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是重要的陶瓷大省之一，與河南、河北、山西、浙江、福建等地一樣，歷史上古窯口眾多，不勝枚舉。盡管許多窯口早已湮沒，但從現在考古發掘的資料來看，也還有幾十個之多，現擇其比較重要的、有影響的窯口來作一簡要的分析。在江西古陶瓷史上最有影響的窯口主要有洪州窯、贛州窯、吉州窯和湖田窯四個，我將其戲稱為“佛、道、妖、仙”。即：
佛——洪州窯；
道——贛州窯；
妖——吉州窯；
仙——湖田窯。
一、四大古窯口——佛、道、妖、仙
南宋 景德鎮窯青白釉大口蟾蜍形三足瓷水盂 1991年四川遂寧金魚村出土
“佛——洪州窯”
洪州窯是江西境內發現最早的且具有較大影響的古窯口之一，始于兩晉，終于晚唐。從時間上來說，基本是在吉州窯、贛州窯、景德鎮窯創燒之前，是中國古代六大青瓷窯場之一。
南北朝 洪州窯蓮瓣紋盞和盞托 (2016年佳士得香港秋拍)
對洪州的認識最早應該來自于陸羽《茶經》的記載：“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洪州次。”；“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中國的歷史太長，史料的缺少，導致我們對僅存的史料特別珍視，但有時也會過于迷信。陸羽在《茶經》中能記載到洪州窯，是洪州窯的榮幸，也是洪州窯的遺憾。
南朝 分體高足盤托杯 1986年江西省南昌縣出土 南昌縣博物館藏
說榮幸，是因為唐初時期中國已經有許多著名的窯口，洪州窯僅僅是六大青瓷窯口之一，能在《茶經》中落上幾筆已經是緣分，頗不容易。說遺憾，是因為陸羽僅僅是從茶具的角度來論述比較幾大窯口，首先，在器物上就有了局限，其次，他能否接觸到每個窯口最經典最完美的器物，也還是一個未知數。再加上，唐初時交通畢竟不便，作為南方的一個研究茶文化的學者，陸羽的眼界顯然受到地域的局限，專注于南方的窯口較多，對北方的窯口難免忽視。（僅僅提到了邢窯）。當然，我們不能求全于古人，從現在已有的資料來對古窯口進行分析更有意義。
之所以把洪州窯定位為“佛”，是因為洪州窯是與“佛”有緣的。洪州窯創燒的年代就是一個佛教興盛的年代。魏晉南北朝，是中國佛教廣布、叢林遍立的時代。特別是南北朝時期，佛教之興盛幾乎到了政教合一的程度。南朝宋、齊、梁、陳計170余年，各朝皇帝基本上都崇信佛教。梁武帝更是篤信佛教，剃度為僧，親自抄經，親自講經說法，并舉行盛大齋會。
洪州窯青釉刻劃花紋玉壺春瓶
東晉/隋 洪州窯青釉雞首壺 1960年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大學化工廠出土
唐代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實質上，南朝時的寺廟規模要遠勝于此。據記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眾常有萬人。北魏文成帝在大同開鑿了云岡石窟；孝文帝遷都洛陽后，為紀念母后開始營造龍門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經共計415部，1919卷，有寺院約3萬余座，僧尼約200余萬人。北齊僧官管轄下的僧尼有400余萬人，寺廟4萬余座。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的洪州窯，其生產的陶瓷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佛教的烙印。這也是南北朝時期許多窯口陶瓷產品共有的特性。
