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興縣位于蘇浙皖三省交界，太湖之西南岸，隸屬于湖州市。這里早期文明燦爛奪目：集中了浙江大部分的舊石器遺址，其人類歷史可上溯至距今100多萬年前；有馬家浜至良渚時期完整的新石器文化的發展序列；又是商周時期土墩墓的分布中心之一。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長興龍山一帶發現的數處商周時期印紋硬陶窯址，填補了西苕溪流域商周時期窯址的空白。

發現的窯址均位于長興與安吉交界的林城鎮龍山山脈的北坡，合稱龍山窯址群，時代自商末西周初開始，歷春秋至戰國時期。產品主要為印紋硬陶，兼燒少量的原始瓷。為了進一步了解窯址的內涵、價值，長興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隊會同省考古所對牌坊溝與荊竹關窯址堆積進行了小規模的試掘和勘探。

牌坊溝窯址位于林城鎮石英村牌坊溝自然村，龍山的東北坡。散落著大量的印紋陶片，并且山坡上有明顯的隆起，從雨水沖刷出的水溝剖面來看，隆起部分為大量的陶片與紅燒土塊等窯址廢品堆積，在堆積的上方，陶片明顯較少但紅燒土塊更加密集，推測為窯爐所在。從陶片的散落及隆起的分布來看，窯址面積當在2500平方米以上。從試掘情況來看，本窯址文化層豐厚，最厚處超過100厘米，地層疊壓清晰，至少可分成四個大的文化層。各個文化層印紋陶胎基本一致，紫紅色與深灰色為主，部分胎心呈紫紅色，內外表呈青灰色，偶見少量生燒呈土黃色的陶片。器型、紋飾三層差別較大，第四文化層器型主要是壇與罐兩類器物，壇多為直口或侈口高領，平底但底腹間轉角呈圓角狀，罐器型較小，大平底外凸，部分呈極矮的圈足狀，印紋單一，以回字紋占絕大多數，少量曲折紋，回字紋細密，淺平，回字的內外框基本平齊，部分呈棱形狀，拍印較雜亂，曲折紋亦細、淺，排列雜亂。第三文化層器多呈紅褐色，陶片不多，說明這一時期產量仍舊不高，產品單一，仍舊以壇與罐兩類器物為主，口沿外侈，底與第一期相似，包括平底圓角與大平底外凸兩種，已不見淺圈足器物，紋飾仍舊以回字紋為主，少量曲折紋，但發生明顯變化：回字紋不見棱形狀，均為方正的回字形，內框外凸，外框弱化而明顯低于內框，紋飾較粗大，排列整齊；曲折紋亦變得粗大整齊。第二文化層為紅褐色土，夾雜有大量的陶片與紅燒土塊，幾乎接近于純陶片堆積，說明產量在這一時期有巨大的提高；器型紋飾豐富多樣，達到了印紋硬陶的鼎盛時期。器型以壇、罐、瓿類器物為主，包括少量的尊、甕、罍等，紋飾粗大清晰，排列整齊，主要有回字紋、云雷紋、葉脈紋、重菱形紋、曲折紋，流行回字紋上間以一道或幾道粗大的云雷紋或重菱形紋等紋飾。多數器物體形巨大、造型矩整、紋飾繁縟，代表了印紋硬陶制作的最高水平。在這一文化層中還發現了少量的原始瓷殘片，器型主要為豆，灰白色胎質細膩堅致，通體施釉，青釉施釉均勻，胎釉結合好，玻璃質感強，是西周早期為數不多的幾處燒造原始瓷的窯址之一。第一文化層器類又回歸單一，以小型罐為主，紋飾基本為回字紋，回字內外框平齊，線條較細而淺，但單個紋飾較第四文化層為粗大，排列更加整齊規則。常見在肩飾一條菱形紋帶。

結合江南地區土墩墓的分期及本窯址的地層疊壓關系，第四文化層的時期相當于商末周初，第一文化層的時代為西周中期，第二、三層為西周早期。

荊竹園窯址產品較為單一，以壇與小罐為主，紋飾以麻布紋或細方格紋占絕大多數，少量的米字紋、編織紋。時代約為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

龍山窯址群的發現，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意義：

首先是首次發現西周早期的印紋陶窯址，長興也是目前唯一發現此一時期窯址的地區，為江南地區土墩墓中出土的西周時期大量印紋硬陶找到了產地。

使用印紋硬陶與原始瓷隨葬是吳越地區商周土墩墓的一個顯著特征，尤其是越文化分布區，幾乎完全不見青銅器而只使用印紋陶與原始瓷。而印紋硬陶在西周早期達到了發展的最高峰：產品種類最豐富、大量禮器的使用，器型巨大、制作規整，紋飾復雜多樣、包括各種精美的云雷紋等。這一時期完全代表了印紋硬陶的制作水平，也是越地印紋硬陶文化的集中代表。而本窯址燒造的正是這一鼎盛時期產品，因此代表印紋陶制作的最高水平。江南地區包括浙江、江蘇、安徽等地土墩墓出土的器物無論是器型還是紋飾均與本窯址產品十分接近或完全一致，許多器物可以確定是本窯址的產品。

其次從地層上建立西周早期的年代編年。

西周印紋陶的編年，更多是依據土墩墓中出土器物的類型學排比，而缺少地層學上的依據，本窯址的地層堆積一方面驗證了原先的分期，另一方面作了進一步的細化，在商周之際建立了過渡期別，使其文化序列更加完善。

第三，探索中原地區與江南地區關系

云雷紋在商代印紋陶上一度曾作為主體紋飾出現，但到了商末周初被回字紋取代而基本不見蹤跡，到了西周早期，又開始重新出現，但這一時期的云雷紋與商代又有較大的區別，個體粗大，除通體裝飾外，還在回字紋等器物上作為醒目的裝飾帶使用，這醒目、粗大云雷紋作為裝飾題材的風格，可能受中原西周文化的影響而出現，據此可進一步探索兩地的文化交流及其相互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