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北海上述三窯燒造的陶瓷器，很有可能沿著“海上絲瓷之路”銷往東南亞、南亞、非洲等地。理由是：
1、《合浦縣志》、《簡明廣東史》等書，均記載唐宋時期有陶瓷出口。
據《合浦縣志》載：“遠在漢代，合浦便有陶瓷生產。唐、宋時期，合浦便有陶瓷生產出口。”又據《簡明廣東史》載：唐代“出口商品以瓷器、絲綢和鐵器為主，阿拉伯商人很贊賞中國的瓷碗。”
2、文獻有記載，唐代合浦有商船開往天竺(印度)等地，北海古陶瓷很有可能隨船而往。史念海著的《唐代歷史地理研究》一書，曾有佛教徒從合浦乘船到印度的記述。史念海引述義凈著的《大唐求法高僧傳》卷下說，唐代當時西行求法的高僧凡六十人。而經過獅子國(僧訶羅國)的則有明遠、窺沖、義朗、慧琰、大乘燈、僧哲、無行諸人。明遠、窺沖由交州首途，無行則由合浦起程，其余皆由廣州出海。他又引用《釋慧日傳》說：“遂誓游西域，始者泛舶渡海，自經三載，東南海中諸國，昆侖、佛逝、獅子洲等經過略遍，乃達天竺(印度)”。陳炎教授寫的《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和貢獻》一文也指出：“唐代的南海航線……這條航路把中國同東南亞、南亞和西亞這三個地區連接在一起”。以前的航船，大多都是人貨混裝的，北海地區唐代窯址燒造的陶瓷器，很有可能隨著航船銷往南亞、非洲和歐洲等諸國。
3、古陶瓷專家曾考證，唐后期中國青瓷大量出口北非、中東、歐洲及東南亞等地，而北海唐代生產的青瓷與國外部分地區出土的唐代青瓷也很相似。
我國著名古陶瓷專家李知宴，在《中國古代陶瓷的對外傳播》一文載：“在馬來西亞柔佛流域的古代文化遺址，韓槐準(南洋考古學家)先生在考察中得到唐代青瓷碎片……韓先生還在印度尼西亞婆羅洲、文萊蘇丹國等地發現黑瓷雙耳尊和青釉雙耳尊一件，在彭亨也發現唐代青瓷四耳罐等作品”。該文還說：“南亞地區出土唐代瓷器最多的國家是印度洋上的島國斯里蘭卡……這是唐朝航船進入波斯的必經水道……是中國航船上貨的中轉站。這里留下的中國古代文物特別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唐代陶瓷”。該文還指出：“唐朝與西亞和阿拉伯半島的伊朗、伊拉克、阿曼、敘利亞、土耳其，非洲北部的埃及等國家經濟貿易人員往來很密切……中國陶瓷輸入波斯的數量很可觀。”在伊朗的席拉夫這個古代港口，1965年以來，在多次調查和考古發掘中，還“發現了大量的中國陶瓷碎片”。李知宴在該文中還提到唐朝青瓷在北非、中東和歐洲的傳播：“中國瓷器，尤其是青瓷，在唐朝后期，即九世紀中葉后大量出口到北非、中東和歐洲等地。”上文提到的黑瓷和青釉雙耳尊、青瓷四耳罐等陶瓷，與北海英羅窯等窯址生產的陶瓷很相似。
4、合浦港有地理位置優勢及設有海關等有利條件，陶瓷出口沿著海上絲瓷之路進行貿易可能性較大。首先，陶瓷從合浦港沿著海上絲瓷之路出口，具有航程短、運費低等地緣優勢，合浦港是嶺南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水路交通，比廣州、泉州等大港口通往東南亞、非洲及歐洲的航程都短，商人是不會舍近求遠的。其次，漢唐時期設合浦關，便利于做外貿生意。合浦關代表國家接待進出的中外使節，管理通過的商旅，征收貨物的關稅。再次，唐代時期，國力強盛，朝廷鼓勵外商來中國貿易。所以，唐代北海地區的陶瓷出口，沿著南海“海上絲瓷之路”進行商品貿易，可能性也較大。
5、瓷窯生產規模大，只有外銷才有出路。據《合浦縣志》載：“唐貞觀八年(634年)置廉州，州境相當合浦、北海等地域。關寶元年(742年)廉州人口為13,029人。”從英羅窯、晚姑娘窯及鹽灶窯來看，其生產規模較大，年生產陶瓷約有幾十萬件，當時廉州人口不多，當地解決不了銷售問題，只有靠外銷，才能消化得了生產出來的陶瓷產品。