洪州窯的窯址現在已確定在江西省豐城市，與贛江一河相隔的就是江西省的南昌縣，一江兩岸遍布著古窯址的堆積和遺存。江西省的豐城市、南昌縣一帶，唐時屬洪州，窯口一般以產地命名，故名洪州窯。
南昌縣博物館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他們將館藏的數千件洪州窯整理后，進行了專題展出。《洪州窯青瓷展》2012年9月對外公開展出后，并出版了質量較高的《洪州青瓷》一書，社會反響很好，也使得南昌縣博物館從眾多的縣級博物館中脫穎而出。南昌縣博物館《洪州窯青瓷展》榮獲了2012年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精品獎。
南朝 洪州窯蓮瓣紋盞托
南昌市梅湖景區東晉升平五年紀年墓出土的洪州窯
現在，對洪州窯的研究還很不夠，一些新的出土資料也在改變我們對洪州窯的傳統斷代認知。比如：2016年9月，南昌市在梅湖景區興建花博園，施工時發掘了一座規格較大的東晉時期紀年墓，出土文物54件，其中出土的青瓷雞首壺、青瓷四系罐、青瓷盞等經考證為洪州窯，其釉質和形制與我們一般認為的兩晉時期洪州窯陶瓷并不完全一致，而與南北朝時期的洪州窯頗為類似，為我們對洪州窯的斷代提供了新的參考和依據。
由于對洪州窯的研究不夠，使得洪州窯的市場價格也一直處在比較尷尬的地位，前不如精品的陶器，后不如經典的宋瓷。這近年來雖然價格有所上漲，但還遠遠不到它應有的價位。特別是南北朝時期的洪州窯，既有器形碩大的、也有小巧精致的；既有仿金銀器的、也有民俗器物；既有文房用品、也有祭祀用品；以實用器居多，但也有非常精致的陳設器。雖然，大部分洪州窯脫釉比較多，但也有幾乎完全不脫釉的。
無論從工藝、從器形、從影響、從文物價值來說，洪州窯都是六朝青瓷中最具收藏價值的品種之一。如果說，陶瓷收藏存在價值洼地的話，那么，洪州窯就可能是這個洼地中的一顆依然蒙塵的璀璨明珠。
“道——贛州窯”
贛州窯位于江西省贛州市東邊現水東鄉七里鎮，又稱“七里鎮窯”。贛州窯與吉州窯是同一時期的窯口，始于晚唐，終于元明，與吉州窯相隔不過幾十公里，在歷史上，兩個窯口橫向的交集和相互的影響應該很多。
宋 贛州窯醬釉乳釘柳斗罐 （2016年浙江佳寶秋拍，成交價2.88萬元）
贛州窯曾長期不被人重視。1976年韓國新安海底打撈元代沉船一艘，打撈元代瓷器一萬七千余件，其中有不少瓷器無法判斷窯口。研究人員對部分難以判定窯口的瓷器與窯址出土標本器物進行比對，發現一種長頸厚唇外壁劃柳條紋頸部一圈乳釘的罐子，與贛州窯出土器物標本相吻合，從而斷定這種柳斗罐為贛州窯。因此，也引發了對贛州窯的研究和重視。
1985年至1986年底，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七里鎮砂子嶺和張家嶺窯址先后進行了發掘；1991年對贛州地區糧油公司內的木子嶺窯址堆積進行了搶救性發掘；2014年至2016年又搶救性發掘賴屋嶺與周屋塢兩處窯包。幾次對贛州窯遺址的發掘取得了重大成果。考古人員先后在贛州七里鎮沙子嶺發現一座五代龍窯，在張家嶺發現兩條平行分布的元代龍窯。后又在賴屋嶺、袁屋嶺、殷屋崠、周屋塢等4座窯包山斷面上新發現5座龍窯。特別是在周屋塢窯包發掘的龍窯，保存了高達3米多的窯壁和8個層次的完整窯尾，是目前全國所見窯壁保存最高的龍窯。正因為這座龍窯特別高、特別大，所以保留了最全、最豐富的宋代窯爐建造技術信息，超出了以前考古界對宋元龍窯的常規性認識。也充分說明，贛州窯具有當時最先進的燒窯技術，能夠生產出最好的陶瓷產品，這為我們重新認識贛州窯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
