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鎮麗陽鄉瓷器山瓷窯遺址位于江西景德鎮市西南２１公里，分布在麗陽鄉彭家村和麗陽村之間的瓷器山西坡和碓臼山南坡，緊靠昌江，去年底，窯址遭到盜掘。為保護該遺址并獲取科學材料，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故宮博物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聯合組成考古隊，于７—１０月對景德鎮市麗陽鄉彭家村和麗陽村的元、明瓷窯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五代、宋、元、明時期的瓷器，初步確定這處瓷窯遺址的范圍較大，生產時間從五代至明代，是景德鎮市區以外一處相對集中的瓷器生產地，發現并發掘元代晚期的龍窯窯爐和明代早期的葫蘆形窯爐各一座。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古陶瓷研究專家耿寶昌、李輝柄、劉新園，陶瓷考古專家權奎山、劉蘭華等先后到考古工地考察、論證后，一致認為這次發掘取得了重大成果。

   元代龍窯位于麗陽村碓臼山南坡，長２４．３、窯室最大寬度４米，窯內未經擾亂的匣缽摞疊成柱狀、排列整齊，處于原始裝燒狀態，窯壁保存較好，這是迄今考古工作者首次發現未經開啟的元代瓷窯爐。從未經擾亂的原狀匣缽柱及其排列形式可以看到，匣缽柱之間除了用亞腰形的窯撐保持匣缽柱彼此間的距離外，也有用磚、廢匣缽片作窯撐具的現象，從窯撐兩端有匣缽接縫印痕看，這些窯撐是原本當時裝窯時用來固定匣缽柱并使之保持間距的泥塊，經火燒后成為我們所見到的樣子；為保持匣缽柱最下面的匣缽平穩，則根據需要采用廢匣缽片和不規則形的支腳為墊具，或直接用砂子鋪墊；每個匣缽內都裝有一個規格基本相同的碗，碗底和匣缽之間有墊餅，根據其形狀可知這種墊餅并不是預支且也沒有初步煅燒，而是在裝碗時由窯工把泥餅放在匣缽底部，再把碗坯放在泥餅上并稍用力下壓，從而形成平衡。由于這些細節在以往沒有發現過，所以成為研究和復原元代瓷窯窯爐形制、裝燒工藝、每窯的裝燒量、窯內匣缽排列方式和空間組合等瓷業經濟史的原始根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龍窯窯爐形制比較特殊，火膛較深大、窯爐左右兩壁外弧、爐壁近火膛處微內縮，尾部砌成圓弧形且沒有龍窯常見的排煙孔等設施，這幾點都是明代典型葫蘆形窯的主要特征，揭示了由龍窯向葫蘆形窯的變化過程，在陶瓷窯爐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同時，窯爐突然停燒必定和當時當地的某些突發性事件有關，根據《同治饒州府志》等文獻記載，元朝末年朱元璋的大將于光曾在麗陽修筑軍事城堡，作為朱元璋進軍鄱陽湖的軍事基地之一。經發掘證實這座城堡就依據山勢環布在元明瓷窯遺址所在的瓷器山和碓臼山周圍，這種能確定是元末義軍修筑的軍事城堡以往也未見報道。所以，這座非自然停燒且未開啟的元代窯爐，也成了反映和研究該地區元朝末年歷史事件的重要材料。

   明代早期的葫蘆形窯爐位于彭家村瓷器山西坡，長１０．９、窯室最大寬度３．４米，窯門、火膛、窯床保存較完好。葫蘆形窯爐是明代景德鎮地區流行的瓷器窯爐，其圖像既見載于《天工開物》，在景德鎮明代御窯遺址和湖田明代窯址也發現有實例，但是這些窯爐保存狀況相對較差，關于其煙囪的形制歷來存在爭議。該窯爐的發現不僅可以填補景德鎮御窯遺址發現的明初（洪武、永樂時期）葫蘆形窯和湖田窯遺址發現的明代中期（弘治時期）葫蘆形窯之間的空白，葫蘆形窯自身形制展示的變化過程，也可以印證《天工開物》對葫蘆形窯窯爐形制的記載，其史料價值尤為重要。同時，元代末年的龍窯和明代早期的葫蘆形窯爐遺跡同見于一個窯場，其本身就揭示了景德鎮地區元代晚期到明代早期的窯爐由龍窯到葫蘆窯的變化過程。   出土瓷器有五代青瓷，宋元青白瓷，元代青花和釉里紅，明代青花、仿龍泉釉、仿哥釉、黑釉、白釉瓷器等。器形有碗、盤、高足碗、高足杯、罐、執壺、爐、盞等。明代早期民窯場仿哥窯和仿龍泉釉瓷器是以往不為人所知的，這次發現豐富了學界對明代早期景德鎮地區瓷器釉色品種的認識，而青花、白釉、仿哥釉、仿龍泉釉瓷器器類與造型的統一，又說明在同一座窯場內器物的形制并不因釉色品種的不同而有差異，這對陶瓷考古進行類型學研究尤其具有提示作用；同時，元代龍窯遺址出土的青瓷碗、盤和明代窯址出土的青花折腰盤、高足碗等器物的產地也是以往不知道的，這次發掘所得資料對研究傳世和考古發掘的同時期青   瓷、青花、仿龍泉釉和仿哥釉瓷器的產地均具有標尺意義。

   北京大學權奎山教授強調指出對麗陽鄉瓷器窯址的考古發掘是考古工作者首次帶有課題性質的對景德鎮地區元、明時期的民窯遺址進行主動性科學發掘，所取得的收獲除可以搞清楚景德鎮地區乃至整個江南元明窯爐形制變化的規律，初步建立明代景德鎮民窯瓷器的斷代編年外，對研究明代民窯生產歷史以及對景德鎮地區的陶瓷考古也具有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