此外，當時合浦口岸，不但出口本地生產的陶瓷，遠在南朝時，已出口南流江、北流河等上游地區生產的陶瓷了。據《廣西外貿志》載：“南朝時，我國商業繁榮，海外貿易比較發達，廣州已成為對外貿易的大商埠。合浦是東南亞各國朝貢的通道。藤縣古龍鄉中隆村生產的古陶器經北流河、南流江輸合浦出口。”
三 宋元古窯址與海上絲瓷之路
宋元時期，北海的陶瓷業步入了興盛期，不但窯口多，規模大，燒造技術、制作工藝以及產品質量均比以前進步。宋元時期，北海現已發現的窯址有：下窯、中窯、上窯、東窯、西窯、常樂缸瓦窯、黃麗窩缸瓦窯、紅坎窯等等。
下窯 位于福成鎮下窯村，故名。窯群在古河道福成江(又稱新圩江)西岸，西靠下窯村，南北長約300米，東西寬約100米。據合浦縣文物調查，該窯群在江岸排列有12個窯包，每個窯包相距三、五十米。現在較為明顯看出的窯包有5至8個。窯群大多為藤蔓、草木所覆蓋。在窯包周圍，瓷片比比皆是，廢品堆積層較厚。燒造的陶瓷有罐、盆、甕、碗、壺、擂盆等日用生活陶瓷。廢品堆還有墊餅，匣碎、石捶、窯磚等窯具。瓷片有青、黃、灰、綠等釉色。有些青瓷片釉色較好，呈黃色或青黃色，釉色滋潤、火候較高、胎體堅硬。有些釉層較肥厚，有開片。
中窯 位于福成鎮中窯村東北約200米處。在古河道福成江西岸，距南面下窯約2公里，距上窯約4公里。1988年12月，我與桂林市古陶瓷專家李鏵到中窯村考察，首次發現該窯。因它在中窯村旁，與上下窯相對應，故名中窯。窯址附近多產陶土，廢品堆積層較厚。見有龍窯和饅頭窯的殘跡。曾燒造過盆、碗、壺、碎、甕、煲、擂盆、豬槽等日用陶瓷，也有骨缸等宗教用瓷，還發現有大缸、牛頭煲等大件和明代城磚等建筑陶瓷。瓷片多灰白胎，施青黃釉，牛頭煲施黑釉。大多瓷片火候較高，胎質堅硬。有些器物壁較厚。饅頭窯是燒大缸、牛頭煲等大件粗瓷的。城磚長40公分，寬16公分，厚約10公分。明洪武初年，朝廷命修筑白龍珍珠城，該城呈長方形，南北長320.5米，東西寬233米，周長1,107米，城高6米，城基寬約7.6米，是需要大量城磚的。白龍珍珠城的城磚應是中窯燒造的。中窯距白龍珍珠城約7.5公里，有水路相通。中窯村明代曾為集市，稱中窯圩。明代后期，因遭倭寇劫掠而衰落。又因福成江河道逐年淤塞，水上交通不暢而使窯址停燒。
上窯 位于福成鎮上窯村東南方約200米處，在福成江的西側。據合浦縣文物調查稱，窯包高約15米，東西長56米，南北寬54米。
1957年7月廣東省文物普查認定為宋代窯址。1980年11月，廣西區文物隊鄭超雄先生會同合浦縣博物館對該窯進行發掘。當時窯址的火膛及煙道已全部被毀，僅剩窯床中部11米長。該窯床為斜坡式龍窯，長50米，寬1.6至1.8米，窯壁殘高35至45公分，窯室斜度為25度。廢品堆積厚達1米至3.5米，其中以窯具墊托居多。出土的遺物大多無紋飾，有小部分有海鳥紋、蜜蜂紋、纏枝紋，圖案化了的云雷紋、水波紋等。修飾手法是用毛筆描繪朱紅色。有些器物朱書：“福”、“壽”、“長命”等吉祥文字。出土的陶瓷器計有甕、碎、盆、燈、執壺、擂盆、筷筒、動物、餅足碗、拔火罐、四耳罐等日用生活器物。
出土的陶瓷殘器有些釉色細、光澤好、火候高。有的器物底部一般都較厚重、平底，腹部較深。有些口沿為子母口。還出土有三件陶瓷煙斗，和一個壁薄、釉細的殘破小酒杯。
紅坎窯 位于福成鎮社壇村北面古河道福成江上游的西邊，緊靠紅坎嶺，故名。該窯是于1987年文物普查時發現的，封土高約7米，南北長15米，東西寬13米，窯膛為灰色磚砌結。整個窯包已為草木封蓋，似饅頭狀。從窯包周圍散落的瓷片看，該窯燒造的器物有甕、石本、壺、盆等生活用器。陶瓷器火候較高，胎質堅硬，釉色多為石灰質釉，也有施釉肥厚的瓷片。