宋元時期 贛州窯乳釘柳斗罐
通過發掘發現，贛州七里鎮窯的陶瓷種類非常豐富，有青釉瓷、白釉瓷、青白釉瓷、褐釉瓷、赭色釉瓷、黑釉瓷、結晶釉瓷等。出土的各類瓷器多為生活用具。乳白釉瓷器中的葵口高圈足碗、盞一類器，具有明顯北宋墓常見器特征，也與宋代景德鎮產品極相近似。所出褐黑地白釉乳釘柳斗紋罐，造型獨特，頗具韻味，是七里鎮窯產品中不可多得的精品瓷。在日本茶人千利休所珍藏的茶器中，就有一款與我所發的贛州窯枊斗乳釘罐形制完全一樣。
宋 贛州窯黑釉鬲式爐
贛州窯現在最普遍為人接受的器形之一是黑釉鬲式爐，其形似宋元時期的龍泉窯鬲爐，但胎質堅硬呈鐵黑色居多，釉色烏黑發亮，形制端莊，有敦厚之氣。玄之又玄，可謂之“道”，這也是我將贛州窯概括為“道”的原因之一。
盡管對這種黑釉鬲爐的具體窯口還有一定的爭議，但從大的范圍來講，屬于贛州窯或贛州窯附近窯口的可能性比較大。在發掘出土的標本中，也有類似的器物可以佐證。
贛州窯以日常器皿為主，以單色釉見長，不事雕琢，不求怪異，頗有返樸歸真，道法自然的特質。故謂之“道”。
“妖——吉州窯”
曾寫過一段關于吉州之妖的文字，現轉述于此：“一只叫吉州的千年狐妖，常幻化出虎斑、玳瑁、兔毫、油滴等模樣在人間行走，有時又化身為木葉、鳳鳥、奔鹿、鴛鴦等迷惑世人。其為惡時，能使人傾家蕩產，迷失心智；其為善時，又使人欣喜若狂，甘之如飴。千年以來，吉州狐妖行蹤不定，或出入宮廷深宅，或流落風塵世陌，所到之處，常引起掀然大波。”當然，這只是戲說吉州窯。
宋 吉州窯黑釉剔花梅瓶 故宮博物院藏
吉州窯，在江西乃至在中國的陶瓷史上都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窯口。一般認為，吉州窯起始于晚唐，興于五代、北宋，極盛于南宋，至元仍有發展，延至明代逐漸消亡。吉州窯前后延燒700余年，歷唐、宋、元、明四朝，器物風格詭異多變，其妖嬈之風，一時無出其右，具體來講，主要有三個方面。
宋 吉州窯剪紙貼花小碗 故宮博物院藏
吉州窯彩繪小水盂
一是，彩釉窯變之妖。吉州窯自唐至北宋中期，器形一直中規中矩，以胎質白膩見長，釉質以黑釉、綠釉和白釉等單色釉為主，生產的器物多為實用器。但自北宋中后期及至南宋時期，吉州窯仿佛基因突變，器物風格一掃之前的正統規矩而變的妖嬈多姿。“亂花漸欲迷人眼”，首先就是彩釉的運用出神入化。吉州窯的彩釉變化，主要體現在兔毫、玳瑁、虎斑、豹斑、鷓鴣斑以及灑釉器物等方面。吉州窯彩釉的運用似乎到了隨心所欲揮灑自如的境地。一般是以黑釉為底釉，再在其上施以彩釉，在燒制的過程中又發生窯變，出窯時呈現出不可預料的絢爛的色彩，極具欣賞價值。也有觀點認為，其窯變的風格和藝術效果，與千年后的西方現代繪畫藝術竟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也深受現代人的喜愛和追捧。
宋 吉州窯剪紙貼花梅花紋碗 故宮博物院藏
二是，紋飾豐富之妖。吉州窯的紋飾之豐富是任何窯口都無法比擬的。吉州窯既有胎的紋飾，又有釉的紋飾；既有釉下的彩繪，也有釉上的彩繪；既有精細傳神的工筆描繪，又有灑脫自然的抽象表達；既有剔刻工藝，又有貼花工藝；有的簡潔、有的繁縟、有的灑脫、有的規矩、有的碩大，有的精細，風格多種多樣，不一而足，而又都恰到好處。這種博彩眾家之長而集大成的汪洋恣意的風格，在宋元時期，在一個山區僅數十平方公里的范圍內，能得到這樣極致的發展，簡直是陶瓷史上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