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北海等沿海地區之所以瓷業興盛，外貿興旺，還有如下幾個原因：
1、宋朝廷重視海外貿易。①、專門在廣州、泉州等大港口設立外貿管理機構市舶司。在廉州，設有沿海巡檢司，元朝開設市舶提舉司，舊署在“州南十里中和坊。”“中和坊”可能位于廉州鎮沿著西門江往南約5公里的九頭廟一帶。這些外貿管理機構主要工作，是接送中外來往使者和商舶，對進出口商品征收關稅。②、1010年，宋真宗辟廉州和欽州如洪砦為與交趾(越南)互市口岸，直至南宋滅亡，共200余年。這將有利于北海地區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往來。廉州港(即北海港)已成為當時我國對外開放的十大港口之一。據《廉州府志》載：“自廉(即北海港)航海，一日之程即交趾(越南)。③、朝廷派內侍等重要官員到國外開拓貿易。④、授商以官，對招商有貢獻的商人賜予一定的官職。
2、禁止以金銀與外國貿易，在以物換物的交易中提高了瓷器在貿易中的地位。據《宋史·食貨志》載，到了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臣僚言以金銀博買，泄之遠夷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錦綺、瓷漆之屬博易”。這樣，金銀錢幣不再用于海外貿易，而瓷漆絲綢成了海外博易的主角。外銷的陶瓷，主要來自民窯，這就大大刺激東南沿海民窯陶瓷業的發展。又據《簡明廣東史》載，南宋時廣東已開始使用紙幣，到元代市舶條件更為完備，市舶貿易普遍使用紙鈔。元初即已印行“中統鈔”。市舶貿易流通手段的進步，也促進外貿的發展，出口商品“仍以瓷器和絲綢為大宗。”
3、航海技術的進步，也促進外貿的發展。主要反映在船舶指南針的應用及造船技術的進步。在宋代，廣東、福建的造船業當時處于世界先進行列，據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六載，宋代商舶木蘭舟“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可見當時造船已很發達。有的船甚至可載千人。宋代朱或的《萍洲可談》，沈括的《夢溪筆談》等書，都記載有羅盤的科學原理。航船根據羅盤、天象、景物等因素，可作科學的航海定位。航海技術的進步為陶瓷的對外輸出提供了交通安全保證。
4、瓷窯燒造技術的進步，也促進對外貿易及瓷業的發展。在宋代，我國北方的少數民族，先后建立了遼、金、元政權，并多次南下用兵。據《元豐九域志》載，南宋時，有不少士民從中原往生活環境相對穩定的南方遷移。在南遷士民中，也有不少有制瓷技藝的手工業工匠。他們的加入使南方瓷業的制作工藝和燒造技術，都得到很大的進步。如對瓷土注意了選擇、提煉和因材施釉，在紋飾題材、制瓷種類、施釉顏色等方面都有所進步。在燒造技術方面，窯爐也從半倒焰式的饅頭窯改為平焰式的龍窯。龍窯多以山坡或堆土傾斜建筑，窯長數十米，形似長龍。其特點是升溫、降溫都快，生產周期短、產量大、成本低。同時，還用上了觀察窯溫的火照(試溫標)。由于瓷窯燒造技術和工藝水平的進步，既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又擴大了生產規模，促進瓷業和外貿的發展。
成書于南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年)的《諸蕃志》一書，作者趙汝適列舉了當時亞洲有15個地區或國家，是用瓷器進行貿易的。其中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單馬令、凌牙斯加、佛羅安、蘭無里、細蘭、南庇、麻逸、渤泥等國，即今亞洲的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印度，非洲的坦桑尼亞等國家。