東窯 位于營盤鎮東窯村的東側，窯址分布在南北長約400米的村莊邊緣地帶。東窯村的東西兩側以前都是古河道。據群眾反映，東窯以前有36座窯。1983年10月，廣西文物隊合浦縣普查分隊普查時，發現有6座窯包遺存，龍窯的構架還清晰可見。燒造的產品有碗、盆、罐、壺、石本等生活用器，器物胎較厚、灰白色。釉色有青黃、褐黃等色。有些砵釉色滋潤肥厚、胎質堅硬。碗外施釉不到底，有深褐色劃紋。
西窯 位于東窯之西。東西兩窯隔一約200米寬的田垌(以前是古河道)。當地群眾說，以前西窯也有36座窯。1983年10月廣西文物隊合浦縣普查分隊普查時，發現有8座窯包。窯包附近散落很多筒瓦碎片。有些甕、罐、碎等瓷片，產品胎質、釉色品種與東窯、上窯大體相同。
常樂缸瓦窯 位于常樂圩鎮北約1.5公里的缸瓦窯村旁，南流江東側。窯口面對江邊。1999年10月，我利用休假時間到該地考察首次發現。因近常樂圩鎮，故取名常樂缸瓦窯。該窯現存兩條斜坡式龍窯。每條長約40米。一條已多年停燒被草木覆蓋，陶瓷片滿地皆是。另一條似在古窯的基礎上修造窯床，停燒約有20年。兩窯口周圍廢品堆積層較厚，產品火候高，多為厚重粗瓷，器物內外大多施醬色釉。燒造的器物有：甕、砵、盆、沙煲、豬槽、大缸等生活用器。器物胎質粗糙，含鐵量高，呈褐色，胎質堅硬。古窯的東邊有很多深坑，應該是以前取陶土時挖深的。據一位老人說，這里很早以前便有缸瓦窯了。該窯燒造產品的胎質、釉色、品種與紅坎窯相似。
黃麗窩缸瓦窯 位于南康圩鎮北約6.5公里的缸瓦窯村東南方，因該地屬黃麗窩大隊轄，權取名黃麗窩缸瓦窯。于2001年4月26日，我與一同事到那里調查時發現。古窯已被青樹翠蔓所覆蓋。看來窯址規模較大，不只一個窯口。該窯以前離海邊很近，后來海岸線逐漸外移，現離鐵山港海面約2公里。該窯周圍散落的瓷片很多，估計廢品堆積層亦很厚。從散落的瓷片看，該窯燒造的器物有甕、碎、壺、碗、磨盆等日用生活用器。器物釉色青灰，胎質有些堅硬有些粗松。磨砵、瓷盆與福成紅坎窯相似。
關于上面幾個窯的燒造年代，從上面幾個窯燒造產品的胎質、釉色、品種等情況看，當屬同一時代的窯口。它們的燒造年代，大體上始燒于宋，延燒至明。我國著名的古陶瓷專家陳萬里，曾根據1957年7月廣東省文物普查隊采集的瓷片鑒定，認為上窯、下窯兩處窯址的年代當屬北宋。這幾個窯燒造年代的上限，定于宋代應是沒有問題的。1980年11月，廣西文物隊會同合浦縣博物館發掘上窯，據合浦縣博物館文物登記材料稱，上窯發掘時，“在窯頂上拾到一個斷了把的壓槌(捶)，上刻有‘嘉靖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造’，經整理鑒定為明代窯址。”上窯燒造的下限定在明嘉靖是沒有問題的。但把上窯只說是明代窯址或說成是明嘉靖的窯址，則未免過于片面了。
1961年，廣東省博物館曾廣億先生到合浦復查，認為上、下窯址的年代當屬唐代。這也有他一定的道理。一是曾廣億先生是廣東著名的古陶瓷專家，見多識廣、眼力可靠、著作頗豐，廣東的窯址，他大都考察過；二是他鑒定為唐代窯址，肯定有他的依據。1998年12月，我與桂林古陶瓷專家李鏵到上窯考察時，在上窯發掘出來的廢品堆中采集到三種碗底，其中一種是平底餅足有褐彩的碗底，應是唐末或宋末元初的碗底。1999年5月14日，我陪南京博物院教授、我國著名古陶瓷專家張浦生去合浦博物館參觀時，在庫房的上窯標本處見到一只平底碗殘底，張教授說這是唐代器物。1986年12月，《考古》雜志刊登廣西文物隊鄭超雄先生執筆寫的《廣西合浦上窯窯址發掘簡報》一文，曾有出土碗一件的記載，其狀況是：“碗、1件，殘。敞口、圓底，壁形足。高5.5、口徑13、底4.5厘米。灰白胎。”從“圓底，壁形足”的特征看，應是晚唐流行的碗式。
