耳等距分布。紋飾一改第一期的僅見粗大云雷紋現象,除少量保留粗大作風外,普遍較細小,較第一期粗大云雷紋排列略整齊。大量席紋上升為主體紋飾,以粗大為主,也有少量較細但仍呈尖菱形,排列不規則,偶見呈直角相交、排列較為規則的席紋,后者是第四、五期的流行紋飾。原始瓷胎色逐漸加深,除淺灰色胎外,新出現青灰色胎,胎體起泡的現象少見。釉變化不大。成型上,除早期罐采用輪制與片狀工具修整相結合及手制等做法外,出現豆盤、豆柄完全輪制成型,豆盤內腹弦紋粗疏,豆盤外腹、豆柄內外壁光潔。不見窯具,裝燒方法與第二期基本相同。
第四期:無論是器物形制還是紋飾,均回歸單一。原始瓷斂口豆(圖版貳,1)、直口罐、小罐及器蓋占絕大多數。豆柄足端帶三個半圓形缺口的做法完全消失。器蓋大小不一、器形豐富。拍印幾何形印紋的器物以直口短頸罐與研缽為主,偶見侈口低領罐。細席紋占紋飾的絕大多數,還有少量粗繩紋,偶見方格紋。細席紋細密、規整。原始瓷胎色呈青灰色或灰白色,胎質明顯提高,較前期細膩,氣孔減少,黑色斑點減少。釉變化不大。均輪制成型,豆盤、豆柄內壁輪旋痕清晰,罐底部不再多次修刮,而是一次切割成型。出現少量的圓餅形器,制作規整,一面生燒,另一面有疊燒的痕跡,可能是作為支墊窯具使用。
第五期:器類較為豐富,器物形制變化較大。罐(圖版貳,5)、器蓋及新出現的直口豆成為主流產品,其次是斂口豆和新出現的柄帶凸棱的豆。新出現少量尊(圖版貳,2)、簋。拍印幾何形印紋的器物包括直口短頸罐與研缽兩類。除席紋外,新出現大量的重菱形紋,菱形中間帶一小凸點(圖版貳,3)。直口罐肩部常有三個等距分布的扁泥條耳,偶見圓形小泥餅裝飾。胎、釉、制作、裝燒與第四期相比變化不大。從現有考古資料看,本窯址的產品在南北方均有出土。南方在環太湖的江南地區有較廣泛的分布,但每個遺址出土數量并不是很多;器類主要是豆與罐,早晚各種形制均有發現。北方地區主要發現于殷墟遺址中,包括豆、罐,器形、胎、釉、裝飾均與本窯址相似。在五期器物中,第四、五期主流產品豆、罐等器物與殷墟出土的同類器物十分接近,推測年代在商代晚期;第三期與馬橋遺址第Ⅱ階段相近,年代約在商代前期;以此上推,第一、二期年代更早,初步推測當在商代早期甚至更早。
在發掘過程中,我們邀請了其他學科學者一起參與,進行多學科合作研究。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等單位承擔瓷片與土樣的成分、微量元素、吸水率及燒成溫度等的分析,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對地層與窯爐中提取的炭樣進行測年分析,南京師范大學負責環境等方面的分析研究。目前,這些研究正在進行。
三、本次調查及發掘的意義
此次專題調查與發掘表明東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窯址群窯址數量多、分布密集、時代早,是國內首次發現的大規模商代原始瓷窯址群,也是目前年代最早和僅見的一處商代原始瓷窯址群。南山商代窯址窯爐遺跡完整、產品堆積豐厚、地層疊壓關系清晰、產品種類豐富,早期原始瓷器的胎、釉原始特征明顯,晚期產品的燒制工藝較為成熟。因此,其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意義。
(一)為探索瓷器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依據南山窯址最早地層可到商代早期甚至更早。無論是產品的胎、釉、成型技術,還是窯爐的裝燒工藝,都具有相當原始性,具備瓷器早期形態的特征,是真正意義上的“原始”瓷,為探索瓷器起源和中國瓷器發展史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而商代大規模原始瓷窯址群的發現,充分證明包括德清、湖州南部地區在內的東苕溪中游是中國瓷器的重要起源地。
(二)為探索南北方出土的原始瓷產地提供了新材料江南及北方包括殷墟地區出土的罐、豆等原始瓷,無論是器形還是胎、釉等特征,均與南山窯址產品十分相近,可能是本窯址或本流域窯址的產品。因此,南山窯址的發現與發掘,為探索南北方出土原始瓷的產地問題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線索。
(三)為建立太湖地區商代原始瓷編年序列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南山窯址持續使用時間長,地層堆積豐厚,疊壓關系明確,器物演變脈絡清晰,從商代早期開始,貫穿整個商代,可基本建立太湖地區完整的商代原始瓷編年序列。在本區域內遺址發掘不多、編年材料不豐富的情況下,可反證遺址的年代,有助于建立本區域內更加詳細的商代考古學文化編年。
(四)充實了太湖地區商周考古學文化的研究內容使用原始瓷禮器而非青銅器隨葬是越國墓葬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因此原始瓷在越及先越文化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其意義類似中原地區的青銅器,是使用者身份與地位的象征。商代原始瓷的規模生產,表明當時原始瓷制作已形成獨立窯區,是探索當時社會分工的重要依據。尤其是豆、尊、簋等禮器的出現,反映本區域內有自身獨特的禮器制度。本窯區產品在殷墟商代都城區的出現,為探索中原與太湖地區交往提供了重要線索。
（執筆者：鄭建明 陳元甫 沈岳明 陳云 朱建明 俞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