陳炎教授的《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和貢獻》一文載：“到了宋代，不只是中國絲綢、瓷器，連中國的發明創造如指南針、火藥、造紙和活字印刷術等，也通過阿拉伯、波斯等國商人，經由這條航路而傳入歐洲。”該文還指出：“元、明兩代為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極盛時期。這時，海外航路和對外貿易發展到最高潮……從輸入商品的產地推知，同我國貿易的地區的國家已擴大到亞、非、歐、美各大洲。”
日本三上次男教授的名著《陶瓷之路》一書也指出：在阿拉伯半島的東岸、北岸、南岸都發現有中國的瓷器?！吨袊糯稍诜侵薜陌l現》一書又指出：在“紅河岸邊的庫賽爾也出土有宋代越窯青瓷、龍泉窯瓷器，和景德鎮、南方地區的青白瓷”。北海宋元瓷窯生產的是“南方地區的青白瓷”，這些青白瓷，在通往東南亞、非洲等地的海上絲瓷之路貿易中，應占有相當的份額。
四 明清古窯址與海上絲瓷之路
明清時期，除宋元時期延燒至明的上窯、中窯、下窯、東窯、西窯和黃麗窩缸瓦窯外，明代始燒的有嶺底缸瓦窯、沙田大窯和北窯、豹貍缸瓦窯。清代始燒的有赤江窯、小江窯等。
嶺底缸瓦窯 位于北海市銀海區靖海鎮，嶺底村公所北約1公里的缸瓦窯村的西側。因該窯毗鄰嶺底村公所，權且稱之為嶺底缸瓦窯。窯址沿著海岸邊分布，南北長約幾百米。該窯是我和桂林李鏵于1998年12月考察發現的。當時調查缸瓦窯村82歲的盧翁，他說以前這里有四條窯燒缸瓦，他小時侯已不生產了，也許在民國前已停燒。經初步調查，發現該窯有三條龍窯的痕跡，廢品堆積層較厚。龍窯長約30米，窯室寬約2米多。窯床依海岸邊的山坡而建。在窯址南方，有一深水大塘，這應是以前取瓷土時挖深的。
該窯燒造的主要是日用陶瓷器，也有建筑陶瓷和宗教用瓷。日用瓷器有：甕、碗、碎、煲、壇、缸、杯、壺、瓶、盆、網墜、筒瓦等多種，大小器均有，瓷胎有厚有薄。
采集的部分殘器標本有：甕。有大小多種。大甕口徑12公分，圓口，短頸，寬背，弧腹，外施青黃色釉，施釉不到底。
砵。有大小幾種。大砵口徑約30公分，外施釉不到底。矮砵高8公分，口徑約18公分，子母口，施褐色釉。有些磨砵，砵內布滿交叉刻痕。
檐口壇。外弧檐，弧腹，平底，內口徑約11公分，外口徑約20公分，外施青黃色釉，有蓋。
碗。有幾種類型。有些足底有一小乳突，施青黃色釉，有開片，釉色潤澤光亮，碗內底有青花點，澀圈疊燒。有些碗內印有青花梵文。有的碗外壁也印有青花梵文，碗底乳突周圍有一小圓圈，圈足直徑6.5公分，足跟不施釉。有的小碗小圈足，足跟平切，足墻和碗底不施釉，沙底。有的碗內外釉色潤澤，呈青綠色，有開片，足跟兩邊斜削不施釉，圈足直徑8公分。
魂瓶。宗教瓷器作陪葬用。采集到的魂瓶高約16公分，魂瓶蓋如笠帽狀，直徑9公分，頂有一圓形紐。圓紐周圍在一直徑5.5公分的范圍內塑有5朵蓮瓣紋，施青黃色釉。
網墜。呈長方扁圓形，陶質，長6公分，寬3.5公分，厚1.5公分，有兩個系繩圓孔，圓孔直徑1公分。
壺。卷沿口，短頸，平腹，流與口沿平，施青黃色釉，釉色光亮潤澤，口沿直徑5.5公分，外施釉不到底。有些壺較大，釉色夾有黑斑。
窯具。有墊餅、匣砵等。墊餅呈扁圓形，直徑約10公分，底面均有兩小圈，厚約1.5至2公分。
漢筒瓦頭。采集到一件。該窯是不是在漢朝時燒過筒瓦?因該窯尚未發掘，只有一件孤證，未敢定論。
該窯緊靠海邊，瓷土豐富，水上運輸方便，從廢品堆積層看，此窯規模較大，燒造時間較長。1999年5月15日，我在市文物所將該窯采集到的瓷片，拿給我的老師著名古陶瓷專家張浦生教授看。他說從魂瓶、壺等瓷片看，應是元代或明代的。碗的釉多泛青，有貼花，應是清代的。由此大體上可判斷，該窯為明清窯址應是沒有問題的。
上新大窯 位于沙田鎮上新村公所北約1公里的大窯村內。據《合浦地名志》載，大窯村“未建村前，此地建有三座大窯燒磚瓦”故名大窯村。上新大窯西北距永安城約2公里，西南距上新村公所約1公里。大窯遺址有幾個足球場那么大，中間有一大水塘。大水塘應是以前挖陶土時形成的。水塘周圍有些古窯址，散落及堆積的瓦片較多。在水塘邊也發現有缸瓦窯，所燒的有碎、瓶、壺之類日用器皿。散落的瓷片火候不高，釉質較差。