根據上面幾點，我認為曾廣億先生說上窯是唐代窯址，肯定有他的道理。上窯燒造的上限很可能在晚唐，但發掘出土晚唐的器物不多，定為北宋或宋代，或許更準確些。其他中窯、東窯、西窯、下窯、紅坎窯、常樂缸瓦窯、黃麗窩缸瓦窯等，這些窯址都未發掘過，其深層內涵還是未知數，但從其窯址周圍的堆積層及散落的瓷片看，與上、下窯的瓷片大致相似，其燒造年限，大體上定為上限始燒于宋代，下限延燒至明代還是可以的。
當然，各個窯口由于地理位置及運輸條件不同，其燒造年限還是有差異的。如福成江邊呈南北走向的四個窯址，下窯處于福成江的下游，離白龍港口約6公里，窯址的生產規模最大；中窯處于福成江的中游，離白龍港口約8公里，生產規模比下窯小；上窯處于福成江的中游，離白龍港口約11公里，生產規模又比中窯小；紅坎窯處于福成江的上游，離白龍港口約14公里，生產規模又比上窯小。據《合浦文史資料》第三輯“福成沿革”載，明朝以前，“海潮上漲，自白龍港口沖入福成江，溯江而上，直達福成圩東北角十余里處，那里有條村莊名為‘水尾村’……顧名思義，‘水尾’就是海潮上漲之終點。”這條水尾村，就在紅坎窯隔江的對面。也就是說，以前是有海水漲到紅坎窯江邊的。它的陶瓷運輸，主要靠漲潮水路，隨著福成江的淤塞，海岸線的下移，這幾個瓷窯逐漸失去了水上運輸線，也失去了生存發展的空間。所以沿著福成江而建的四個窯址，紅坎窯在上游，失去水上運輸線最早，因而生產時間短、生產規模小，上窯次之，中窯又次之。
北海地區宋元時期出現那么多瓷窯，每年產品至少過百萬件，而當時北海地區的人口并不多，單靠當地銷售是不可能的。《合浦縣志·人口》沒有宋代的人口統計數字，但有元代及明代的：“元代合浦屬廉州路，廉州路轄合浦、石康二縣。該路人口為11,686人”，“到了明永樂十年(1412年)合浦、石康二縣總人口為33,007人”，“明嘉靖元年(1522年)縣境為人口11,822人。”由此可見，北海宋元時期，乃至延燒至明代的窯址，其生產的產品在本地銷售，肯定是供過于求的。往內地銷售，其成本及質量也敵不過江西瓷及廣西容縣瓷。這些窯址之所以能生存發展下去，主要靠產品外貿出口。
《合浦縣志·經濟篇》，曾記載：“唐、宋時期合浦便有陶瓷生產并出口”。李志儉先生主編的《北海港史》一書也指出：“元朝在廉州設市舶提舉司，接待各國使者和商人，也吸引中原商人抵此貿易。這樣，不僅促進港口的發展，而且刺激了廉州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當時，合浦的陶瓷業已初具規模……元代古瓷窯址，大都在沿海地帶……古陶及其器物的發現，充分證明此時合浦已大批生產較為優質的陶瓷器，并通過港口輸送到東南亞各國。”
我國著名古陶瓷專家馮先銘在《古陶瓷鑒真》一書中說：“我國陶瓷在唐代已有相當數量輸出國外，入宋以來，瓷器對外輸出有增無減。在亞洲的東部、南部、西部及非洲東海岸很多國家都發現有宋代瓷器，不僅行銷的市場較唐代有擴大，而且數量有了急劇的增長。”該書指出：“在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和江謠等沿海地區，這一地區瓷窯的大量出現與宋代瓷器大量外銷有直接關系。”該書還提到：在廣西，“宋代燒青白釉的還有桂平和北海2窯，桂平窯所燒器皿較多，北海窯只燒碗盆碟等器……主要供外銷之用，因此國內極少流傳。”馮先銘所指的北海窯，泛指宋代北海地區的上窯、下窯等窯址。在下窯，曾出土寫有紅色阿拉伯文的宋代執壺。這些執壺，很可能是銷往阿拉伯地區的商品。
從上面幾個事例，可反映宋元時期北海制瓷業的發達興盛，這與外貿出口有關。《宋史》、《宋會要》等書也有記載，我國與大食(沙特阿拉伯)等國，也有以“精粗瓷器市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