在上新大窯北面約4公里，還有一個窯址叫北窯，位于山口鎮丹兜村公所東南方約1.5公里，據老人說，北窯與大窯所燒造的產品以及燒造年代基本相似。修筑永安城時，大窯和北窯均為該城燒磚瓦。據《珠鄉風情錄·永安古城遺址》載，永安古城于明代初興建，“該城周長四百十一丈，高一丈八尺，寬一丈五尺，城壕周長五百丈”，于明成化和嘉靖年間曾重修。永安古城的修筑，需要磚瓦是巨大的。大窯和北窯距永安城幾乎相等，約2公里，分別位于永安城的東南方和東北方。均為明代窯址。
赤江窯 位于鐵山港區南康鎮石頭埠村公所西北約2.5公里的赤江，臨近鐵山港海灣，水上交通方便。赤江窯建于清咸豐(1851-1862)年間，同治(1862-1875)年間由吳正仁三兄弟建“白碎窯”，廠號為“義和祥”，生產碎、盆、煲、缸等日用瓷器，而以白碎為主，白砵最負盛名。清末，赤江增建了“伯公窯”和“中間窯”，工人發展到200多人，有6條窯口和一條碗窯，年產陶瓷20多萬件。產品有煲、砵、盆、碗、碟、缸、杯、壺等多種。民國期間，仍有6、7條窯燒造，并組建了“同益公司”。赤江盛產瓷土(高嶺土)。赤江高嶺土含鋁量占22％至30％，鋁能耐高溫。赤江窯除生產白砵外，沙煲也很負盛名。耐高溫達220度至420度。赤江窯的產品總的來說具有耐高溫、抗擊性強，沒有毒素等特點，遠銷國內外。毛主席紀念堂的壁雕也選擇赤江的陶土制作。
豹貍缸瓦窯 明代窯址。位于合浦縣石康鎮豹貍村公所缸瓦缸村的北面，距缸瓦窯村約700米。臨近武利江邊，順江水直下約4公里，便到直通北海的南流江，水上運輸方便。該窯燒造的器物有甕、罐、缸、砵、盆、壺、磨碎等日用陶瓷。據合浦縣博物館普查登記載：該窯包高約7米，長約60米，為龍窯。窯址周圍陶瓷殘片很多。
小江窯 明清時期，屬合浦縣的小江窯(今屬浦北縣)規模較大，所燒瓷器質優價廉，遠銷國內外。據載：小江窯建于明崇禎(1628-1644)年間，由小江人到景德鎮學藝回來后建造的。所燒瓷器潔白輕巧，能耐高溫。直到清道光(1821-1851)年間，在小江“馬路坡先后建成瓷窯八條：張屋窯、上信窯、中間窯、老窯、四柱窯、高窯、廣仁窯、塘角窯”，燒制的產品有碗、盆、壺、杯、花瓶等。青花瓷、五彩花瓶質量都很好。該窯的產品大多都是經北海港出口。據請來的江西師傅鑒定，該窯瓷器質量僅次于江西瓷器。北海市收藏研究會的部分會員，也收藏有小江窯多件陶瓷藏品。
明朝時，北海地區創燒窯加上前代延燒的瓷窯已有成10條，以每條窯每次裝燒器物2萬件計，每年裝燒2次，全年就燒造40萬件。到清朝，北海地區還有兩三個窯口生產，年產陶瓷也有幾十萬件之多。據《合浦縣志·人口》載，明嘉靖元年(1522年)，合浦縣境人口為11,822人；崇禎三年(1630年)，合浦縣境人口為15,467人：清康熙七年(1668年)，合浦縣境人口為7,048人；道光八年(1828年)，全縣人口為26,528人。按照當時的人口，明清時期陶瓷器生產若單在本地消費，肯定是供過于求的。憑著地緣優勢，北海地區的陶瓷產業，顯然是要通過海上絲瓷之路，尋求生存和發展空間的。
日本三上次男教授的《陶瓷之路》一書指出：在阿拉伯半島出土的中國瓷，既有宋元時期的青瓷、青白瓷，也有青花瓷。青花瓷既有元朝的，也有明清時期的。
北海嶺底缸瓦窯燒制的梵文青花碗，有與佛教信仰相維系的梵文紋飾。這種碗很有可能通過“海上陶瓷之路”銷往泰國、印度或非洲其他佛教盛行的地區。
有文獻記載，北海明清時期有瓷器銷往海外。《合浦縣志·經濟篇》載，于清代及民國年問，合浦生產的“缸、盆、砵、砂煲等粗瓷及粗瓷碗，有部分出口”。寫于清末的《北海雜錄·商務》載：“每年九、十月間，有大海波渡十余艘，載鑊、瓦器往星加坡”。瓦器，即陶瓷器。《北海口岸外貿志》也指出：“北海開埠后……當時合浦、北海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已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如小江生產的瓷器，質優價廉，每年有大量經北海銷往廣州……及至新加坡等南洋地區。”除小江窯的產品經北海口岸外銷外，欽州的泥興陶也從北?？诎冻隹?。據《北海關十年報告(1902-1911)》載：“欽州生產的質地精良的陶器……這種陶制品實在是如此精美，官員們已經先后把一些實物作為貢品奉送給帝國宮廷。”由于欽州泥興精美，清代從北海El岸出口的欽州泥興陶也不少。
1986年12月，《考古》刊載《廣西合浦上窯窯址發掘簡報》一文，認為上窯、下窯等窯址在明朝之所以“興燒”，是“與合浦縣白龍采珠場有著密切的聯系”。我看這只是表面原因，不是主要原因。即使到明代，上窯、下窯等窯址也有成十處，窯爐數十座，每年生產至少也有幾十萬件瓷器。而那時雷、廉兩府所使用的珠民，據當時粵督林富統計，也是“共夫二千名”。二千珠民也用不了多少陶瓷，也推動不了北海明代窯址的“興燒”。
為何明清時期北海的古窯址還那么興盛，“海上絲瓷之路”仍很通暢呢?大概有如下幾個原因：
1、明清兩代前期均國力強盛，中外貿易興旺，為陶瓷業的發展和海上絲瓷之路通暢創造了有利條件。
明代前期永樂年間，明王朝派鄭和率領船隊七下西洋。他的船隊十分龐大，擁有60多艘可容2萬人以上的寶船，再加上中小型船只共200余艘，人數達26萬人，大大提高明王朝的威望及與西洋的溝通。據《北海口岸外貿志》載，那時“安南(越南)、占城(今越南中部)、暹羅(泰國)、真臘(柬埔寨)等國的商人紛紛抵廉州，與我國進行貿易。明朝大批商人亦從廉州抵東南亞進行貿易。”明嘉靖年問(1522—1566年)，廉州官府開辟了從冠頭嶺前往安南海東府、海陽府、新興府等地的不定期直達海上航線，當時冠頭嶺一帶已是“南北皆澳海船艤焉”，是商舶云集之地。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7月，清廷平定臺灣后，禁海及遷界取消，中外貿易又再度興旺，據《廉州府志·度廉州海道》(乾隆版)載：那時的廉州“圣朝之威遠播，薄海之風外洋，各國夷商無不航海梯山源源而來，現在幅輳肩摩，實為邊海第一繁庶之地”。商路的暢通，為海上絲瓷之路的暢通，及瓷業的發展創造了機遇和條件。
2、陶瓷燒造技術和航海技術的進步，也是北海制瓷業及“海上絲瓷之路”繁榮的原因之一。
據《簡明廣東史》載：“明代，廣東的陶瓷業也有很大的發展，窯址遍及全省各地……嘉靖前多為青釉瓷器，屬疊燒；嘉靖后，開始燒制青花瓷，改用匣缽單件燒，器形制作精巧。”在北海下窯和嶺底缸瓦窯的殘窯堆中，也發現有匣缽等窯具。明中葉以后，由于航海技術及造船技術的進步，船舶的噸位在增大，對外航線也在增加。對外貿易的發展，促進了北海陶瓷業及“海上絲瓷之路”的繁榮。
3、民間貿易逐漸取代了朝貢式的官方貿易，北海稅率相對較低。
明中葉，隆慶元年(1567年)開始，持續一千多年的朝貢式官方貿易逐漸讓位于民間貿易，即“易公販而私販”，有利于促進陶瓷等民間貿易的發展。此外，北海稅率相對較低。咸豐八年(1858年)，根據中英《天津條約》附約規定，除絲、茶、鴉片外，所有進出口貨物一律按“值百抽五”征稅，即只征稅5％，但北?？诎兜恼鞫惗惵蕝s低至4％，進出口綜合稅率僅為4.7％。1876年中英《煙臺條約》有特殊規定：“各口租界，作為免收洋貨厘金之處”。但在北海，凡是外國商品運往內地，只交納2.5％的子口稅。由于北?？诎抖惵实?，有利于外貿進出口，因而促進北海制瓷業及“海上絲瓷之路”的繁榮。雖然明清時期有段時間實行海禁，但在巨大的商貿利潤驅動下，民間海商走私販運絲綢和陶瓷仍非常盛行。
總之，北海古窯址經歷了秦漢時期的創燒期，隋唐時期的發展期，宋元時期的興盛期，及明清時期的延燒期，長期汲取和蓄納南北良工之精華，在學習、繼承和創新中不斷發展。
北海古窯址的發展，與“海上絲瓷之路”的開拓和對外開放密切相連。北海古窯址憑著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優勢，通過“海上絲瓷之路”，拓展產品的銷售市場和生存發展空間。
北?？诎?，通過“海上絲瓷之路”向東南亞、非洲和歐洲等地傳播北海的陶瓷、絲綢等物質文化，是國際口岸的標志，是國際經濟文化交流的一個組成部分。
北海陶瓷文化歷史悠久。經濟交流是文化交流與傳播的重要途徑。北海古窯址，為促進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為“海上絲瓷之路”的繁榮，曾作出過積極的貢獻。
